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不可能象自然界一样四季分明——任何时候都可能会严冬逼人，任何时候也可能会秋意盎然。关键在于你自己的态度和心境、在于你有没有努力去改变现状。
我原名叫彭家祥，1930年出生于山西省忻州市。10岁左右父母去世，我成为四处为家的流浪儿。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候，国家进行了8年抗战，我却过了8年的流浪生活。
记得是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一个又臭又脏的叫化子，挤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人群中兴奋地高喊：“欢迎解放军！”一位解放军战士看我面黄饥瘦、饿得都站不稳，于是就解下身上的干粮递给我。流浪了8年，我第一次体会到人民军队的温暖，让我有了重新做人的机会。
有一天，我在宣武门附近看到一张告示：人民政府开办的华北艺术系正在招生，但需要高中以上文凭。我兴奋不已，于是向自己的侄女借来高中文凭，把上面的名字改成“彭清一”这个名字，便混进了考场。考官是扮演过白毛女的老艺术家王昆。王昆并没有嫌弃眼前这位腰系草绳、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他和蔼可亲地问道“你会唱歌吗？”我挺起胸膛，高声唱起来：“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
就这样，我进了华北艺术大学。崭新的衣服、香甜的饭菜、明亮的教室、热烈的学习，这一切都让我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我常常流着泪在心底呼唤：“我要用我的一切报答党！”
虽然我天生一副好嗓子，在学校学的也是戏剧，但我却喜欢舞蹈。我曾参加了中央西南民族工作团，在汇报采风成果时，当时著名的舞蹈家戴爱莲慧眼识金，推荐我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
我是半路出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自己有舞蹈中最犯忌的“O”型腿，所以当苏联著名芭蕾舞蹈家斯考尔斯和芭兰诺娃，看到我这么大的年纪，而且还是一个罗圈腿时，连连地摇头。意识到自己学舞蹈的条件太差时，我一度消沉，想放弃舞蹈。但是在戴爱莲老师等人的鼓励下，我又鼓起勇气，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选择。
勤能补拙。为了练好一个基本动作，我会练上百次、千次，一个上午汗水往往会打湿好几件背心。为了练好芭蕾中的旋转动作，使旋转动作优美、柔和，我连走路都在想动作、练动作，以至好几次撞到了路上的行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我的基本功有了大大提高。芭拉诺娃对我的变化感到非常惊喜，于是把我分配到芭蕾舞甲班。这个班的每一个学员都是舞蹈团的佼佼者。
几十年的艺术生涯，我先后主演过上百个舞蹈剧目，拿过两块金质奖章，并成为国家一级舞蹈演员。其中《红绸舞》、《游青》、《大刀进行曲》、《花鼓灯》、《双人弓舞》等享誉国内外，并且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同时，作为文化使者，我曾先后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得到莫洛托夫、米高扬、铁托、胡志明、尼克松、福特等国外领导人的接见。
1985年，作为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我在考核中要为青年演员做示范动作。我一连做了两个示范动作都很成功，为了让青年演员有更清晰的印象，我又接着又做了第三个示范动作。毕竟是55岁的人了，难免力不从心，一个跟头上去、在空中翻转360度，由于冲力太大，先着地的左腿受不起全身的重量，只听“咔嚓”一声，左腿立马骨折了。这次意外，让我不得不离开自己心爱的舞台。
是功成名就、回家颐养天年？还是象当时的很多名人一样，利用自己的知名度组织“走穴”团体去赚大钱？但这两种选择我都不甘心。
我想到了1981年时，有一次自己为青年学生讲艺术课，谈了自己对人生、理想和事业的认识，当时青年们的反响特别强烈。从那以后，我就经常被邀请去为青年们做演讲。我觉得，现在社会的年轻人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更需要精神力量。于是我毅然决定选择了演讲这条道路。
做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了解现在青年人的特点，要懂得他们的心理。思想政治工作要“入脑入心”，必须要让这些坐不住的年轻人“入座”。所以我每一次演讲的开头都从风趣、诙谐开始，先让现场的气氛轻松活跃起来，然后循序渐进，不露痕迹地切入“思想、信念、人生”这样的主题。虽然这么大年纪了，但我从不坐着演讲，总是拿起话筒站起身来走下讲台，走到听众中去，不断与他们交流互动。听众的视线也会跟着我走，这样就活动了脖颈、减轻了疲劳。
20多年来，我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到今年为止已经演讲了3000多场，直接听众达300多万，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中国十大老年新闻人物”等光荣称号，并先后5次蝉联中央国家机关暨文化部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生活在这个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我们不少人已经不再有革命时期年轻人的坚强意志与拼搏精神了，取而代之的是奢侈、浮躁与自私。虽然我自己是一个“老古董”，但我觉得，现在社会需要我这样的“老古董”去“现身说法”，为青年指引正确的道路。
虽然我现在是一身伤残——左眼近乎失明、腰椎严重变形、膝部长有骨刺，如今已置换成合金钛的膝盖骨……但只要一走上讲台，我就忘记了身上的伤痛，变得和年轻人一样有活力。不论多少次登台，我都把它当作第一次来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