现如今，无论大中小城市，哪个地方官员可能都会说上一句，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是，真正付诸行动，管理者和执法者却是以不变应万变，挥动“程咬金的三板斧”：一曰“禁止”，二曰“罚款”，三曰“暴力”。
“城管”的初衷不能说不好——“道路通畅”、“市容美化”、“环境卫生”……一直到“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据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披露：“全国竟有183个城市提出了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但是，“国际化大都市”毕竟是需要经济实力的，而经济实力又是不可能在朝夕之间一蹴而就的。正门正道不好走，就玩起了旁门左道，什么“无亭（报刊亭、售货亭）区”、“无摊城市”，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摆摊服务的修理工匠，都成了城市管理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在“治理整顿”的大旗下，禁止设摊！违者罚款！暴力执法！都成了为响当当“政绩”搭桥铺路的必要手段。更悲哀的是，中国社会还就认这个。评价一个城市，常常听到的是：“很整齐”、“很干净”、“很漂亮”……于是下结论：管理者有魄力，有能力，会办事。然而，老百姓生活如何？就业状况怎样？反而倒置之脑后了。更有甚者，暴力执法，暴力抗法，以暴制暴，以暴易暴，怨怨相报……“城市管理”居然经常与这些血腥的字眼甚至生命的丧失挂起钩来。
要对中国的城市管理思想正本清源，可能就得从城市的基本功能谈起了。在中国很多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常常听到“先有某某市，后有某某城”，这里说的是，集市往往是城市形成的先导。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说，“确定一个地方是否为城市的最重要的因素，不在乎其规模，而在于其居民的谋生方式”。从一开始，城市中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就是摆摊设点提供各种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服务。因此，手工艺匠人和小商小贩也就成了最早的城市居民。
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轨道以后，城市的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即使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的城市社会中，小市民们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仍然保持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在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著作中是这样描述现代城市的功能的：“城市属于谁？……成千上万生活在经济增长边缘的‘城市用户’对城市拥有的权利同样重要，但却通常不受重视”。“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到2025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需要10亿个就业机会来维持相应的人口增长。要靠正式经济来提供所有这些工作机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大量无法在主流经济体系中容身的劳动力被非正式经济所接纳”，“非正式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于它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家庭在城市中生存下来”。
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和相关的国际组织早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可持续生计。在1995年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中是这样表述的：“使所有男人和妇女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获得可靠和稳定的生计”。也就是说，要支持和帮助一部分被正规（正式）的劳动力市场排斥在外的城市劳动力人口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并可以持续获得收入的谋生手段，而做小生意、小手艺这些自古以来城市居民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就应该得到格外的重视。实际上，只要允许个人在合适的路段摆摊设点，他就能挣钱养家，于是这一家人就有了“生计”，而且是源源不断“可持续”的。
综上所述，城市管理应该充分体现新形势下城市管理者的政治智慧：弃“禁止”而重“疏导”，少“罚款”而多“教育”，反“暴力”而倡“和谐”。
首先，在城市中近居民区的非主要街道和小区中空闲的场地上，可以由城管发证，与社区服务相联系，定时定点地准许摆摊设点，为附近的社区居民提供所需要的服务。对于这一类社区层面的小本生意，可以考虑不收税费或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税费。从表面看，这样做，似乎在政府在税收和管理成本方面吃了亏，但实际上因为小本生意可以使就业弱势群体自食其力，相应地就减少了一部分居民的福利依赖。改革以来，一直存在着是持续输血维持生存还是帮助恢复造血功能的争论，对有劳动能力的人，明智的选择肯定是后者，毕竟在目前的城市低保对象中，有劳动能力的要占到50—70%。所以，对手工艺匠人和小商小贩采取适当的“放水养鱼”的管理策略，肯定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
其次，如果不是以既得利益群体获取某种小团体利益为目标，动辄罚款肯定不是城市管理的明智选择。对于被管理者，常常被不痛不痒地罚点款，最终的结果只会是麻木不仁，念一声“倒霉”事情就过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罚款最好作为城市管理最后的威慑性手段。譬如“移植”交通管理罚分的方法，但不要罚分和罚款并举，而是在给定的分值被罚完后，重重地罚一笔，这样的警示作用实际上会大于现在的罚分和罚款并举的方法。当然，在平常罚分的同时还要加强教育，使违章违法者知道错在哪里，口服心服地真正产生痛改前非的诚意。
第三，暴力执法一定要废止，和谐执法才是城市管理的发展前景。因此，城管人员的素质一定要提高，可以考虑用具有社会工作者资格的人员或经过社会工作学培训的人员来进行管理，把社会工作的个案方法和小组方法引入城市管理。使城市管理转向对城市中的就业弱势群体的提供帮助他们找到可持续生计的社会服务，并且可以进一步具体地教会他们合法经营乃至理性地理财，从而使他们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
“城管”的初衷不能说不好——“道路通畅”、“市容美化”、“环境卫生”……一直到“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据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披露：“全国竟有183个城市提出了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但是，“国际化大都市”毕竟是需要经济实力的，而经济实力又是不可能在朝夕之间一蹴而就的。正门正道不好走，就玩起了旁门左道，什么“无亭（报刊亭、售货亭）区”、“无摊城市”，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摆摊服务的修理工匠，都成了城市管理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在“治理整顿”的大旗下，禁止设摊！违者罚款！暴力执法！都成了为响当当“政绩”搭桥铺路的必要手段。更悲哀的是，中国社会还就认这个。评价一个城市，常常听到的是：“很整齐”、“很干净”、“很漂亮”……于是下结论：管理者有魄力，有能力，会办事。然而，老百姓生活如何？就业状况怎样？反而倒置之脑后了。更有甚者，暴力执法，暴力抗法，以暴制暴，以暴易暴，怨怨相报……“城市管理”居然经常与这些血腥的字眼甚至生命的丧失挂起钩来。
要对中国的城市管理思想正本清源，可能就得从城市的基本功能谈起了。在中国很多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常常听到“先有某某市，后有某某城”，这里说的是，集市往往是城市形成的先导。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说，“确定一个地方是否为城市的最重要的因素，不在乎其规模，而在于其居民的谋生方式”。从一开始，城市中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就是摆摊设点提供各种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服务。因此，手工艺匠人和小商小贩也就成了最早的城市居民。
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轨道以后，城市的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即使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的城市社会中，小市民们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仍然保持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在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著作中是这样描述现代城市的功能的：“城市属于谁？……成千上万生活在经济增长边缘的‘城市用户’对城市拥有的权利同样重要，但却通常不受重视”。“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到2025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需要10亿个就业机会来维持相应的人口增长。要靠正式经济来提供所有这些工作机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大量无法在主流经济体系中容身的劳动力被非正式经济所接纳”，“非正式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于它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家庭在城市中生存下来”。
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和相关的国际组织早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可持续生计。在1995年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中是这样表述的：“使所有男人和妇女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获得可靠和稳定的生计”。也就是说，要支持和帮助一部分被正规（正式）的劳动力市场排斥在外的城市劳动力人口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并可以持续获得收入的谋生手段，而做小生意、小手艺这些自古以来城市居民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就应该得到格外的重视。实际上，只要允许个人在合适的路段摆摊设点，他就能挣钱养家，于是这一家人就有了“生计”，而且是源源不断“可持续”的。
综上所述，城市管理应该充分体现新形势下城市管理者的政治智慧：弃“禁止”而重“疏导”，少“罚款”而多“教育”，反“暴力”而倡“和谐”。
首先，在城市中近居民区的非主要街道和小区中空闲的场地上，可以由城管发证，与社区服务相联系，定时定点地准许摆摊设点，为附近的社区居民提供所需要的服务。对于这一类社区层面的小本生意，可以考虑不收税费或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税费。从表面看，这样做，似乎在政府在税收和管理成本方面吃了亏，但实际上因为小本生意可以使就业弱势群体自食其力，相应地就减少了一部分居民的福利依赖。改革以来，一直存在着是持续输血维持生存还是帮助恢复造血功能的争论，对有劳动能力的人，明智的选择肯定是后者，毕竟在目前的城市低保对象中，有劳动能力的要占到50—70%。所以，对手工艺匠人和小商小贩采取适当的“放水养鱼”的管理策略，肯定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
其次，如果不是以既得利益群体获取某种小团体利益为目标，动辄罚款肯定不是城市管理的明智选择。对于被管理者，常常被不痛不痒地罚点款，最终的结果只会是麻木不仁，念一声“倒霉”事情就过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罚款最好作为城市管理最后的威慑性手段。譬如“移植”交通管理罚分的方法，但不要罚分和罚款并举，而是在给定的分值被罚完后，重重地罚一笔，这样的警示作用实际上会大于现在的罚分和罚款并举的方法。当然，在平常罚分的同时还要加强教育，使违章违法者知道错在哪里，口服心服地真正产生痛改前非的诚意。
第三，暴力执法一定要废止，和谐执法才是城市管理的发展前景。因此，城管人员的素质一定要提高，可以考虑用具有社会工作者资格的人员或经过社会工作学培训的人员来进行管理，把社会工作的个案方法和小组方法引入城市管理。使城市管理转向对城市中的就业弱势群体的提供帮助他们找到可持续生计的社会服务，并且可以进一步具体地教会他们合法经营乃至理性地理财，从而使他们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