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观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一家姓“公”一家姓“私”，二者水火不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必然“腐朽”、“垂死”，社会主义必然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我们现在暂不回答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只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中，体会那些深刻变化了的情况及其带来的理论思考，便会由然而产生变化一下我们理论传统模式的冲动，相信这不仅仅是笔者一个人的感受。

　　“帝国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问题，曾在谋一时段引起不知多少人的困惑与疑虑。在这一过程中，苏联解体了，东欧蜕变了，中国正在补市场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不高的课程，虽然当代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但是靠高喊口号已经打不跨资本主义，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而当我们冷静下来不再高喊口号，不再指望在短期内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于是我们便感到明智得多，也超脱和轻松得多了。

　　世纪伟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告诫我们：要停止姓资姓社的讨论，要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看来，在邓小平理论中，我们的传统理论模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值得我们喝彩和欣慰的，也是笔者敢于提出本文论题的理论基础。

　　在两种制度处于对抗的时期，资本主义要剥削和压迫，社会主义在反剥削和压迫的旗帜和口号中，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于是便企望抛弃一切资本主义用过的东西，建立崭新的社会制度，因而便有了共产风、大跃进、一大二公等错误出现。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亲自组织领导了中国的改革而成为“总设计师”，以世纪伟人的理论勇气一层层剥开了传统“左”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禁锢，建立并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许多曾被我们批判过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经济生活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逐步登上历史舞台：雇工（剥削），市场经济（无政府状态）、按资分配（追求剩余价值）、周期性经济波动（经济危机）、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两极分化）……这一切，不是我们引进了资本主义而是在生产力水平处于不发达条件下市场经济的正常反映，是现代化大生产和生产力水平不高的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不论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可能出现以上经济现象，都需要既利用它们来为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服务，同时又尽量限制它的消极破坏作用。

　　生产力不发展到足以消灭私有制的高度，是市场经济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但这个高度有多高？难于进行量化，当代资本主义至今不仅活得仍然很新鲜，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已经远远超过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这就说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

　　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是不是一定要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可否有和平过渡的办法？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探讨而且也是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两种制度不再以对抗形式存在，当然是可以谈判的，过去我们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似乎资本主义就是反动透顶、一无是处的社会制度，实质上，资本主义制度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因而是有先进性的，事实也正在反复说明这个问题，“社”“资”两种制度不仅可以和平共处，也可以优势互补。

　　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正在加大经济改革的力度，在停止姓“资”姓“社”的讨论和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是非的指导思想指引下，更加尊重世界各国根据具体国情所作出的抉择，不管是什么“主义”的社会性质，也不管是由什么性质变来的，一律都是朋友，可以共谋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两种制度间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在共同发展”。

　　“社”、“资”两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兼容，是因为二者都是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经济制度，两种制度与现实生产力水平都有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两个方面，相适应时两种制度都能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从而显示自身的优越性，不相适应时两种制度（包括其实现形式）都能对经济发展发生不同程度的障碍作用。但这个“度”是很不好掌握的，两种制度都在尽力寻找这个适应度，中国共产党经过数十年，数代人的艰苦探索，最后已经接近这个适应度。邓小平指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我们的生产关系的衡量标准已经不再是“一大二公”，而是“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增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资本主义是否找到他们的适应度呢？当代资本主义也在通过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获得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不再也不应该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洪水猛兽，把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拒之门外。机械设备、通讯交通工具、电子产品以及各种现代生活用品我们接受了，而获得这些精良产品的制度本身里面许多反映现代化要求的、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极为有利的部分我们却闭门谢客，这是舍本逐末、买椟还珠，不可取。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庞大的、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内部，各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也存在巨大差别，因此，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某些薄弱环节被突破并过渡到社会主义后，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依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下。特别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社会主义革命往往首先在各种矛盾特别集中、特别尖锐而资本主义经济尚不发达的那些国家取得成功。这些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虽然给这一体系严重打击，但还不是致命打击，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核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资本主义经济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社会主义的力量反而还相当弱小，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尚在艰难的探索中，因而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也要经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甚至出现局部倒退或反复。所有这一切，都决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否得出这样的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以自身意志为转移地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技术条件即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马克思原理的合理推论；“社”、“资”两种制度都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虽与不同社会形态相联系，而具有不同属性，而其自身则是没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但不排除在“薄弱环节”取得成功后生产力水平处于较低水平的可能性，不能因之而否认社会主义的存在及其优越性；资本主义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终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的加剧而向社会主义过渡，但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以通过自身调节调整而获得相当高的生产力，当然也更不能由此而得出资本主义是当代世界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结论。要求发展生产力是两种制度之能够兼容的根本原因和重要表现。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