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问责”中国工会维权观
作者：赵新月



山西黑砖窑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全国总工会专项工作组赴洪洞县调查案情，当地工会及时参与被解救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各地工会配合有关部门迅速清查本地小砖窑、小煤矿雇佣童工情况。应该说，工会在这场事件中站到了维权第一线。但是，黑砖窑事件影响之大、教训之深，无形中对工会维权观形成一种“问责”，同时，工会组织也需要自问，面对这场事件，今后怎么办？

启示之一：工会依什么“法”维权？过去，工会维权更多的是依靠《劳动法》、《工会法》，以及《安全生产法》等各种配套的劳动法律法规。但黑砖窑以及类似事件告诉我们，对工人利益的侵害，并不简简单单是因为触犯了劳动法，或者说首先触犯的不是劳动法，而是劳动法之外的法律，比如《宪法》、《刑法》、《民法》、《收养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义务教育法》、《居民身份证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等。据笔者对一些发达国家工会维权法理依据的了解，在很多情况下，工会维权的依据并不是劳动法，而是其他法律。之所以造成这一状况，是因为在劳动场合、工作场合，工人的劳动权益往往是建立在其他权益之上的，比如人身自由权、人格平等权等，没有这些基本的权利“垫底儿”，劳动权就是空中楼阁。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简单认定工会就是维护工人劳动权益的，那就大大降低了工会维权的标尺。依法维权的所依之“法”，不能仅仅是劳动法，而应该是一切能够保护工人在劳动场所免受侵害的国家法律。只要工人的权益（不一定是劳动权益）在劳动场合受到了侵害，工会必须维护之，而维护的法律资源，可以据一切法律推而广之。

启示之二：建立联合维权新机制。正因为在黑砖窑、黑煤矿等一些恶劣劳动场合，对工人权益的侵害不仅涉嫌违犯劳动法，更涉嫌违犯《刑法》、《民法》、《收养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乃至国家《宪法》，所以，旨在以维护工人劳动权益为主要职责的工会，在维权的能力上必然力有不逮，需要地方政府、劳动部门、公安、社保、教育、工商、税务、城管、新闻、工会、妇联、青年团等各个系统与部门间的合作，并建立起“联合维权”机制。黑砖窑事件的处理，就是联合维权的结果，但是，这种联合维权仅仅是暂时的、机动的，过后就“解体”。所以，当中国工会强调主动维权、科学维权、依法维权三大维权理念的时候，笔者认为还必须加强“联合维权”的长效机制建设，使对工人权益的联合维护，不因黑砖窑等恶性事件的到来而临时匆匆汇聚，也不因黑砖窑等恶性事件的暂时解决而骤然纷纷解体，我们需要建立联合维权新机制，它管当下，更管长远，我认为这也正是“建立工会领导下的维权机制”的本意。

启示之三：对待不同雇主需要不同态度。当下社会，劳资融合、劳资合作、劳资双赢、劳资和谐是劳动领域的主调，同时也是国内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主题。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雇主是永远分为“左、中、右”的。英国工业关系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海曼（Richard Hyman）在分析世界工人运动史时认为，工会对资方的态度无非是在政治斗争、市场谈判、社会伙伴三者之间依次转换，而工会自己则在政治工会、商业工会、整合工会三种身份之间各有侧重的循环往复。中国工会鲜明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政治工会的鲜明特点，其维权宗旨必须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相合拍，所以必须以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当下的维权标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有在“劳资融合、劳资合作、劳资双赢”一种模式里找到“社会伙伴”的感觉，而是必须视不同雇主的“左、中、右”行为给予“左、中、右”的回击。中国工会自1995年起进行了至今为期12年的集体谈判制度大试验，积累了很多市场谈判的经验和教训。也就是说，它在试图建立一个“市场工会”，但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这个“市场工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集体合同谈判制度基本是不成功的。同时，在以往中共领导的工运斗争中，也有足够的对付资本原始积累的政治斗争手段。也就是说，它作为“政治工会”历史悠久，但市场经济的建立又严重削减了其作为政治工会的合理性。现在，中国工会更多的是在建立“整合工会”的目标上努力，尽管其政治工会的属性惯性依然。所以，工会维权的实质是如何处理与各种雇主的关系，针对不同雇主采取不同的政治斗争、市场谈判、社会整合策略，而不是一味固守和谐法则。特别是对黑砖窑、黑煤矿、黑雇主、黑势力，除了打击别无它途，这也是中国工会政治属性的必然要求。针对不同雇主灵活地采取不同维权手段，或政治斗争，或市场谈判，或社会整合，是中国工会成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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