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笔者认为，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共同富裕的的执政宣言。它对芜湖发展的指导意义在于：
第一，改革发展观由“发展是硬道理”转变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是硬道理”。这要求地方政府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2000年以来，芜湖经济发展是以“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特征，扮演了“强政府”的特征，主要特点是：各届政府有推动芜湖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造福于人民的雄心壮志和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有“对人民充满感情，对工作事业充满激励”的领导层，有“百姓痛苦感同身受”（詹夏来）的优秀领导干部；有制定积极可行的政策制度的能力和改变后进善的社会管理能力。如我市2000年以来投资实现超常规增长，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经济总量上ＧＤＰ量从“九五”期间的200亿增长到2006年的480亿元，财政收入达82.6亿元；从产业结构上看，芜湖已经由农业为主实现了向工业强市的嬗变。近10年来，工业增加值增幅在安徽省名列第二。一二三产业之比，由2005年的7.5：53：39.5发展到2006年的6.6：56.37.3。从城市建设上看，芜湖将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作为城市发展的第一主战略，按照“统一规划、带状布局、园区突破、组团开发”的原则，市区面积由原来的231平方公里扩展到720平方公里，人口由原来的70.7万增加到100.5万，初步由内陆城市完成了向区域中心城市的转型。
第二，“和谐论”是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执政哲学。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的《矛盾论》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革命战争年代的重要认识论和重要思想武器。这个理论在党执行革命使用的条件下发挥了巨大的科学威力，也被实践中无数次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具有巨大的价值。中国共产党正在矛盾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正确地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推翻了三座大山的丰硕的成果，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政权后，《矛盾论》这样的一个分析研究问题的论识论思想武器，就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至于在执政条件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那样严重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矛盾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主要抓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物质不丰富之间的这对主要的矛盾，后来实践中发现，我们这种抓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导致了“一手硬、一手软”，经济建设硬，文化建设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对此提出“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这显然是对《矛盾论》的打的第一次补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党和政府机关出现了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并举的问题，这是显然是党的领导集体，对于《矛盾论》的打的第二次补钉。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富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在执政条件下， 党实际上需要同时开展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包括军事）等各方面的建设。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和平建设时期，对毛泽东《矛盾论》这个革命的的认识论的不断深化，而胡锦涛提出的“和谐论”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哲学思想上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如果说《矛盾论》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认识论的重要法宝，那么“和谐论”将是和平执政年代，党和人民认识论的重要法宝。两种认识论都是党和人民的非常宝贵的思想武器。
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六中全会《决定》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列为了和谐社会六项制度建设的内容之一，提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等。六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目标，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良性互动；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要“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要“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加快廉租住房建设，规范和加强经济适用房建设，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完善安全生产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严格管理，强化监督，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2006年12月召开的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表明了中国高层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的决心，明确将“解决民生问题”列入2007年国家经济工作的重点。就一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言，和谐问题归根到底是民生问题。构建和谐芜湖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基础是科学发展，内涵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具体来说，构建“和谐芜湖”有五大要素：
一是市民个人与城市发展的和谐。从国际经验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5000美元期既是经济快速发展期，也是社会矛盾聚焦期。2001年，芜湖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23亿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进入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经济起飞的临界点，到2006年，芜湖人均GDP总值达2630美元，接近3000美元。这是一个社会变动加快时期，各类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如市民的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保护弱势群体，处理好与农民的利益关系等问题相互交织，日趋复杂。这些问题和矛盾处理不当，经济发展则可能在低水平徘徊。和谐芜湖强调市民与市民之间、市民与社区之间、市民与企业之间、市民与政府之间 、市民与社会之间相互谅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形成想干事的人、能干事的人、会干事的人，能够形成干事、干成事、干好事协同互动、优势互补、多方共赢、共同发展的格局。
二是政府与企业的和谐。在新的形势下，芜湖城市的发展仍将强调政府主导，但徉也注重企业推动，充分调动企业界在经济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形成政府与企业互动的和谐关系。目前，芜湖投资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已从前几年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转变成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成本太高。我对外商投资目的的取向曾进行过分析，发现外商投资意向的考虑因素，一是离消费者近，100%认同这一点；二是离供应商近， 30%认同；三是与交易成本相关的， 占40%；四是离合作伙伴近，40%认同；五是业务增长，是100%。但交易成本太高注定会打击外资，这个问题在芜湖突出地表现为打击本土的私营企业。交易成本是否高不仅指政府的优惠、程序审批的速度，还包括城市效率及人员的效率等，其中主要的是制度因素。市场因素主导的交易成本要降低主要靠竞争，而制度性的需要国家完善制度，慢慢规范再慢慢放开。这是一个过程，总会越来越开放，成本自然降低。国外一些城市成功，奥秘不在于有很多政府优惠，那里的税收和人才成本还很高，但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低，只有33%左右，而国内的城市则高达70%。因此，一方面政府通过政务中心、“一站式”服务执行芜湖吸引资本、技术 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入本地区的法规政策或者制度，改善芜湖投资的软环境，以创造和发掘经济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努力建立政府与企业的诚信合伙关系，政府主导，发挥行业群众的作用，以城市品牌共打、企业共同受益为目标，搭建政府经营城市与企业家经营企业有效联结的产业、行业运行的平台，从而提高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和企业的竞争力。
三是对外开放与内生创新的和谐。芜湖长期以来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以往也存在着忽视本地原生企业发展的问题。芜湖新的发展模式应是两者的统一，开放是内生创新的必要条件，没有开放就没有内生创新；内生创新是开放的基础也是开放的目的，也为更高层次的开放创造了条件，１９９０年我市以“存量引增量”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在当前形势下，以民引外、民外合璧，实现对外开放与内生创新的融合，是推动芜湖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是生活与创业的和谐。芜湖人懂生活，有情趣，有生气，有活力，而这应依托于全民创业，摒弃“小富即满”的农耕文化意识，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的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生活创造消费，决定生产，创业提高生活品位，这也是一种和谐。按照劳动力二重属性原理，当芜湖职业技能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之后，每个劳动者既能当技术工人，又能自己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就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
五是文化价值与经济运行的和谐。现代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文化对经济领域无处不在的渗透、融合。温州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出身于农民，是“资”本家；苏州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是知识分子出身，服务于外企，是职业经理，是“知”本家。未来芜湖需要集知识与资本于一体的老板，这是文化与经济结盟的重要方面。发展芜湖的文化产业，是城市化建设的一条主要途径，也可以建立广泛的文化产业链，成为芜湖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