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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演进案例
1661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首相，一切国家事务的决定权都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中，政府中一共只有六名由他本人亲自选定的大臣，大臣们每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但做决定的人是国王自己。
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法国不仅有君主专制的政体，更有一套强大的国家机器，这套国家机器允许法国首先可以深入地发展农村经济，同时建筑了很多要塞、城堡，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战争。为了争夺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在位的54年里，打了31年的仗，旷日持久的战火逐渐掏空了法国的国库。于是，作为国家财政来源的税收逐渐成为矛盾的焦点。
当时法国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贵族、教士和平民。前两个等级，不需要纳税，但却享受税金和其他的特权，第三等级，他们只有工作的权利，而且还要纳税。特权阶层和第三等级的矛盾显而易见。在路易十四时代，因战争而不断增加的税收，则让这一矛盾愈演愈烈，君主专制的弊端日渐凸显。
路易十四统治末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在他登基14年后的一场天灾中，法国社会的矛盾被激化了。连续性的全国农业歉收，使得1789年成为整个18世纪中面包价格最贵的一年。市民们几乎要花掉全部收入才能勉强吃饱肚子，农民们却在承担比往年更重的赋税。 他们必须向封建领主付地租，或者向有土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纳租，另外一种皇家税，包括人头税，还有一种非常不得人心的盐税。
与此同时，战争仍在继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尝试着对特权阶层征税，结果却引来强烈不满。这使得国王成为全体国民的对立者。1789年，路易十六召开已经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但是，三个等级代表的愿望都落空了。愤怒的代表们组建了国民议会，提出制定宪法的要求。路易十六却强令解散国民议会，同时调动大批军队开赴巴黎。 国王与民众之间最后一次协商的机会丧失了。
革命以汪洋恣肆之态快速蔓延，民众不仅推翻了国王，路易十六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民众开始以新的理想来设计国家的方向。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第一段写着：“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1789年8月26日，法国大革命的纲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通过。庄严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人权宣言》从根本上否定了旧时代的王权、皇权和特权，并确立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法国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思想在全世界发挥影响的。
点评：
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正好是中国清朝的“康乾盛世”。路易十四比康熙早一年登基，两人都是幼年称帝、雄才大略，同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掌握着高度集中的王权，并借此把自己的国家带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当时，两个国家机器同样强大，而农业经济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的法国，和中国一样，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国家抵制君主不合法理的行动。
但是，大清帝国在康熙之后，仍在安享乾隆年间的盛世，然而，在路易十四去世仅仅74年后，大革命就推翻了曾经给国家带来巨大荣耀的绝对君主制。历史的奇异之处在于这些当时最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恰恰孕育在欧洲王权最专制的地方——法兰西。
人权在法兰西民族的全部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君主专制到张扬人权这样大跨度的革命是的新理念来自路易十四时期高度发达的思想文化。伏尔泰是旧制度最有力的批判者，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卢梭实际上是创立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他通过阐明革命的意愿是高于传统的国王和宗教的意愿，从而给了人民革命的权利。卢梭思想的核心是社会契约的思想，他认为人民大众有革命的权利，有义务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不取决于财富，不取决于国王的意愿，而取决于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
英法封建演进给我们的启示
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着迷的是制度的演进，有激进的革命，也有渐进的演化。而民族中的文化因素对于制度演进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英法都有社会契约这样的思想因子，认为契约责任高于一切，即使是神授的王权也无法逾越契约，而契约的另一方则代表君主之外的贵族和其他民众的利益，形成民权，后期更进一步彻底否定了王权的神圣性。契约在西欧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政治领域，在经济生活中，这种契约精神直接导致了民众对诚信的重视，而这恰恰是工商业发达的根本保障。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具有独裁的土壤，而且独裁者的行为方式也是大同小异。西欧也是如此，但在中国被统治阶级玩了几千年的“君权神授”，却在西欧碰了壁。西欧漫长的封建领主制形成了贵族与君主之间的经济与政治上的制衡关系，领主的力量足以抗衡王权。而庄园之间形成了商业贸易形态。这些对于分权和契约思想是兼容的，得以相互促进。而中国的真正的封建社会是短暂的，在秦统一中国后，形成了强大而无以抗衡的皇权，社会文化中激发民权的思想未受到支持和强化，反而成为皇权专制制度的工具，皇帝通过手中控制的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实力，借重无法取得经济和政治独立地位的“士”（旧时知识分子阶层）维持统治，不断强化皇帝的不可挑战的神圣地位，使得专制得以不断升级，而只有通过激烈的革命才能推翻不称职的君主，但始终无法脱离只能改朝换代，不能实现民主的非均衡政治状态。
借鉴英法的封建发展经历，对比中国的情况，我认为，有两点特别突出：文化上的民主思想要素和制衡专制统治阶层的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缺位。中国尽管有着各国无法比拟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如果以社会发展水平来看，则是低级而漫长的与农业经济相匹配的文化与政治形态。我们有灿烂夺目的文学和艺术，遗憾的是，五千年古国，发展到今天，我们的伟大民族血液中仍缺乏民主的基因，我们的社会仍没有形成经济独立、思想自由的一个强大社会阶层。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状况，将永远无法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中国一日不彻底改造自己，一日无法富强。
我有几个观点，与大家探讨：
l 中国实际上的封建社会发展不完全，就进入了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
l 中国的皇权专制曾经适应了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
l 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也造成了严重的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定，造成对于工商业的过度限制，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处于农业经济的落后形态，而这种经济状况又反过来加固了皇权专制政治；
l 西欧的封建制度具有贵族（领主）与皇室分权的特点，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独立性强，且高度自治，对皇权有制衡，具有典型的封建制度特征；而且欧洲商业发展较早且未受到限制，与领主制和城邦经济相匹配，从而孕育了商业文明，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和先进性；
l 西欧由封建社会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在逻辑上是自洽的。欧洲的封建制演进为贵族对皇权的制衡，进而到议会取代皇室独裁，都是顺理成章的，而商业的发达以及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由孕育了新兴的阶层-资产阶级，成为一股日渐重要的政治力量进入议会，进一步弱化了皇权专制，使得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之间形成了良好的正反馈，顺利地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l 欧洲文化中的社会契约理念是中国文化中所没有的。中国也曾有封建社会，但封地与王朝并没有明确的权利义务界定，而后来当王朝威望衰落时，这种制度就解体了，封地之间的争霸战争连续不断；而欧洲领主与皇室有较清晰的权利义务界限，无论是正式还是隐含的制度，都得到各阶层认可，当皇室越过这一界限时，就丧失了其正当性，因而可以被更正甚至将皇室推翻。而中国的皇权专制根本就是主仆关系，只有奴役与被奴役关系，即使改朝换代，也无法改变这一基本政治结构。
l 中西在社会契约上的明显差异，影响是深远的。契约精神产生诚信诉求，而诚信是商业文明的最基本要素，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而促进工商业发展。中国的诚信缺失状况是明显的，与现时的工商业大发展的需要差距很大。
l 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都过于短暂，而很快地进入了皇权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前者未能孕育出适应工商业发展需要的资本主义，而后者未让生产力得到足够的发展就仓促地启动了超前的社会改造，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形态发展是被扭曲和畸形的，即使中国有其特殊性，也无法完全脱离全世界共同的基本发展规律，必须有个拨乱反正的过程，这不是什么主义之争，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意识形态之争与社会发展相比，是不足挂齿的，当今的中国，必须从意识形态争论中彻底解脱出来，将全部精力集中于社会发展，这是领导阶层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不能看清楚这一点，就不足以担当此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