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主权在民，国家大事由人民作主，政府的行为应反映民意、代表公民意愿。但民意与增进公民福利两者之间有时并不完全是正相关的关系，在不少场合公民的意愿可能是非理性的，自己的选择不仅对己不利反而害了自己。正因为民意有这种特征，也就为人们诱导民意与操纵民意提供了活动空间，这种情况不但现代有，其实在古代就常被一些政治人物利用。我们看一个实例：
袁崇焕是中国明朝的一位将军，长期驻守边关，立有赫赫战功，曾经长期得到最高领导者的赏识。但他的存在却妨碍了两种人的利益，一种人是政府内部的投降派，袁崇焕的存在是他们投敌叛国的最大障碍；另一种人是敌国的统治者，袁崇焕是他们夺取中原难以逾越的屏障。于是这两股势力联合起来，敌国的统治者施了一个反间计，说袁崇焕已经密谋投降，国内的利益集团便趁机陷害，于是袁崇焕被处决了。据说当时行刑队经过一条大街，唾液、石块铺天盖地向袁崇焕飞来，老百姓用最原始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叛徒的愤怒之情。袁崇焕遇害不久，敌国终于把袁崇焕原来效忠的朝庭消灭了，如愿以偿地做了中原的主人，并且为袁大将军平反，说袁将军虽然曾经反对自己，但它为了国家的利益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始志不移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政府希望有更多的人象袁将军那样效忠朝廷。面对此情此景，如果有什么后悔药的话，那早就抢购一空了。
有人可能会说，袁崇焕是当时的统治者杀害的，与民主制度怎么也扯不上边，其实，如果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想杀害他，只要叛徒的罪名成立，全国人民每人一口唾沫也会把他淹死，或者生不如死，这才是这个事件的悲剧所在。袁崇焕之死虽然发生在五百年以前，但却有许多的现代版。我们以伊拉克战争为例，要干掉萨达姆政权（当然萨达姆也并不讨人喜欢）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但美国是民主国家，对外用兵需要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意，于是美国政府想出了一招，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不干掉它就会威胁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的利益，于是美国人民就批准了政府的申请。但是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了六年，人们至今还没有在那里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政府把美国人民狠狠地糊弄了一番。
看来民意是可以操纵的，通过操纵民意来做违背民意的事，是各种政治派别普遍采用的手段，这是袁崇焕之死给后人的警觉。在古代，在非民主国家，由于决策并不一定需要民主程序，因而操纵民意只是政治家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在民主国家，民意却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能不面对的事情，对于那些欲谋私利者，首先要逾越的就是民意这个障碍，因而操纵民意就成了政客们的一项基本功。民主制否定了独裁制，但民主制并没有把人世间一切不平等扫除干净，独裁者很有抗药性，它不仅是独裁制度的幸运儿，而且可以在民主体制内开疆劈土，获得生存和发展。
所以现代的民主制度，虽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但还不是真正符合理性要求的民主模式，这并非人类无能，还是我们的智慧目前还只能走到这一步。因此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是一种幸运，但也不能固步自封，自我陶醉；而民主制度尚未健全的国家，也没有必要自卑，制度变迁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既然现代民主制下的公共政策仍然是一个存在非公平的机制，那么它又是如何运作的，或者它的特征是什么？简单讲就是一种类似“恐怖平衡”那样的机制。在冷战时期，美国拥有毁灭人类数次的核力量，前苏联同样有这种力量，谁要是用核武器打击对方，同样也会受到对方同样的打击，而且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谁先使用，就意味着自取灭亡，为了自己活着首先就要让对手活着，这就是“恐怖平衡”。而民主制度下的公共选择也是那么回事儿。
现代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都存在两个力量大体均衡的利益集团，而公共决策也就成了他们博弈的舞台。这种由利益集团主导的决策过程是：首先由利益集团（政党）提出备选方案，然后由公民投票表决，为了使自己的方案获得通过，双方都要讨好公民，争取更多的选票。在这里公民就成了利益集团手中的“核武器”，为了保持这种力量，利益集团就不得不考虑公民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否则公民就会跑去投别的利益集团的票了。所以在目前的民主制下公民便成了利益集团的工具，他们并没有在直接进行公共决策，其民主权利的体现是因为他们是维持一种政治战场上“恐怖平衡”的力量，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执政者已不需要再讨好公民，公民的权利也就开始流失了。所以现代西方国家公民权益的提高，从表面上看是公民具有投票权，而实际上则是由竞争机制形成的，一旦失去竞争的压力，民意对于执政者也就可有可无了。
袁崇焕是中国明朝的一位将军，长期驻守边关，立有赫赫战功，曾经长期得到最高领导者的赏识。但他的存在却妨碍了两种人的利益，一种人是政府内部的投降派，袁崇焕的存在是他们投敌叛国的最大障碍；另一种人是敌国的统治者，袁崇焕是他们夺取中原难以逾越的屏障。于是这两股势力联合起来，敌国的统治者施了一个反间计，说袁崇焕已经密谋投降，国内的利益集团便趁机陷害，于是袁崇焕被处决了。据说当时行刑队经过一条大街，唾液、石块铺天盖地向袁崇焕飞来，老百姓用最原始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叛徒的愤怒之情。袁崇焕遇害不久，敌国终于把袁崇焕原来效忠的朝庭消灭了，如愿以偿地做了中原的主人，并且为袁大将军平反，说袁将军虽然曾经反对自己，但它为了国家的利益身处逆境，仍忍辱负重，始志不移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政府希望有更多的人象袁将军那样效忠朝廷。面对此情此景，如果有什么后悔药的话，那早就抢购一空了。
有人可能会说，袁崇焕是当时的统治者杀害的，与民主制度怎么也扯不上边，其实，如果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想杀害他，只要叛徒的罪名成立，全国人民每人一口唾沫也会把他淹死，或者生不如死，这才是这个事件的悲剧所在。袁崇焕之死虽然发生在五百年以前，但却有许多的现代版。我们以伊拉克战争为例，要干掉萨达姆政权（当然萨达姆也并不讨人喜欢）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但美国是民主国家，对外用兵需要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意，于是美国政府想出了一招，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不干掉它就会威胁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的利益，于是美国人民就批准了政府的申请。但是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了六年，人们至今还没有在那里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政府把美国人民狠狠地糊弄了一番。
看来民意是可以操纵的，通过操纵民意来做违背民意的事，是各种政治派别普遍采用的手段，这是袁崇焕之死给后人的警觉。在古代，在非民主国家，由于决策并不一定需要民主程序，因而操纵民意只是政治家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在民主国家，民意却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能不面对的事情，对于那些欲谋私利者，首先要逾越的就是民意这个障碍，因而操纵民意就成了政客们的一项基本功。民主制否定了独裁制，但民主制并没有把人世间一切不平等扫除干净，独裁者很有抗药性，它不仅是独裁制度的幸运儿，而且可以在民主体制内开疆劈土，获得生存和发展。
所以现代的民主制度，虽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但还不是真正符合理性要求的民主模式，这并非人类无能，还是我们的智慧目前还只能走到这一步。因此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是一种幸运，但也不能固步自封，自我陶醉；而民主制度尚未健全的国家，也没有必要自卑，制度变迁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既然现代民主制下的公共政策仍然是一个存在非公平的机制，那么它又是如何运作的，或者它的特征是什么？简单讲就是一种类似“恐怖平衡”那样的机制。在冷战时期，美国拥有毁灭人类数次的核力量，前苏联同样有这种力量，谁要是用核武器打击对方，同样也会受到对方同样的打击，而且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谁先使用，就意味着自取灭亡，为了自己活着首先就要让对手活着，这就是“恐怖平衡”。而民主制度下的公共选择也是那么回事儿。
现代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都存在两个力量大体均衡的利益集团，而公共决策也就成了他们博弈的舞台。这种由利益集团主导的决策过程是：首先由利益集团（政党）提出备选方案，然后由公民投票表决，为了使自己的方案获得通过，双方都要讨好公民，争取更多的选票。在这里公民就成了利益集团手中的“核武器”，为了保持这种力量，利益集团就不得不考虑公民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否则公民就会跑去投别的利益集团的票了。所以在目前的民主制下公民便成了利益集团的工具，他们并没有在直接进行公共决策，其民主权利的体现是因为他们是维持一种政治战场上“恐怖平衡”的力量，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执政者已不需要再讨好公民，公民的权利也就开始流失了。所以现代西方国家公民权益的提高，从表面上看是公民具有投票权，而实际上则是由竞争机制形成的，一旦失去竞争的压力，民意对于执政者也就可有可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