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来的企业
周福安
“偷”，终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而书生气十足的我，曾经也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虽然并非主谋，但还是犹如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寻求解脱，我觉得还是说出来为好。那是文革末期，我在锡矿山矿务局一所子弟学校工作，任共青团负责人，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叫刘家鹏，已五十有余，他是学校唯一的校领导，同事们都习惯称他为家鹏先生。锡矿山矿务局位于湖南省冷水江市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初主要是由外国资本创办的企业，这里锑的贮藏量曾经达到了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因而有世界锑都之称。家鹏先生则是由百年老矿孕育出来的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十七岁那年就参加了地下党，为了保密，他曾经把地下党员的名单和其他机密文件埋在地下，但后来却怎么也找不到了，由于党组织没有因这事而受到破坏，组织上也就没有再追究责任。解放后，家鹏先生一直担任企业的中层负责人，论级别，也是一个相当于县长、团长那样的官。但文革一开始，家鹏先生丢失机密文件的事又有人抖了出来，于是他就从一个中层单位的厂长调到子弟学校来负责，但其他待遇仍然照拿。
家鹏先生虽然当了一个学校的头儿，但他对教学工作却懒得去管，他的理由是，自己不懂的事管多了还不如不管。他每天穿着工作服，背着装着工具的工作袋，如果灯泡坏了之类的事他准能及时给你修好，但他琢磨最多的是要办一个校办工厂，以缓解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但要办厂，除了家鹏先生，我们可什么也没有，但困难并没有难倒我们这位在企业滚打了近半辈子的当家人。顺便说一句，家鹏先生是一个公私不分的人，这种性格在我们创办企业时倒是帮了大忙。没有技术人员，他便把原来的老部下、老同事请来，这些人不仅在矿务局，有的甚至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技术能手。这些技术人员到学校帮忙，虽然工资可免，但饭还是要吃的，但在那个用粮票、肉票的时代，招待一餐饭也并非易事，为了让师傅们尽量吃饱吃好，家鹏先生总是自己掏钱买东西，并且亲自下厨房，他可是矿务局有名的三大“呷匠”之一，师傅们最高兴的是有相会再次品尝他们老领导的厨艺。没有劳动力，那更好办，全校有一百多名教职工，全员参加义务劳动，晚上加班到十点以后，下班前到食堂吃一碗光头面。没有设备和材料，家鹏先生便带领我们去“拣”。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几个年青人拖着一辆板车跟着他来到北练厂选设备，值勤员见老领导来了，很是热情，他把值勤员稳在那里，我们便到旧设备仓库去选，把好的设备放在板车下面，将废旧的设备压在上面，大摇大摆的从大门推了出来。有时这一着也不灵时，他就干脆带我们去“偷”。有一次，我和他在矿务局开会，晚上就住在招待所，大约九点多钟，忽然停电了，家鹏先生便拉着我往外走，原来食堂后面的墙边，堆放着一些崭新的钢管，我跟他往大门口抬，从大门脚缝里塞了出去，然后吹一声口哨，马上有脚步声走来，钢管便开始向外滑动、、、、、、没想到，家鹏先生在地下党练就的功夫又有了用武之地。
其实，“拣”和“偷”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配置资源的一些补充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于集中产生的官僚主义，使一些迫切需要但却得不到计划物资的单位也能获得部分资源。但“偷”还不是最后手段，有人还采用过最劣的一手，那就是“抢”。
何谓“抢”，在小说中不泛这样的描写，几个带着珠宝的人从深山中路过，忽然一个彪形大汉拦住了出路，举着大刀嚎号：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钱。
、、、、、、
这种事例不少国有企业都经历过，一个企业的物资要经过某地，农民兄弟知道了，当然这种信息多来自企业内部，人们便拿着正在干活的锄头、扁担，说师傅们辛苦了，请停下来喝杯茶，然后说明来意，要企业支持点，农民的道理也很简单，“工人、农民，乃一母（国家）所生，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总会知趣的给一点，然后带个条子回去，以便在支援农村建设这个项目中予以报销。
在离开锡矿山矿务局八年后的一九八八年，我有幸来到矿务局附近的冷水江市矿山乡调研，半道上我顺路光顾了一下这个我原来工作过的地方，此时我们原来创办的企业已从子弟学校这个母体中分离开来，成了直属矿务局的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职工有三百多人。由于已过去近二十年，厂长告诉我的产值与利润情况已是记忆模糊。当时我抚摸着曾经从废品库中辛辛苦苦挑选出来，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设备，似乎仍能感受到当时那股青春的活力。
在矿山乡的调研给我最大的印象是，这里的乡镇企业更象企业。在传统农业区办的乡镇企业里，闻到更多的是农村与农民的气息，规章制度不健全，甚至无规则可循，缺乏安全措施，纪律松懈，厂内到处是垃圾、、、、、、但矿山乡的企业却摆出了一副大生产的架势，干净的厂房、有序的生产、严明的制度，这一切确能显示出这里不再是泥腿子办企业的那种经验型管理，而是一切都是通过预先设计，显示出一种理性与智慧的光芒。
那么原因在哪里？乡领导告诉我，这里的技术人员全部来自矿务局的退休职工，甚至一些在岗人员也在这里兼职，企业管理人员也有不少是矿务局的老干部或工程师。这些成员把现代大生产的管理方式和生产工艺移植给了乡镇企业，同时也带来了产业工人那种奉献精神和严明的纪律。他们虽然也在乡镇企业“捞”点外块，但主要还是继续传承着计划经济形成的工业帮助农业，工人老大哥帮助农民兄弟的传统。
感慨之余，使我由衷地想到一句古诗：
“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句诗用来意喻我国改革初期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倒确有几分贴切之处。没有老树和病树，就不可能有那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是他繁衍了这无数的了孙，并且用高大的身躯为其遮风挡雨，护沙施肥，从而创造着一个适应万物生长的环境。
而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民营经济成长的前期，也总是与国有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工人与农民是天然的朋友。从国有企业身上啃一块肉，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
所以，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应该存在两种相互补充的方式，一种是通过“剪刀差”和直接调拨的方式，把农村的剩余产品集中到国家手里，建立国有企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国家振兴的基础。另一条就是在微观上工业支援农业，国有企业必须给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世界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我国当前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这种“给”与“拿”中发展起来的。
当然，国有企业除了在物质上直接支援以外，更主要是通过示范的作用，使庄稼汉看到了正儿八经的企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或通过拉动作用，提升当地的产业链，使一些农民有能力生产的，一批与大企业配套、为大企业的生产和职工生活服务的小企业在大企业的周围应用而生。这些小企业利用灵活的经济机制，有的迅速发展起来，最终在当地取代了原有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这是一种母鸡孵小鸡的方式，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两个市场主体间的竞争。
想到这些，我就总有点为有人对国有企业的评价抱不平，人们总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但这种效率低下不完全是企业的过错，因为我们曾经寄予它过多的期待，使其不堪重负，从而步履艰难。如果能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对国有企业的评价也许更公正一些。比如一棵老树，不能简单地用树上有多少枝叶来判断它的作用，而应该用其在那片森林中的作用来感受老树的功勋。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它不是一个市场行为主体，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主要不是自身的发展，而是要服从、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它曾经是年青的共和国这块大厦的经济支柱，有了它，共和国才有挺直的脊梁。
作者单位：湖南省新化县委党校
2007、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