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的主题。不仅因为爱情现象能够辐射出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内容,更因为男女关系是人人不能避免的人生基本现象。性关系加上人类的灵性,就构成了远不仅限于满足性需要的爱情。

  但便从本质上说,驱使男女追求爱情的动力确是双方的性欲,再推下去也是延续种族生命的自然本能。这就使得儒家古圣贤,也不得不指出“食色性也”、“衣食男女,从之大欲存也”和“男女,人之大伦”这一显然的事实。其所以称之为“大伦”者,是因为没有男女的结合,父子、兄弟等五伦中其他诸伦就无从产生,归根究底是指种族的繁衍。

  因此,两性关系是人生中无往而不在的现象。法国谚语说:“任何男人和女人,一生中至少有三次罗曼史。”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也说:“哪一个少男不生情,哪一个少女不怀春?”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甚至说:“爱就成为一个人。”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人不体验的爱情中,古往今来,每日每时,都发生着悲欢离合、哭哭笑笑、或壮丽凄婉、或萎琐无聊的悲剧和喜剧。一切人生问题,社会关系都在爱情事件中得到反映,牵涉到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哲学的、生理的、心理的、美学的几乎人类文化中的各个范畴;并且显示出蕴含在男女关系中的人类的、民族的、地域的性格和风习。

  人生中无处没有爱情,文学当然也不能排除爱情。即便是终身不娶、优游于自然风光中的隐逸诗人林逋,也要以“梅妻鹤子”自况,在他的自恋情绪中,仍然以梅与鹤作为爱情生活的虚拟,逃不脱男女情结。作为叙事文学最高形式的小说艺术,更无法摒弃人生中主要现象的爱情;哪怕不是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绝大多数也包含着爱情、婚姻和男女关系的情节。以中国的著名小说言,《三国演义》是以写战争为主的历史小说,也还有吕布、董卓、貂蝉的三角关系和曹操在宛城之战中和张绣的婶母的婚外恋的故事;《西游记》和《封神演义》是神魔小说,前者还有猪八戒对女妖怪色迷迷的欲念和女儿国王、女妖对唐僧的单相思的逼婚,后者也有纣王对妲已的贪恋和土行孙向邓婵玉求欢的场面;《儒林外史》可说是最不涉及男女关系的小说了,但它仍然以社会关系的角度描写蘧公孙和鲁小姐的闺房生活,王太太和鲍廷玺的婚后纠纷,杜慎卿对男色的癖好等等。中外小说中要找出一点不带爱情的作品确实不多。

  上面提到男色,也就是现代西方颇流行的同性恋。这也是古今中外由来已久的畸形性爱,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甚至把同性恋推原到低等动物的同体分殖。中国载籍中最著名的有见于《战国策·魏策》的魏王宠幸龙阳君的故事,《汉书·董贤传》哀帝不忍惊动同卧的董贤而断袖的故事,“龙阳”和“断袖癖”因此成了指代男色的熟典。同性恋进行着虚拟的两性情爱,体现着与男女爱情同样(如果不是更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因此也能成为小说描写的对象,甚至还出现专门描写这种畸形关系的长篇小说如《品花宝》。

  另一种和爱情的内驱力亦即根源于男女双方的性欲相悖的,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观。这种多少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精神恋爱说见于柏拉图对话的《会饮》篇,七位著名学者展开一场关于爱情的哲理思辨。据西方哲学史家研究,柏拉图的对话除了据说是记录苏格拉底受审时的辨护词的《审辨》篇外,其余都非实有其事(见罗素《西方哲学史》第二篇)。因此《会饮》篇中恋爱观,其实是柏拉图自己的或他所崇敬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见解。该篇假泡赛尼阿斯之口,认为有两个埃罗斯(爱神),一个是凡俗的。恣意妄为,只追求逸乐而不要优美,为庸众所喜爱,另一个则摆脱了情欲的天上的爱情之神。对话里由苏格拉底作了总结性的阐述:埃罗斯开始使人爱上肉体,这是低级形式的爱情;继而意识渐次上升到肉体中所包含的优美,这是较高境界;最后,意念中达到纯精神的爱情,一种舍弃了肉欲的本质的爱情。

  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恋爱观和柏拉图精神不朽神秘主义哲学思想有关,但究其实际,则是对于动物性的追求肉欲(包容物欲)的卑视和厌恨,并由这种情绪所导致的灵与肉的对抗。这种卑视肉欲的精神恋爱观特别为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提倡将灵魂奉献给上帝的神秘主义所钟爱,所以在西方文化和社会精神状态中有深厚的势力,即使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冲破了宗教禁欲主义,鼓吹现世的享受,实现了人性的解放以后,西方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仍有很广泛的精神恋爱观的影响,而且大抵和基督教精神的神秘主义有潜在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