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几乎全部与革命有关，包括我所迷恋的露天电影，家里那台红灯牌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咝咝拉拉的歌曲声，以及在那些颇具悲情效果的忆苦思甜课，几乎都在传送着同样的信息。这些信息日复一日地汇集起来，最终归结为一种情绪，那就是对革命前的岁月的恐怖感，和享受革命成果的幸福感。尽管当时对我来说，并无太多的幸福可言，尽管对一颗糖果的渴望实际上便是一种不敢轻易表达的奢望。我至今还记得当年从一位阿姨手中得到一块动物饼干时的那份珍爱。我记得自己是怎样拖延着对饼干的享受过程：先用嘴唇濡湿了饼干的边际，再转着圈，一点一点地抿去。我已将唇舌的动作分解到最细，我要让舌间的每一粒味蕾都精确地得到美味的服务。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当饼干越来越小的时候，心中掠过的惆怅和不安。

    英雄神话弥补着现实的不足。与旷日持久的枯涩岁月相伴的，便是那些既远且近的神话。这些神话培养着我们对于英雄人物的美好感情。我当时接触得最多的媒体是小人书。不同的题材永远述说着同样的主题。如同删繁就简的人物造型，人物关系也被简化到极致：革命，或者反革命；同志，或者敌人。像阴和阳，永远对衬。这种简单的两极对峙，使我的大脑从一开始就处于二维状态，这种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应当说是一种先天不足，我至今还在为这份债务偿付着利息。历史题材的小人书被归纳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成为我最初的历史知识的全部来源。我记得有一本小人书的名字叫《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孔夫子的形象酸腐而丑陋。在这些小人书中，农民起义题材占有很大比重。太平天国，自然也在其中。

    应当承认，那些伟岸英俊的人物形象，培养了我们对于英雄的热爱。他们不但个个浓眉大眼，气宇轩昂，而且大都拥有了人世的一切美德：勇敢正直、顽强进取，他们以光明的代言人的身份出没于每一个腐恶的角落，并以其圣洁的光芒扫荡黑暗。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自身的弱点，他们与我们保持着始终如一的距离。那种距离永难跨越，却令我们跃跃欲试。他们教导着我们如何与身体里的欲念作对，如何驱走意识里的魔鬼，如何把自己塑造成那几乎不可能的圣徒。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教诲比父母的训斥更有效。我们于是在暗中渴望着获得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除了长相不能改变以外，我们希望并相信能够从乏味的生活中解救自己，因而革命对每一个人都成了一场绚丽的梦。对于少年来说，革命永远都是一种福音，仿佛所有在庸常的生活中无法获得的，都能够在革命中得到。那时我明白，对于男人而言，忍受苦难实际上是一种荣誉，当然条件是换取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非无穷无尽的凡俗生活。尽管我不可能理解“洪秀全砸孔牌”的潇洒造型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深意和现实潜台词，但在当时，洪秀全和李秀成，分明成为我的崇拜对象。

    我对李秀成印象深刻并不仅仅因为有一本小人书，书名就叫《李秀成》，而主要是因为他并非一个虚拟的人物，他以他真实的业绩俘虏了我，而且，他的年龄并不大。他是太平天国后期领导核心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鲜嫩的面庞并没有阻挡他以最迅疾的速度抵达权力的中心。他不是起义的最初参与者，而只是一名后来加入的普通士兵。他和最高权力之间的距离就像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一样大，但他能够跨越。我仿佛能够从他立马横刀的形象中分享他的成就感。绘画者赋予他的身躯以一种刚硬简练的线条，目光炯炯，有一种逼人的力量，阳光将他的铠甲擦拭得新鲜光亮，他的俊马迎风飞扬着长长的鬃毛，我隐约听见了兵器相撞的声音，几乎看见了他的敌人绝望的表情和惊恐的嚎叫。我无数次在内心完成了对李秀成的雕像。他驰骋万里的英武形象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作业本的背面，我不切实际的野心和我的画技一起疯长。

    我们的区别就像苍蝇和大象的区别一样明显，但是他使我看到了某种希望。我知道我谨小慎微的性格背后潜藏着胆大妄为的基因，在平静而又禁锢的现实生活中我仅表现为前者，与此同时，后者却总在蠢蠢欲动。这使我处于某种分裂之中。这种性格上的分裂撕扯着我，令我惶恐和不安。只有在李秀成那里，我才能抚平这种不安。谨小慎微和胆大妄为都是革命所需要的，但我只拥有纸上的革命——它锁在我的抽屉里。在那段日子里，李秀成是离我最近的人。如今我很难对当时的心理作出精确的分析，但我多少可以从今日的“追星”少年那里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李秀成是上帝一件完美精致的出品，适合于革命，也刚好适合我年少骚动的内心。我在渴望爱情之前首先渴望的是革命，那时我仿佛预支了革命的快感，那时我不可能意识到虚幻的激情可能带来的危险，我的心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弄着，成为一粒纯洁的棋子，停泊在迷宫一样复杂的棋盘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