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发表《中国应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一文，呼吁人们“纪念二战应以宣扬和平和爱为目标，而不应以宣仇为目标”，对日本应“宽容”一些。本人特以前年的一篇旧文予以回应。
——题记
韩国虽然只是一个小国，人口只有中国的三十分之一，土地仅有中国的百分之一，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民，常有不俗的表现，让我这个中国人佩服至极。数年前，韩国国会就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所有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老兵不得入境，而不管他身上带有多少金额的支票或现款，以此作为对日本拒不反省其战争罪行并发表不当言辞的反应措施。（《资料卡片杂志》2005年第4期）
就是普通韩国人，直到今天提起日本人当年的暴行依然咬牙切齿，“日据”时期耻辱的痛苦记忆渗透到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浸透了韩国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耻辱感几十年来时时刻刻像烈火一样烧灼着每个韩国人。现代韩国人建设韩国的成功努力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集体潜意识：为了证明韩国人决不是劣等民族。在东亚足球圈里，韩日两队每一次相遇，都要进行一场殊死搏斗。从前韩国人的祖先虽然没有在战场上挡住日本人，现在，他们把球场当作战场的延续，他们要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向日本人证明自己决不是懦夫！甚至连一向媚俗的演艺明星也有不“媚俗”的壮举。去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前往韩国出席韩日首脑高峰会。别看身居高位，小泉也是追星一族，他非常喜欢主演韩国电视剧《冬季恋歌》的男明星裴勇俊。所以，在出行之前，小泉特意向韩国政府提出，希望能与心中的“偶像” 裴勇俊会上一面。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大明星竟然不买堂堂日本首相的帐，他以档期过于紧密，实在抽不出时间为由，拒绝了日本首相的邀约，弄得小泉很没面子。（《报刊文摘》2004年9 月15 日）
与韩国人一样中国同样受过日本的侵略，同样是儒家文明的继承者，但我们的表现却实在令人汗颜。部分国人的信条是有奶便是娘，只要给钱，那管什么民族尊严民族感情，哪怕是日本人来干坏事，也照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2003年的“日本人珠海群体嫖娼事件”就是明证。尽管每年的9 月18 日对广大中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一天，但一部分国人似乎淡忘了这个耻辱的日子。一个由380多名男性组成的日本旅游团空降到了中国的“特区”珠海，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37 岁，最小的16 岁，身份全是教师或学生，尽管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来玩中国姑娘的！”但面对每位小姐1200—1800元的巨大商机，“特区”之人还是“特事特办”，在短短的时间内高效率地组织起了一支由500多名漂亮小姐组成的“卖春大军”，在一种异样的音乐（类似于抗日战争影片里日本军队出场时的音乐）声中，几百个日本人与几百个中国小姐结成派对，然后，“集体嫖娼”于9 月16、17、18日连续三天在“特区”极其有名的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持续地进行，竟然“一帆风顺”，最后这些日本人全都“心满意足”或“心花怒放”地回国了。（《读报参考》2003年10月[下]）真不敢想象，这家酒店的管理者和这个地区的治安管理者还是不是中国人，他们都到哪儿去了？韩国人是有钱的日本人也不让你入境，而我们有的中国人是只要你日本人有钱，就是在“九 一八”事变72周年的这几天再淫我姐妹，他们还能忍辱负重，这与当年典型的汉奸卖国贼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要以为这只是个别卑鄙无耻见利忘义之人才干得出的事情，这样的人在一向受人尊敬的专家学者中也存在着。时下炒得沸沸扬扬的对日“新思维”就很能说明问题。人民日报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在2002年第6 期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提出要重新审视中日关系，把历史问题放在次要位置的对日“新思维”。他后来又在日本杂志《文艺春秋》上发表题为《日本已经向中国21次谢罪》的文章，认为中国不应再纠缠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道歉问题，日本已多次向中国道过歉。200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同样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主旨类似于马文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对“新思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这两人的文章被日本两大保守派杂志《文艺春秋》与《中央公论》转载后，让一向对侵略战争拒不反省甚至颠倒历史真相，而现在正主导着日本政坛的右翼势力欢欣鼓舞，成为他们攻击和平人士的有力武器。（《报刊文摘》2003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是中国的最高党报，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心向往之的名牌大学，那里的专家教授确实够“与时俱进”的，进入了新世纪，连中日关系都要用“新思维”来处理了。鄙人学识愚陋，不知道日本已向中国谢了21次谢罪。可还是有点糊涂，既然谢过罪，就是已承认了血腥侵华历史，那干嘛还要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呀？同为二战元凶的德国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怪事。看了杂文家瓜田先生的评论，我才恍然大悟——“这思维有什么新的？汪精卫、周作人早就有这种思维了，你比人家晚了八十年！”
按理说，这种奴颜婢膝的对日“新思维”已受到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一致谴责，在时下的中国应该是没有多少市场的。但不知是巧合还是受这种“新思维”的指导，就在日本人篡改侵略史的教科书正式出笼、已获得文部省批准使用的今天，我们自己的教科书也正在修改。《狼牙山五壮士》从上海、湖南出版的小学教科书中被删掉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据说也从五年级的课堂用书贬至“自读课本”。这样修改的原因是什么呢？有的教育界人士包括教师的解释是，这种课文“不能引起共鸣了”。还有的人提出高论，说让五壮士的壮美故事淡出课本是“完善生命教育的需要”，“生命教育”能培养学生“珍惜、尊重、热爱生命，有利于对自己生命的自我保护，更有利于对他人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原来如此！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内无弹药外无援兵的五壮士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跳崖呢？他们应该学会“热爱生命”，“对自己的生命”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不过，五壮士真的要符合时下教育者要求的“生命教育”，那就只有束手投降一条路了。我算明白了，这样的修改教材，不过是假借“生命教育”的需要，教育子孙后代淡忘日本侵华的血雨腥风而已。如果这样的“生命教育”成功了，以后的中华民族可全是“新思维”了，英雄主义精神将在中国丧失殆尽，再遇外敌入侵，谁还会到前线去抗战呢？
有时候真让人弄不懂我们有些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先不必说长达十几年（甚或可能更长）的侵华历史。单说二战中，中国人就叫日本杀了三千五百多万，仅一个南京城就被杀了三十多万，说血流成河一点也不为过。尽管我们做不到像可敬的韩国人那样耻辱感“时时刻刻像烈火一样烧灼着”，但也不能为了金钱就出卖灵与肉，但也不能漠视那段屈辱辛酸的历史，提倡什么对日“新思维”，更不能把课本中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抗日课文随便修改掉。要知道，日本不顾世人舆论的一致谴责而修改他们的教科书，是为了掩盖他们祖先当年的侵略罪行，让他们的后代忘掉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而我们的这些“咸与维新”的做法，表面上很宽容，似乎想与日本人“相逢一笑泯恩仇”，但从根本上却是在帮日本人的忙，让中国人的后代慢慢地也忘掉日本罪恶的侵华历史。两个历史见证民族的后代都忘记了曾经的历史，那历史确实就成了一个可以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娼妓）了，中华民族还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2005年正好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各地都在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即使在这样的特殊年头，如果到大街上或大中学校里找几个普通人问这样一些问题：是谁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抗战是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还是1937年7月7 日开始？为什么中日战争不是在边界上或海洋上开打，而是在中国的沈阳和卢沟桥开打？日本军队为什么早早就驻进了中国？能客观公正又准确无误地回答出的人当不会太多。如果连这么几个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好，我们为什么还老要配合日本干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