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历史观点认为，中国的纯粹的封建社会只存在于奴隶制后，秦以前这一段时期。中国的封建制，最基本的含义是分封建国，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应该是最典型的封建时代，而秦统一中国开始，进入了皇权专制和官僚时期，与原始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一定要将这种制度视为封建的演进，那么，它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代表着皇家的集权和专制政治形态。

    而欧洲也有封建制，欧洲的封建制度是以庄园为基本单位的，它不仅是一块地产，而且是一个政权单位，贵族领主在庄园上，不仅有司法权，还有经营权，还有行政管辖权，因而庄园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

“封建”这个词，在欧洲与中国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欧洲，由于封建制就是庄园制，所以它意味着分权，意味着国王没有大一统的权力。而中国则正好相反。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中西的封建分野，那么，欧洲直到十五世纪都处于封建中世纪时代，之后进入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则在二十世纪初，随着满清政府的被推翻而结束了封建时代。

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同样是封建国家，为什么西欧国家能够较早较顺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却在封建之后，又经过了漫长的皇权专制之后，才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初期。这个问题之所以重大，也在于西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而将曾经占据人类文明顶端的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我有几个观点：

l       中国实际上的封建社会发展不完全，就进入了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

l       中国的皇权专制曾经适应了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

l       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也造成了严重的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定，造成对于工商业的过度限制，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处于农业经济的落后形态，而这种经济状况又反过来加固了皇权专制政治；

l       西欧的封建制度具有贵族（领主）与皇室分权的特点，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独立性强，且高度自治，对皇权有制衡，具有典型的封建制度特征；而且欧洲商业发展较早且未受到限制，与领主制和城邦经济相匹配，从而孕育了商业文明，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和先进性；

l       西欧由封建社会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欧洲的封建制演进为贵族对皇权的制衡，进而到议会取代皇室独裁，都是顺理成章的，而商业的发达以及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由孕育了新兴的阶层-资产阶级，成为一股日渐重要的政治力量进入议会，进一步弱化了皇权专制，使得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之间形成了良好的正反馈，顺利地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l       欧洲文化中的社会契约理念是中国文化中所没有的。中国也曾有封建社会，但封地与王朝并没有明确的权利义务界定，而后来当王朝威望衰落时，这种制度就解体了，封地之间的争霸战争连续不断；而欧洲领主与皇室有较清晰的权利义务界限，无论是正式还是隐含的制度，都得到各阶层认可，当皇室越过这一界限时，就丧失了其正当性，因而可以被更正甚至将皇室推翻。而中国的皇权专制根本就是主仆关系，只有奴役与被奴役关系，即使改朝换代，也无法改变这一基本政治结构。

l       中西在社会契约上的明显差异，影响是深远的。契约精神产生诚信诉求，而诚信是商业文明的最基本要素，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而促进工商业发展。中国的诚信缺失状况是明显的，与现时的工商业大发展的需要差距很大。

l       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都过于短暂，而很快地进入了皇权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前者未能孕育出适应工商业发展需要的资本主义，而后者未让生产力得到足够的发展就仓促地启动了超前的社会改造，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形态发展是被扭曲和畸形的，即使中国有其特殊性，也无法完全脱离全世界共同的基本发展规律，必须有个拨乱反正的过程，这不是什么主义之争，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意识形态之争与社会发展相比，是不足挂齿的，当今的中国，必须从意识形态争论中彻底解脱出来，将全部精力集中于社会发展，这是领导阶层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不能看清楚这一点，就不足以担当此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