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朱学勤先生对上海中学历史教科书修改的一番评论，曾在网上引起热议。本人是赞同朱先生观点的，但其中一点——朱对上海作为殖民地的历史评价——似乎成了朱的软肋，在朱遭受反对意见的抨击时，本人也觉得理亏气短，竟然一时无言反驳，只能听任别人“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乱扣。
反朱的人指出，你朱学勤竟然无耻赞美殖民，这岂不是为日本侵略者招魂吗？这顶帽子着实厉害。笔者未能与朱先生谋面，不知他所首肯的殖民是否包含了日本对上海与中国的侵略？窃以为，朱在评述西方殖民的功过时，可能犯了一个上海人都容易犯的错误——未将西洋与东洋的殖民加以区别。
上海之所以形成不同于全国的“海派文化”及上海人成为中国一个迥异的族群，显然与西洋殖民的影响有关。这是一座在西洋殖民下成长起来的城市。外地人可能不知道，上海方言并非上海本地人的语言，完全是江浙方言加上“洋泾浜”英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城市语言。上海本地话与上海话的差距很大，以致上海市民一般很难全部听懂本地人的方言，这在全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大量江浙移民在短期内涌入这个沿海小渔村，竟然没有时间将当地土著的语言消化吸收。
在上海人的潜意识中，说到殖民，一般都会联想到英法租界中的西洋人（高鼻头），绝少会与日本的侵略等同起来。朱先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可能受此潜意识影响，不假思索地将日本的侵略排除在殖民之外。
应该说，上海市民的这种潜意识是错误的，日本对上海的侵略与欧美在上海的殖民在本质上并无差别，是一回事。难道日本对中国、对上海的侵略不是殖民吗？或问，难道欧美对上海的殖民不是侵略吗？但为何上海人、包括象朱这样的学者会在潜意识上将这二者作出截然不同的区别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东洋人留给上海的印象
东洋人（老派的上海人对日本人的习惯称呼）在上海的殖民是在19世纪末的辛丑条约后才兴起的，比英法老牌殖民者晚了几十年。日本殖民，其侨民多积聚于上海东北角的虹口一带，日方援引英法租界的先例，要在虹口设立日租界。对于日本的要求，清廷原本是打算答应的，但闻听此讯的列强如俄、美、德诸国也纷纷提出类似要求。为平息众怒，清廷于是提出在上海虹口设立公共租界。但不知何故，上海的虹口一带一直被市民认为是日租界。
上海人对东洋人的印象一向是不好的，不仅因为东洋人的生活水平与上海人所差无几，还因为东洋商品质量的差劲——滑头货——基本就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英法租界在上海被称为“上只角”，日本的租界虽然也是洋房连片，却与中国市面的闸北杨浦一样被称作“下只角”。
东洋人真正给上海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在于日本对上海的军事侵略和军事占领。军事侵略中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把一个中国市面的闸北自开埠以来的建设成就基本夷平，市民死伤不计其数（粗略统计约有十几万人），使上海闸北的城市建设一直到21世纪都无法恢复到日本轰炸之前的水平。这是面对西洋殖民的上海人从未遭遇的经验，由此激起了上海市民几代人对东洋人的仇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上海的英法租界，西方侨民大多被日军关进集中营。而这一时期留给上海的记忆则是“户口米”。上海的户籍制度，是在东洋人手里建立的。由于战争导致的饥荒，日军对粮食实行计划控制，每户居民凭户口簿上载明的人数购粮。这样使上海在三百六十行之外又多了一个穿越日军封锁线“背米”的行当，有不少穷苦市民因此死于日军的枪弹之下。
二战前的上海租界，是象香港一样的自由区域，文人在这国中之国的地区，有较多的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未曾有过的情形。及至日本占领租界后，自由的“孤岛”消失，使上海市民初次尝到“舆论导向”的滋味。
相对于西洋人殖民带来的文明、法治与科技，东洋人留下的只有暴力、恐惧和匮乏。这自然令上海人将日本的殖民归入侵略而非与西洋一样的殖民范畴了。
三，东西洋殖民的差异
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在二战时也曾在南洋一带实行殖民统治，虽然他们打的旗号是大东亚共荣、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等，后果恐怕与在上海的作为一样——当地人民对之仇恨更甚于对西方殖民者。
何以同样殖民，东西洋的差距竟会如此之大？难道黄种人就是不如白种人，就连作强盗也是白种人文明些？这个问题的实质当然不是人种的差异，而是文化的差异，具体说来就是理性、合理性程度的差异。西洋基本是以理服人，东洋则是以力服人。
工业文明的西洋文化虽然也崇尚实力和暴力，但是他们在此之外还有更深厚的理性主义、合理主义的文化和滋生于此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东洋则除了经济实力与军事暴力之外，只有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具体说来是经验－体验主义范畴的实用主义和中古时代的武士道精神。
要说西洋强盗文明、富有博爱精神，那是胡扯。他们决不会象对待自己的亲属、同胞一样对待殖民地的土著。但由于理性主义、合理主义的文化传统，他们即使在作强盗时，也讲究合理性与可持续性，这就使他们的统治变得可以忍受，加之他们带来的先进科技与自由民主的文化观念，客观上对处于传统状态的殖民地人民的发展进步起了推动作用。
我们过去的历史教科书在谈到西方殖民史时，往往只讲其非正义性，绝少提到其合理性的一面。新编的历史教科书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两重性，应该说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的。朱先生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肯定新编教科书的。
侵略、殖民，这是非正义的，但西洋殖民者的统治却是有较强的合理性的。东洋人的侵略、殖民也是非正义的，而他们的统治更是缺乏合理性，充满残暴性。
理性主义、合理主义讲究不做损人不利己的蠢事，讲究不以善小不为、不以恶小为之。譬如在上海英法租界，除了禁止随地便溺外，还禁止倒提鸡鸭。对于前者，中国的士人尚能理解，但对于后者，就不免认为是洋人的伪善与迂腐了。及至细想之后，这一点还是震撼了中国士人之心——这不正是古之君子的宅心仁厚吗？即使对行将宰杀的禽兽亦不妄添其苦，况乎人民？
以此反观日本，除了状似匪类的武士道，他们又能提供什么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的价值观呢？日本虽然一再表白要脱亚入欧，其骨子里仍是亚细亚传统的专制主义。以这样落后的法西斯价值观来奴役已经西化的上海，这就如蒙元与满清对中原的入侵一样。所以胡适先生说，日本要征服中国，先要征服中国人的心，就像西洋人征服上海人的心一样。
因此，如果从殖民的角度来说，东西洋的殖民都是非正义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东西洋的殖民差异又是巨大的，前者具有合理性，因而对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后者则无合理性，对上海、中国只具破坏性。
四，东洋人留给上海的教训
二战结束已过一个甲子，世人再次目睹了东洋人的二度崛起。夹在东西洋之间的上海，已然没有了老派上海对东洋的鄙夷，在这个崇洋媚外的城市里，年轻一代的上海人对日本人的尊崇已与对西洋人一样。但是，在他们的父兄那里，血腥的记忆还是存在，并不因今日东洋的富庶而有所淡化。年轻人也许会认为这是老一代人的偏见，以为作为经济动物出现的东洋人与他们的前辈完全不一样。事实果真如此吗？
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这与二战前期日本的军事力量一样，仍旧是“和魂洋才”观念指导下的产物。所谓“和魂洋才”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期的口号（其前期的口号是“全盘西化”），意即以日本传统文化为魂，辅以西洋才技。传统的日本文化就是沙文主义加实用主义。理性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进入日本人的文化，却无法渗透进“和魂”。日本人的脱亚入欧实际是骗人的把戏，任何人只要比较德国与日本对二战的态度就能看出这一点。
今日日本人财大气粗，自以为就如当年的皇军一样，可以凭着财力奴役他人。所幸财富毕竟不同于暴力，东洋人始终无法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富庶的日本人对此大惑不解，为何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出钱不少，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难道他们只能成为经济动物吗？关键是他们没有拿得出手的理念，他们那肮脏见不得人的“和魂”，正是为四邻诟病的原因。
东洋人的教训应为正在崛起的上海吸取。这个世界最终是按照“理”运行的，人心只遵从普世的价值理念，而不是暴力与金钱。因此，欲图以非理性的廉价商品和慷慨馈赠来赢得尊敬，与当年皇军的暴力一样，只能是镜花水月。
2007－04－30
朱学勤先生对上海中学历史教科书修改的一番评论，曾在网上引起热议。本人是赞同朱先生观点的，但其中一点——朱对上海作为殖民地的历史评价——似乎成了朱的软肋，在朱遭受反对意见的抨击时，本人也觉得理亏气短，竟然一时无言反驳，只能听任别人“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乱扣。
反朱的人指出，你朱学勤竟然无耻赞美殖民，这岂不是为日本侵略者招魂吗？这顶帽子着实厉害。笔者未能与朱先生谋面，不知他所首肯的殖民是否包含了日本对上海与中国的侵略？窃以为，朱在评述西方殖民的功过时，可能犯了一个上海人都容易犯的错误——未将西洋与东洋的殖民加以区别。
上海之所以形成不同于全国的“海派文化”及上海人成为中国一个迥异的族群，显然与西洋殖民的影响有关。这是一座在西洋殖民下成长起来的城市。外地人可能不知道，上海方言并非上海本地人的语言，完全是江浙方言加上“洋泾浜”英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城市语言。上海本地话与上海话的差距很大，以致上海市民一般很难全部听懂本地人的方言，这在全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大量江浙移民在短期内涌入这个沿海小渔村，竟然没有时间将当地土著的语言消化吸收。
在上海人的潜意识中，说到殖民，一般都会联想到英法租界中的西洋人（高鼻头），绝少会与日本的侵略等同起来。朱先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可能受此潜意识影响，不假思索地将日本的侵略排除在殖民之外。
应该说，上海市民的这种潜意识是错误的，日本对上海的侵略与欧美在上海的殖民在本质上并无差别，是一回事。难道日本对中国、对上海的侵略不是殖民吗？或问，难道欧美对上海的殖民不是侵略吗？但为何上海人、包括象朱这样的学者会在潜意识上将这二者作出截然不同的区别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东洋人留给上海的印象
东洋人（老派的上海人对日本人的习惯称呼）在上海的殖民是在19世纪末的辛丑条约后才兴起的，比英法老牌殖民者晚了几十年。日本殖民，其侨民多积聚于上海东北角的虹口一带，日方援引英法租界的先例，要在虹口设立日租界。对于日本的要求，清廷原本是打算答应的，但闻听此讯的列强如俄、美、德诸国也纷纷提出类似要求。为平息众怒，清廷于是提出在上海虹口设立公共租界。但不知何故，上海的虹口一带一直被市民认为是日租界。
上海人对东洋人的印象一向是不好的，不仅因为东洋人的生活水平与上海人所差无几，还因为东洋商品质量的差劲——滑头货——基本就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英法租界在上海被称为“上只角”，日本的租界虽然也是洋房连片，却与中国市面的闸北杨浦一样被称作“下只角”。
东洋人真正给上海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在于日本对上海的军事侵略和军事占领。军事侵略中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把一个中国市面的闸北自开埠以来的建设成就基本夷平，市民死伤不计其数（粗略统计约有十几万人），使上海闸北的城市建设一直到21世纪都无法恢复到日本轰炸之前的水平。这是面对西洋殖民的上海人从未遭遇的经验，由此激起了上海市民几代人对东洋人的仇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上海的英法租界，西方侨民大多被日军关进集中营。而这一时期留给上海的记忆则是“户口米”。上海的户籍制度，是在东洋人手里建立的。由于战争导致的饥荒，日军对粮食实行计划控制，每户居民凭户口簿上载明的人数购粮。这样使上海在三百六十行之外又多了一个穿越日军封锁线“背米”的行当，有不少穷苦市民因此死于日军的枪弹之下。
二战前的上海租界，是象香港一样的自由区域，文人在这国中之国的地区，有较多的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未曾有过的情形。及至日本占领租界后，自由的“孤岛”消失，使上海市民初次尝到“舆论导向”的滋味。
相对于西洋人殖民带来的文明、法治与科技，东洋人留下的只有暴力、恐惧和匮乏。这自然令上海人将日本的殖民归入侵略而非与西洋一样的殖民范畴了。
三，东西洋殖民的差异
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在二战时也曾在南洋一带实行殖民统治，虽然他们打的旗号是大东亚共荣、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等，后果恐怕与在上海的作为一样——当地人民对之仇恨更甚于对西方殖民者。
何以同样殖民，东西洋的差距竟会如此之大？难道黄种人就是不如白种人，就连作强盗也是白种人文明些？这个问题的实质当然不是人种的差异，而是文化的差异，具体说来就是理性、合理性程度的差异。西洋基本是以理服人，东洋则是以力服人。
工业文明的西洋文化虽然也崇尚实力和暴力，但是他们在此之外还有更深厚的理性主义、合理主义的文化和滋生于此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东洋则除了经济实力与军事暴力之外，只有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具体说来是经验－体验主义范畴的实用主义和中古时代的武士道精神。
要说西洋强盗文明、富有博爱精神，那是胡扯。他们决不会象对待自己的亲属、同胞一样对待殖民地的土著。但由于理性主义、合理主义的文化传统，他们即使在作强盗时，也讲究合理性与可持续性，这就使他们的统治变得可以忍受，加之他们带来的先进科技与自由民主的文化观念，客观上对处于传统状态的殖民地人民的发展进步起了推动作用。
我们过去的历史教科书在谈到西方殖民史时，往往只讲其非正义性，绝少提到其合理性的一面。新编的历史教科书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两重性，应该说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的。朱先生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肯定新编教科书的。
侵略、殖民，这是非正义的，但西洋殖民者的统治却是有较强的合理性的。东洋人的侵略、殖民也是非正义的，而他们的统治更是缺乏合理性，充满残暴性。
理性主义、合理主义讲究不做损人不利己的蠢事，讲究不以善小不为、不以恶小为之。譬如在上海英法租界，除了禁止随地便溺外，还禁止倒提鸡鸭。对于前者，中国的士人尚能理解，但对于后者，就不免认为是洋人的伪善与迂腐了。及至细想之后，这一点还是震撼了中国士人之心——这不正是古之君子的宅心仁厚吗？即使对行将宰杀的禽兽亦不妄添其苦，况乎人民？
以此反观日本，除了状似匪类的武士道，他们又能提供什么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的价值观呢？日本虽然一再表白要脱亚入欧，其骨子里仍是亚细亚传统的专制主义。以这样落后的法西斯价值观来奴役已经西化的上海，这就如蒙元与满清对中原的入侵一样。所以胡适先生说，日本要征服中国，先要征服中国人的心，就像西洋人征服上海人的心一样。
因此，如果从殖民的角度来说，东西洋的殖民都是非正义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东西洋的殖民差异又是巨大的，前者具有合理性，因而对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后者则无合理性，对上海、中国只具破坏性。
四，东洋人留给上海的教训
二战结束已过一个甲子，世人再次目睹了东洋人的二度崛起。夹在东西洋之间的上海，已然没有了老派上海对东洋的鄙夷，在这个崇洋媚外的城市里，年轻一代的上海人对日本人的尊崇已与对西洋人一样。但是，在他们的父兄那里，血腥的记忆还是存在，并不因今日东洋的富庶而有所淡化。年轻人也许会认为这是老一代人的偏见，以为作为经济动物出现的东洋人与他们的前辈完全不一样。事实果真如此吗？
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这与二战前期日本的军事力量一样，仍旧是“和魂洋才”观念指导下的产物。所谓“和魂洋才”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期的口号（其前期的口号是“全盘西化”），意即以日本传统文化为魂，辅以西洋才技。传统的日本文化就是沙文主义加实用主义。理性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进入日本人的文化，却无法渗透进“和魂”。日本人的脱亚入欧实际是骗人的把戏，任何人只要比较德国与日本对二战的态度就能看出这一点。
今日日本人财大气粗，自以为就如当年的皇军一样，可以凭着财力奴役他人。所幸财富毕竟不同于暴力，东洋人始终无法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富庶的日本人对此大惑不解，为何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出钱不少，却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难道他们只能成为经济动物吗？关键是他们没有拿得出手的理念，他们那肮脏见不得人的“和魂”，正是为四邻诟病的原因。
东洋人的教训应为正在崛起的上海吸取。这个世界最终是按照“理”运行的，人心只遵从普世的价值理念，而不是暴力与金钱。因此，欲图以非理性的廉价商品和慷慨馈赠来赢得尊敬，与当年皇军的暴力一样，只能是镜花水月。
2007－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