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的一段话与“港门”
范海辛
马恩在于1845－46年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叙述到理论界的竞争状况时，用了如下一段话来描写——“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具有市民的循规蹈矩的性质。但是后来，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一切便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因工厂的过度生产、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引文见《马恩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P.20）
马恩的这段话令人诧异，原来以诚信著称的德国，在历史上竟也有过这样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时期。虽然马恩是以一个糟糕的市场来针砭当时的德国理论界，不是专门针对商品市场的，但文中所描述的情形，在我看来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当年德国市场就如今日一样——除了假冒伪劣什么都能买到，马恩是断然不会用凭空捏造的事实来讽刺的。
根据韦伯先生的理论，我相信各个民族的理性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发育过程，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诚信，是理性的重要内容，也是理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各个民族在自己文化形成的初期，一定都是淳朴诚实的，只是在利益的诱使下，由于理性水平的低下与不足，才开始出现广泛的欺诈。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启蒙运动之后。当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经济发展加速时，人们从中世纪神权理性的遮蔽下解放之后，个人的经济理性开始复苏。由于理性的狭隘与浅薄，这种理性指导下的每个人都会将他人视为自己的地狱，于是霍布斯描述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便拉开了序幕。我相信，英国人在霍布斯的时代一定也有上述德国人的情况，否则霍布斯对此的论述分析就是无的放矢。
这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虽然是从每一个人的理性出发的，最后却陷入了非理性的状态。在一个没有诚信的市场，大家都相互欺诈、提防，无疑降低了市场交往的效率，提高了交往的成本。到头来每个人都会为此付出不菲的代价。
究竟是谁——政府还是民间自发——形成了交往（交换）的规则，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无法精确地确定了，但是规则的建立，结束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它当然不是靠非理性的道德说教和宗教恐吓实现的，一定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规范，这种规范使守规者能获得红利、违规者则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正是这种建于理性基础上的强制性规范战胜了个人的狭隘理性，最终建立了今天德国人高度自觉的诚信理性。
如果不是马恩二人随意留下的这一段话语，不仅是中国人，恐怕不少德国人对于德国历史上这一段堪与“中国特色”媲美的欺诈泛滥期也会懵然不知。然而一段真实的历史毕竟会留下许多痕迹的，笔者怀疑上海方言中就留有印证这段历史的活化石。
上海方言中有“港门”一词（也有发音“嘎门”），其含意似有多重，现在常用的含意有指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譬如某人说：“我对XX老港门相”，或“我对XX蛮港门咯”。
据某学者考证，这“港门”一词，很可能是GERMAN的洋泾浜发音。上海1865年开埠后，大量洋货涌入。相对于英法等老牌工业化国家，德国是后起之秀，其输华商品与英法比较，有质次价高的缺点，因而GERMAN一词在上海人口中就成了质次价高的代名词，这是“港门”一词的原意，其后被引申为鸡肋之意。但是GERMAN的发音近似“爵门”，何以会变成“港门”，着实令人费解。另一费解之处是，既然“质次”，又何以“价高”？德国货如果质量比不上英国货，价钱应该便宜才对，就像后来的东洋货，那就是质次价廉的廉价货，难道德国商人会不懂这个基本道理？
这些问题当然有待专家继续考证，但马恩的这段话印证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我们不必因目前“中国特色”的丑陋而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失去信心，你看那只美丽的天鹅，当初不也是如你般丑陋吗？
2007－5－5
范海辛
马恩在于1845－46年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叙述到理论界的竞争状况时，用了如下一段话来描写——“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具有市民的循规蹈矩的性质。但是后来，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一切便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因工厂的过度生产、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引文见《马恩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P.20）
马恩的这段话令人诧异，原来以诚信著称的德国，在历史上竟也有过这样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时期。虽然马恩是以一个糟糕的市场来针砭当时的德国理论界，不是专门针对商品市场的，但文中所描述的情形，在我看来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当年德国市场就如今日一样——除了假冒伪劣什么都能买到，马恩是断然不会用凭空捏造的事实来讽刺的。
根据韦伯先生的理论，我相信各个民族的理性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发育过程，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诚信，是理性的重要内容，也是理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各个民族在自己文化形成的初期，一定都是淳朴诚实的，只是在利益的诱使下，由于理性水平的低下与不足，才开始出现广泛的欺诈。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启蒙运动之后。当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经济发展加速时，人们从中世纪神权理性的遮蔽下解放之后，个人的经济理性开始复苏。由于理性的狭隘与浅薄，这种理性指导下的每个人都会将他人视为自己的地狱，于是霍布斯描述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便拉开了序幕。我相信，英国人在霍布斯的时代一定也有上述德国人的情况，否则霍布斯对此的论述分析就是无的放矢。
这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虽然是从每一个人的理性出发的，最后却陷入了非理性的状态。在一个没有诚信的市场，大家都相互欺诈、提防，无疑降低了市场交往的效率，提高了交往的成本。到头来每个人都会为此付出不菲的代价。
究竟是谁——政府还是民间自发——形成了交往（交换）的规则，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无法精确地确定了，但是规则的建立，结束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它当然不是靠非理性的道德说教和宗教恐吓实现的，一定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规范，这种规范使守规者能获得红利、违规者则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正是这种建于理性基础上的强制性规范战胜了个人的狭隘理性，最终建立了今天德国人高度自觉的诚信理性。
如果不是马恩二人随意留下的这一段话语，不仅是中国人，恐怕不少德国人对于德国历史上这一段堪与“中国特色”媲美的欺诈泛滥期也会懵然不知。然而一段真实的历史毕竟会留下许多痕迹的，笔者怀疑上海方言中就留有印证这段历史的活化石。
上海方言中有“港门”一词（也有发音“嘎门”），其含意似有多重，现在常用的含意有指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譬如某人说：“我对XX老港门相”，或“我对XX蛮港门咯”。
据某学者考证，这“港门”一词，很可能是GERMAN的洋泾浜发音。上海1865年开埠后，大量洋货涌入。相对于英法等老牌工业化国家，德国是后起之秀，其输华商品与英法比较，有质次价高的缺点，因而GERMAN一词在上海人口中就成了质次价高的代名词，这是“港门”一词的原意，其后被引申为鸡肋之意。但是GERMAN的发音近似“爵门”，何以会变成“港门”，着实令人费解。另一费解之处是，既然“质次”，又何以“价高”？德国货如果质量比不上英国货，价钱应该便宜才对，就像后来的东洋货，那就是质次价廉的廉价货，难道德国商人会不懂这个基本道理？
这些问题当然有待专家继续考证，但马恩的这段话印证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我们不必因目前“中国特色”的丑陋而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失去信心，你看那只美丽的天鹅，当初不也是如你般丑陋吗？
200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