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现实具有同存性。从人类的意识来讲，语言不仅对应事物与现象的存在、结构、特性和属性，对应事物与现象本然的存在和本身的方式，当然也对应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状态，而且，如果说的大约、简约、直接化一些，语言直接就是它们，或者它们就是语言。从人类的理性上讲，语言与事物和现实是表征与被表征的关系，一种语言表征一种现实，一类语言表征一类现实，所有的语言表征所有的现实。语言就是现实――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态势、状态的表征。因为语言与现实同存，它们不可分割，没有相互的独立性，是血肉般的整体。语言是自为的，它自足性地存在。语言也是开放的，它被人类能动地存在，它有着自身的生成、发育与成长的功能。如同物质体系一样，语言由一定的“语言细胞”构成，这些“语言细胞”之间以一定的规律生成，它们是运动的，它们的运动性可以使语言的形态发生数量的或质量的改变。由本真语言到伪语言，或者由伪语言到本真语言的改变，就是质量的改变。而这些改变的过程中的变化，则是量的变化。先天性的实在，是混沌的、类似于一种和谐的中性的实体或者“空无”。语言进入实在后，实在就拥有了“性状”，伪语言产生的现实“性状”与本真语言产生的现实“性状”刚好相反。一定的实在，好比一个筐子，语言抵达实在，如同装进实在里面的东西。这样，实在里面有单一的伪语言或单一的本真语言或两种语言同时存在。当实在里面只有纯粹的本真语言或纯粹的伪语言时，它呈现的现实是纯本真现实或纯伪现实，自然，在两种语言均具有的情况下，哪种语言多，实在呈现的现实总的面貌就呈多的状态；本真语言多，现实呈本真现实特性，伪语言多，现实便呈伪现实特性。一样多，则呈现完全抵消的原初实在状态。这如同酸碱的中和效应以及形成的酸碱度一样。若本真语言的比例大而且占绝对优势，就呈现高程度的本真现实，反之亦然。比如，文学作品或美术作品，偌作者把伪劣人性（即伪人性，阴暗的人性）的文学语言或美术语言付诸于文学或美术的实在中，该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伪人性现实和相应的伪人性价值。任何语言与实在发生关系产生的现实概不例外。实在是固定不变的，语言的改变导致现实的改变，呈现出的意义也就相应发生改变。如同镜子前面的物体，物体的现状、构成状态的改变与镜子中物体虚像的改变同时发生一样。实在是“先在”的，语言紧跟实在，但实质上，从语言作用实在呈现的现实同人发生的关系上讲，人们是通过语言去认识实在，而后成为现实，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的确类似于物体与其成像的关系。语言似乎呈现实体性的性质，而现实往往成为语言的“映象”。实在自然化的，现实是人化的。语言是人化的语言，但它沟通自然的实在而使其成为人化的现实，所以，语言既是一种自然话语，又是一种社会话语，它是所有话语的总和。

但是，语言与实在的性质、特性、功能等有形容关系和形容逻辑的对应状态上，不一定是非常准确的，这里面存在着目的性、虚伪性、伪善性、方法性、工具性和功能性，与设置对应模式、对应方法的人的倾向、风格、立场、地位休戚相关。特别是人类集团间利益的争夺，导致语言向着强势的一方倾斜，欺骗实在、虚饰实在与暴力实在，语言由此在将实在导向形容关系和形容逻辑时，全面导向了强势集团的欲望和愿望，语言形成的现实因此被全面异化，语言指向现实时指向凌乱、错位；甚至指向虚空，空有指向却无对应。这就是语言的最大遮蔽，现实构成的最大的表面存在实际虚无。语言的欺骗实在、虚饰实在与暴力实在，呈现的“伪现实”，使得“现实”成为一个虚拟的名词。

欺骗实在、虚饰实在与暴力实在的语言，就叫伪语言。

上面说过，存在由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组成。自然存在是人化的自然的存在，指人类活动参予或称改造自然的人化自然。是人类在自然中对自然物的活动的存在，比如对植物和动物的生长、生命周期、品种选择、数量等进行控制。人化自然中，有着符合人性本真规范的人性化自然，这是人化自然的积极意义和良性发展的方面。而人类社会内部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活动的存在，为社会存在，比如社会中人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力利益支配或非权力的情感交流、思想交流、商品交换等等。

语言和现实在组织上和形态上与一切人化自然、社会行为、社会状态等是对等、同一的。因为语言，所以事物、现象、规律、特性存在，构成现实。所有事物、现象、规律、特性等等，都是一种语言呈现。有了这种语言呈现，所有事物为人类感知或认知。语言使事物获得概念与意义，使每一种事物获得自身的而且仅仅是自身的存在状态、存在方式与存在意义。语言把事物从实在的混沌中解放出来，它使每一种事物独立存在，在所有事物中各得其所。正是这一特性，各种事物相似、相对，或者格格不入，但它们有条不紊，每一种事物都有着独立的、与其它事物相区别的本质属性。语言使世界井然有序。

语言决定事物、规范事物。每一种、每一类事物都受一种或者一类语言支配。语言决定事物，但语言与事物同时存在、不可分割。没有语言，就没有事物，或者说，没有语言的事物的实在状态是混沌的，尽管“存在”但不被人类感知、认知，没有人类的介入，从而不具备社会意义或文化意义。没有语言的事物实在不具有意识化的存在特性，也就不具有意识化的事物构成与属性。当然，没有语言的事物实在，一旦被人类开启、命名，被人类赋予语言，它就不再是混沌的实在，而成为了有意义的事物。语言的历时发展，或者说诗歌、小说、戏剧、美术、音乐等各种艺术，以及所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不断赋予实在语言性，把混沌的实在概念化、文化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所谓语言性，实质就是对实在的人化表达，即意识化的事物和现象。反之，一种或一类语言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由其决定的一种或一类实在存在，这一种或一类语言也就毫无存在意义和存在可能。

语言通过与各种层次的实在的作用，以层次的形式决定事物的存在。若干种事物或现象构成一类事物或现象，若干类事物现象构成更高层次的事物现象。总的、所有的事物或现象构成语言，构成世界的现实。

一种事物标志一种现实。人类事物指人类社会的个人的或群体的现实。直接性的阶梯现实也称直接性的支配现实，指统治的、等级化的权力分配性和支配性现实。平面现实指社会性的交际形态。每一类现实形态都由若干类或若干种子现实构成。也就是说，语言的决定性层次――也就是事物或现象的构成层次，是无穷的。

语言把各种实在定义、规定，它赋予实在指涉、意义，但语言对任何实在的定义与规定都是有限的。语言赋予特定的任一实在一个指涉的和意义的范围，使相应的现实――事物与现象在这一范围内存在、表征。也就是说，语言通过定义与指涉界限、限定事物与现象的特性。例如，“政治”这一现实，语言通过对“政治”这一概念的指涉定义限定它在“作用于政体的阶梯性或支配性存在与行为现实”这个范围之内。

语言对现实即各种事物与现象的生成性不仅表现在它对事物与现象的存在决定性上，而且同样表现在它对事物现象的限定上。从我们熟知的繁衍方面，也能够较为明晰地说明这个问题。上一代不仅直接决定性地生成下一代，还以遗传基因的形式限定着它的生成物的特性。繁衍以遗传基因作为限定手段，语言则以自身的指涉与定义功能作为限定手段。繁衍行为仍然是一种语言呈现的现实，实际上，遗传基因仍然是一种语言的指涉与定义手段。语言以这种方式保证了事物与现象类的延续与属性统一。基因遗传作为语言限定事物现象特性的一种方式，在生命或生物领域，是一种通常的手段。

语言的蒙蔽性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仅仅知道、谈论、分析假相，我们在事物和现象的虚化性质中生活，听候它的差遣、歌颂它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我们的命运在虚化中游走，却终结于致命的真实，就象义和团的成员笃信神灵保佑刀枪不入却全然死于他们无视的刀枪，抑或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神龙教的教徒，在天下无敌、广大无边中不堪一击、渺小之至。万岁终不渝百年。我们的个性被语言虚化实在的暴力磨灭，我们的青春被语言虚化实在的暴力吞噬，我们的创造力被语言虚化的暴力完全掠夺。我们行走在语言和现实真实的边缘，不着它的任何边际，甚至行走在语言和现实真实的对立面，我们生活在它的漩涡的中心，却与它的任何本质、实质全然无关。我们在时间中无望、徒劳，时间不仅带走了我们的肉体的生命，也带走了我们的精神的生命，不留下任何一点痕迹，只留下一个巨大的语言的真空、破绽和骗局。语言让我们的灵魂去寻找语言的教主，可我们灵魂最后能够抵达的，却是衍生出我们的先辈、千古的中华家园、民族的灵魂、语言的中心。改造语言，就是改造我们我们自己，恢复我们的知性，恢复我们的个性，恢复我们的精神空间，恢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自信、本质、善良、诚实和创造性，恢复我们与本真语言、本真现实的一体性、一致化，恢复我们灵魂的家园。脱下语言华而不实的外衣，露出语言真实的胴体，显露现实在语言身体上的真实的、健康的血色。只有真实的语言，实在才给予它光洁的皮肤、纯洁的感性。改造自然科学现实的语言，改造它的缩小自然空间、将自然连根拔起的企图。改造人文学科的人文现实语言，改造它的对实在的虚化、放大和缩小、对情感的强奸……还原我们本真的认识、本真的理想、本真的激情、本真的生态、本真的创造、本真的奋斗、本真的生存和死亡。

选自张修林哲学专著《现实、存在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