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眼里的中日现代史
薄
东亚同文书院是1900年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办的专门收受日本学生的高等学校（也曾收受小量中国学生）。所谓大旅行，是同文书院的每期毕业生在中国大陆的实地调查旅行。调查内容政治、经济、民俗等等无所不包。至日本战败投降，东亚同文书院才关闭。
日本投降后，东亚同文会的近卫文磨会长和后任冈部长景会长都被占领军司令部（按指美军）指控为战犯。（该书10页）
对东亚同文书院的评价，一位英国军人认为：“这所学校在日清战争（按即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设立了。其目的是为日本在中国扩张势力而培养日本青年，教给他们必要的各种事情，日本人这么早就确立了其势力的基础。”（该书233页）
埃德加•斯诺则认为：“同文书院教给学生几年的奸细之术，然后把学生分配到政府机关或各个公司。有些人扎根于中国老百姓中，终身做奸细。”（该书232页）
过程讲得长了些，但很难再缩短。现在要讲关键问题了：薄
（1）之所以在中国办东亚同文书院，是为了帮助中国以对抗欧美列强的欺凌。薄
（2）早期，与东亚同文书院有关的好几位日本人对同盟会、孙中山都有好感或给过帮助。
（3）对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中国的大旅行，中国当时的好些名人都是支持的，孙中山还专门写了鼓励壮游的题词。
（4）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原来就因是大学生而免除了被征入军队；后来没有了这样的幸运了，不少学生内心还是不愿从军的，有些学生对中国内心是亲近的，对祖国（日本）的忠诚和对中国的亲近，心里是矛盾的。
（5）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大旅行调查材料，一份是给军部，同时也给外务省；可能在军事上被利用，但从与东亚同文书院有关的全部材料看，书院是很纯粹的教育机关。
薄
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上，严格地讲，即使甲午战争之后的若干年内，还并不能说征服中国已经成了日本的国策。一旦这一点在日本的统治集团、统治阶级中成了行动的纲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必然或公开、或隐蔽地朝着同一个方向运作。当这样的日本国策形成之初，甚至形成和实行之后的一段时期里，中下层的许多人，往往并不明白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着实现一个绝大的野心。这一点，甚至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也可能是懵懂的。
但是，无知与懵懂，并不足以否认日本帝国业已形成、目标明确的对外侵略国策。从实际的历史看，导致以国家和民族整体力量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犯罪，起因往往是少数人，但对历史的责任，该民族和该国整体，是无法逃避、更不可能真正回避掉的。
历史表明，那时绝大多数日本人是以日本军部、内阁的指挥棒为进退的。薄井由书中所讲，一些学院学生“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中国的亲近”的矛盾，最终是遵命行事，是服从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同样表明了这一点。类似的例子，但对于东亚同文书院则重要得多——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时绝对拒绝学生出兵的大内院长，1937年夏天就也为时代潮流（按即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潮流）所左右，就这样92个34期学生中有80个身体健康的学生自愿去当兵了。
更重要的是，薄
至迟，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出台后，整体上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殖民政策，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基本方向。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这就要讲“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 “
《田中奏折》提出的侵略步骤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奏折继而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即按此计划，以‘铁血主义’即武装侵略的方针，并通过‘贸易’、‘移民’、‘开拓’、‘经营铁路’、‘经营厂矿企业’等等一系列侵略形式，不断扩大和加强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范围和势力。直至1930年代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继而，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对我国进行全面的武装侵略战争。自‘东方会议’以来，田中的罪恶侵华计划已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现实。”（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按：日本有一部分人认为，“田中奏折”是一个伪造文件。即使事实真的如此，也绝不可能改变“东方会议”所确定的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是日本根本性的国家对外侵略国策的客观事实。日本军国主义后来的所作所为更是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薄井由的研究同样证明了这一点：“1927年东方会议上，决定‘满蒙分离’政策，这是把满洲地区从中国大陆分裂的政策。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1932年建立了‘满洲国’后，有了尽快实行农业移民的基础。1932年关东军特务部制定了有关满洲移民的纲要……同年
有一个看似从中日长远利益出发，实则需要重作思考的说法：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不错，从依法惩处的角度讲，这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未犯罪的普通军人和日本民众，与战争罪犯的界限是明确的。所以，如果限制在这样的特定角度，也就没有必要重提世人皆知的界限，除非某些死硬分子强要把战犯与大众拉在一起，如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战犯悄悄塞入其内。但若界定法律责任和历史责任，民族或国家都是一个整体，民众岂能一撇干净！换言之，以为当今德国对二战的责任似乎只是道义责任，是绝大的谬误！别的不说，如果只是道义责任，德国何用在法律的意义上承担对劳工的赔偿责任？现今的日本政府，不承担对受害者的民间赔偿责任，也不能说错。
上面的这些话，从日本的民众包括学者方面看，是否对日本过于苛刻了呢？非也！历史的反思和责任的承担，不仅日本重要，对中国照样重要，对中国的普通民众也非常重要。要知道，回顾现代中日关系史，反思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对于日本民族，固然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对于中华民族，更是一件痛苦的事。当以往的历史不再成为日本和中国前行路上沉重负担的时候，那才真是中国和日本的幸事；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直面历史、直面现实，决无别途可走。
任何一个存续于世的民族，总是既有其优点也有其缺陷的。我在此，不想写些四平八稳的话。历史还表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既有可能走向辉煌，也有可能走向灭亡的，——这并不是指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民族、国家的自然消亡。历史还表明，既有高度欣欣向荣的社会，也有走向没落的社会，否则又怎么称得上具体的历史呢？
新一代的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大都认为历史和自己没有什么大关系，似乎不反思历史天然就会正确，但当人们真要回答或处理重大的现实问题时，如果说有什么大毛病，往往不过是历史上已经犯过的错误重演。
真实的历史和正上演着的当代史，也决不会依从于某部分人的一厢情愿。当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屠杀，造成了中国的深重灾难；又正是在抵抗日本残暴杀戮和统治的浴血奋斗中，中国的广大民众从原来的蒙昧、麻木状态中真正醒过来了。时代毕竟不同了，日本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但日本也好，中国也好，总有相当一部分人停留于野蛮时代的历史回忆里。看看日本占领中国台湾后实行的殖民统治；看看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之后建立满洲国的恶行，溥仪是儿皇帝也够不上；也是日本，随后是方针明确地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再回过头来看，东亚同文书院名义上的兴学宗旨：“教给国内外实用学科，培养中日两国优秀人才，一方面要使中国富裕而强大，另一方面巩固中日两国协作的基础。目的是保全中国，制定东亚长治久安的对策，谋求领土永远和平。”（该书23页）即使不能说东亚同文书院创立之初，这样的兴学宗旨并非全是虚言，当以侵占中国、殖民化、大规模移民、血腥掠夺成了日本对中国政策的根本特征的时候，怎么还可能是为了“要使中国富裕而强大”呢？
日本对中国的政策，走向自己早期美丽词句的反面，这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那不过是近代西方帝国对外扩张掠夺的模仿品，加上本国封建统治暴政的国外版。
人们有时是会陷于某些表面文章的回忆之中的，却不能领悟：血与火的历史才是最终的真实历史；血与火的历史在其逐步展开的过程中，才是以往的表面文章的修正版。现实的历史最终为什么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呢？这正是历史学家和其他研究者要做的工作。
例如，汪精卫、周作人降日和加入日伪政权，也会有自己的一套理由的。恐怕这两位当时还以早年与日本的交往、在日本的经历和社会关系深，自认为比别人看得清楚。但历史怎会以他们自欺欺人的想法为转移？二十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演变到抗战时期，变化是何等巨大啊！类似地，时至今日，仍有数量并不少的日本人，认为当初日本侵占中国是为了对抗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似乎“大东亚共荣圈”也是美好的事物。对此，最客观也是最好的回答，依然是：请看看基本的历史事实吧！
就东亚同文书院而言，日本军国主义——也就是日本当时的国策，早已把它纳入了自己的大陆政策之中，无论政治、文化，还是具有直接重要性的军事方面，东亚同文书院对于当时的日本，真正重要的是其战略性意义。这也就是日本军部要人为何要亲自担任东亚同文会会长、董事长的深层原因。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中国的大旅行调查材料，对于日本军部首先也是战略层次意义。当然，在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中，这些调查材料的一部分，也是具体而有用的情报。
至于过了几十年后的现在，这些调查材料仍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着当时的中国，这属于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