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消息说，2006年价格部门查处的5．1万件价格举报案件中，教育、交通运输、医药、房地产及物业管理、电信位居前五位。被举报的教育收费问题主要有，择校费、赞助费，以及“校中校”、“校中班”等乱收费。被投诉的医药价格问题是，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以及大处方、药价高、看病贵。在2001—2006年期间，教育收费有5年在各类价格举报位居第一，1年位居第二；医药价格1年位居第一，3年第二，2年第三，一直是群众举报热点。（4月4日中国青年报）

　　针对2007年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中央电视台与国家统计局、国家邮政局于2006年底进行了一次联合调查。调查显示，67.2%的群众最期待改善“医疗”，选择“教育”作为2007年最期待改善的问题的群众占据了47.2%。（4月2日中国信息报）

　　两份来自不同机构的调查，无一例外格外突出了教育和医疗的地位。既然心存不满，自然会期待改善，然而综观教育以及医疗领域的诸多问题，已经是多年未能解决的顽疾，有关部门的查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至今却依然未能走出“年年举报，年年期待”的怪圈。就像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所解释的那样，“这说明仅靠价格部门单纯地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已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舍此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近邻印度的某些做法或许不无启发。

　　几天前，《环球时报》记者陪同国内一个访印的朋友在新德里的一家医院看病。医生开了剂量为四到五天的消炎和降压药处方，这位朋友在药店里看到32卢比（1美元约合42卢比）的划价后不禁大吃一惊。他又让记者帮忙把药店里常用药品的价格问了个遍，结果发现印度药价大约是国内的1/3到1/2。（3月31日环球时报）采取低廉的教育收费制度、让穷人富人都能上得起学是印度政府为促进教育公平而做出的重要决策之一。新德里大部分大学的学费维持在180卢比(约合人民币40块钱)。上大学对穷人来说，是进城的“门票”和福利，新德里的房租非常高，但学生住校园宿舍一个月交40卢比就行了。（4月3日环球时报）

　　印度的药品为什么便宜？因为医药分开的医疗运转机制，成功地使医生站在患者一边与药企进行市场角力，而不会导致医院与药企相勾结，共同搜刮患者的腰包。“重医不重药”的传统，使得普通民众更愿意去非营利性的政府医院接受免费诊治，上层社会或有钱人则往往选择去私立医院享受高品质的医疗服务，而无论哪种收费档次，医生所开出的处方却基本不会有大的区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学生在接受十年制免费义务教育时全部被要求就近入学，跨区择校的事情几乎很少发生，许多富人家的孩子为了不想就近入学就只能被迫去选择私立学校。小学生每年在只交140卢比左右“政府福利基金”的同时，会以政府补贴的形式免费得到一顿午餐、三套校服和全新教材，这种“诱惑”促使许多居住在贫民窟的孩子都愿意去读书。

　　当中国的普通民众饱受教育和医疗高收费困扰的时候，印度民众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忧虑。因为政府投入有了充足的保障，因此印度的医院可以从容地“医药分开”，学校可以坦然地低收费，出于同样的原因，政府的诸多管理举措显然也更容易落到实处。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但卫生投入仅占全世界卫生投入的2%，而且分配极不均衡。由于政府投入不足，目前大多数医院，特别是中小医院60%以上的收入是“卖药收入”，如果医药分开，医院将会难以维持。2006年1-11月，国家财政教育支出3749.9亿元，仅占国家财政预算总支出的12.7%。教育投入的不足加剧了学校的生存危机，为了争抢有限的学生资源，学校不惜重金改扩建，而这一切投入最终又将通过形形色色的高收费转嫁于学生身上。因为政府投入的不足，学校和医院始终都处于一种两难境地——高收费则激起民众不满，低收费则可能面临生存危机。为了降低其中收费，有关方面始终在坚持医德、师德教育，但是仅靠道德约束显然远远不够，因为很多时候，人们根本无法判定，医院和学校的高收费究竟是因为“不道德”，还是真的面临生存危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医疗保险室主任关志强曾经指出，“看病难看病贵其实是一种医疗体制病”。其实，教育和医疗一样是一种“体制病”。高收费和乱收费只是一种病理现象，真正的病根在于，由于政府投入的不足，医院和学校的的公益属性已经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分裂。“头痛医头”式的补救措施既不可能立竿见影，也无法做的长久。

　　诚如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所说，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存在教育资金投入不够、以药养医补充经费缺口、医疗收费标准偏低、经营体制垄断、行政权力规范不严等客观因素，需要通过推进体制性改革和调整相关政策加以根治。如果说投入不足以及制度欠缺是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的话，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坍塌足以使人不堪重负，寄希望于逆向推起这副牌显然不太可能，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尽力避免第一张牌的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