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20070529），中国国家食品及药品监管局前局长郑筱萸被一审宣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判决虽为一审，而以中国司法规律论，应属定谳无疑。前两年，在阜阳假奶粉案中，当时的郑大局长还人五人六，貌似谦恭地坦然面对媒体，承认监管工作缺失。而今仰首听判，却成死囚，这一天翻覆的变化，可能是任谁都想不到的。

      现在往往对官员贪污，多以麻木。以高官死刑论，成克杰四千余万判死刑，人多颇有微词：四千来万算个什么啊，多了去了！现在郑局长却以600多万即以死刑，可能不仅当事人不服，就是局外人都可能大感疑惑：到底是“后台”倒了？还是得罪谁了？

      我们先不管其600万元贪渎之资，只看由他负责的全国药监情况和由他审批产生的假药害死多人一事，身居要津、要职，不仅不能履行监管职责，反而蛇鼠一窝，残害人命，这样的人即使分文未取，判个死刑，也没什么可冤的！

      我们放眼望去，当今公仆，又有哪个不想着揽权、想尽办法设置审批项目的？前段时间，广电总局不就一直想着把视频管起来吗？文化部和版权局不是也为收版权费打得不可开交吗？如果以廉洁行政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来为了个审批、为了个核准、为了个收费，却唇枪舌战，牴牾难分，打得气喘如牛、死去活来呢？不过就是为了捞权力也！

      讲的是责任重于泰山，如责任真的重如泰山，他们会这么自觉吗？躲都来不及呢！捞权，并不是抢着揽责任，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原只是奔权力的“好处”而来。在当今体制下，审批项目由官员提出，由审批权力由官员自己授予，权力的监督由官员自己确定，结果是只有权力，而且是绝对的权力，而责任则尽量模糊化、虚无化，最终是在位则大肆搜掠，而一旦失势，则菜市口来个斩立决。

      我们警戒官员，往往以“伸手必被捉”相威胁，这对于久经考验的官员而言，无异于哄小孩的疯话。只要拥有权力，官员对“前仆”者则毫无知觉。每个新人只要得登大位，就如过了“奈何桥”一般，把“前世”之事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又重新不断地演绎着一代代前仆后继、飞蛾扑火的规律。

      因此，“前腐后继”，已经成为当今官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规律。从2000年起，云南省昆明市规划局三任局长李德昭、胡星、曾华先后“落马”。而从全国来看，以交通厅长最甚：从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开始，先后有刘中山、郑道访、曾锦成、张昆桐、石发亮、牛和恩、褚之田、马其伟、毕玉玺、郑光迪、章俊元等20多个交通厅局长腐败大案被曝光,河南更是创下了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记录。

      无权不贪，无官不贪，根本就不存在会不会贪，而只存在能不能贪污得到、能不能被发现的问题。不知者，只道是规划局、交通厅最易出贪官；信神者，则以为衙门风水不好，急着搞装改风水。殊不知，其根本在于只要哪个部门拥有的权力权力，哪个部门就最有钱，哪个部门的官员则越贪；能不能被抓住，则是哪个官员的“后台”倒没倒，自己下台没下台的问题罢了。当今官场重复的不过就是《红楼梦》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红楼铁律”。

      要打破这个“红楼铁律”，要打破这个无官不贪的现实，其最根本的就是从制度入手——明确的是从体制入手，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所谓体制者，就是从政权的基础做起。权力从何而来？从国家的主人——人民手里来，那么就得有一个正式的授权形式，那就要实行真正的人大代表制度：权力的设置，必须要得到真正的人大的授权；政治官员（也即是执政团队）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同时还必须保留监督权、罢免权。权力的监督，必须是受到人民的监督，官员必须是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只有这样，权力才能得到限制，官员才能得到人民的监督。而对于官员来说，即使是“后台”倒了，仍然可以得到公正。因为，国家的主人——人民永远是不会倒的！

      今天，郑筱萸被判死刑只是一个起点，此足为为官者戒，也应为为民者戒。只要为官者自己执政，自己授权，自己监督，必然只有象千千万万个“落马”者一样，生死只在权力的交接之际；兴废，只在权力的得失之间。要做好官，要做得安全，只有重新回到真正的“共和国”的体制设计中来。无法无天，只得梁山一时之快活，而只有法治，才能得到国家的稳定，官民的真快乐！

      愿郑筱萸这一罪有应得的罪人，成为中国廉洁之坛上祭献的猪头，成为中国政治改革（事实上不是改革，而落实）的祭品，为中国的政坛的廉洁开路，为无法无天的制度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