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度的克制与包容才有成熟公民心态
■邓璟

　　
　　路遥先生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地主成分”的贫困生郝红梅为了“回赠毕业礼物”，在门市部购买手帕时，头脑一发热便顺手牵羊了十几条，被售货员抓住了。在等待处理的尴尬时刻，郝红梅的同学孙少平掏钱买单替她解了围，他找到门市部主任，说：“她因为家穷送不起礼物才犯错，你该相信她是个好人，谁也不能伤害她”、“这事不能再让别人知道，永远不能，你要对我起誓！”
　　
　　一切都平息了，郝红梅又能正常地生活在人们之间。“把黑夜留给鬼魅吧，白天应该是属于人的！”——小说里的这句话，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震撼与动容。
　　
　　沈阳的黄绢（化名）没有郝红梅那么幸运：黄绢一整天滴米未进，虽然明知不对，但饥饿万分的她还是没禁得住酥香可口的面包的诱惑，在便民店内将面包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在被店主发现并屡次宣称将要把此事告发至学校后，16岁的她觉得无脸面对他人而选择自杀来终了一切（据5月21日《时代商报》报道）。
　　
　　粗略地看，黄绢的不幸与郝红梅的幸运，是冷漠无情的便民店店主和宽厚豁达的孙少平之间的区别。然而，联系起其他小偷被抓后被痛打一顿、公众大多拍手称快来看，黄绢是靠“贫困”与“还是个孩子”身份才赢得了公众和专家的普遍同情。因此，追究黄绢之死的深层原因，应该是我们的公众缺乏成熟公民心态——无论对待哪种小偷，公众都必须保持有限度的克制与包容。
　　
　　事实上，公众都非常明白：以暴制暴、恶言相向对待小偷不近情理也于法无据，然而一旦关涉到自身利益时，他们却也容易头脑发热，不顾一切蛮横地对待小偷。我们理解公众将愤怒发泄到小偷身上，或许是作为他们对公权惩罚小偷不力的一种回应与不满，但应该明确指出：依靠恶语或暴力，公众根本无法从根源上肃清小偷存在和泛滥的现实。
　　
　　作为一名公民，公众拥有不被偷抢的权利，这种权利是通过法律确定下来，通过公权力保障来实现的。我们应该看到，权利理念的确定与其对现实权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成熟的公民心态对其权利行为的影响而实现。成熟健全的公民心态，对权利的形成及其价值具有内在驱动力，而一种不成熟不健康的公民心态则恰好相反，起到阻碍作用，甚至可以把原本属于公民的权利异化为一纸空文。
　　
　　换句话来说，公众不被偷抢的权利，不是靠起阻碍作用的恶语与暴力来实现，而是依靠每个公众通过成熟公民心态和扎实的“公民举动”，不断影响和推进公权力在防范、打击小偷领域的良性运转。否则，公民（包括被偷者和小偷的）应有的权利，就可能无法得到应有保障，这显然比被偷后果要严重得多。
　　
　　黄绢之死给社会带来了悲悯同情之心，但这不该仅仅建立在黄绢的身份之上。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公民心态的成熟、健康与否，可以给这个国家的决策和政治、经济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我们对每一个公民个体价值和个人权利都予以充分尊重和保障，反过来就会促进每个公民对整体价值和公众权利的尊重、关注与保障，法制社会、公民社会的萌芽和实现通途也就在于此。“把黑夜留给鬼魅吧，白天应该是属于人的”——不管何时何地，公众对“恶” 保持有限度的克制与包容，进而拥有成熟公民心态，是黄绢之死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