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次见到老岳母，无论数月、一月或半月，我都要拿一百块钱给她零用。有时见面较多，拿得过勤，老人家就说：“现在还有用的，这次就不拿了，你们娃娃还读书，就留着给他用吧。”我说“这个您老人家就不用担心了，关键是您的钱有没有用处？”她说“要用的话哪点会没有用处呢，我又喜欢打麻将，有时身上钱少了就抖怜磕栽的，越怕输越爱输。”我说：“那您就多揣些钱在身上，胆子大一点，万一要输也输得起。”我还对老岳母说：我们晚辈孝敬老人不能等待，像您这样七十多快八十岁的老人，不自在潇洒地花钱玩一玩，还等什么时候呢？将来百年归天闭上眼睛，再拿多少钱给您，您也不能重新睁开眼睛、花钱去玩了，因此您要放下心来，想怎样花就怎样花，不要为我们操心。
今年以来见到十多个熟人和亲友相继去世，守灵守了四个通宵，平均每月一次。在通宵守灵的时候，我常常独自地想：我一生中可能只有一个不能弥补的缺憾，那就是对母亲的孝敬。在三十多岁直到四十岁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希望：等到经济条件再好一些，一定要在衣食住行上好好孝敬母亲。一年又一年，我总是无忧无虑地把这个孝敬放在将来，一直以将来的孝敬来安慰自己。在家庭财力并不充裕的情况下，我上那些“国家级”乃至“世界级”文化骗子的当，数年间买了三万多元图书，进行个人的所谓“智力投资”。当我读了几部佛经之后，回过头来看看书房，除了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和几部宗教经典外，其余百分之九十几的书籍都是废品，五年前曾把几千斤“定价”近两万元的图书、杂志当垃圾卖掉，收回的“投资”不到三百元。遗憾没有一种宗教信仰和迷信说教，认为阴间的人可以接受化成灰烬的文字；否则我要把这些应该用来表达孝心的金钱购买的书籍，当作纸钱烧了献给母亲。
（二）
跨世纪以来，在爱幼问题上我感觉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是资助妹妹的大女儿读中专和大哥的大孙子读高中。从我开始读书到现在的四十年中，有太多的农村孩子，如果缺乏资助，他们只能断送学业，一辈子走从事低级体力劳动谋生的道路，永世不得翻身。大哥的大孙子在贫困中读完初中，就已经打算务农，如果我不管他念高中，他就理所当然地做了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农民。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考上大学时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大哥节衣缩食的支持，我就理所当然地做了一个十八岁的农民。三十年前大哥曾经说过，青少年是学习和成长的关键时期，如果有能力爱护和帮助他们，切不可等待，要是迟到一月甚至关键时候迟到一天，他们就可能失去一生接受教育和改变命运的机会。大哥还说爱幼的重点在于教育幼者和给幼者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回味大哥的话语并观察历史、社会，我在四十多岁才慢慢懂得，人生最惨烈的竞争不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而是在悄无声息的教育里。可以用美国二十世纪中期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的一句话来形容教育，虽然他不是直接讲的教育——“它不像你遭到攻击时就反抗那么容易，而是一场持久的、要有耐心的、付出代价的斗争。”教育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无所谓进步与倒退，但历史长河中瞬间即逝的每一点水滴和每一朵浪花却是个人，因此个人命运是有升降和起伏的，而教育正是改变个人命运最有力的杠杆。
人生有定数，但努力不济、机会不巧，也会定数不到，从而难尽其才。每一类命运相同的人，会在不同层次的舞台上发挥相似的作用，而教育的功能正是在于提供机会和提升舞台的层次。如三十多年前有两个出生在同一山村的放牛娃，他们性格相似，都喜欢和善于交往，他们幼年时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辍学在家，一个继续上学；三十年后的今天，甲在拉车人的行列里发挥作用，乙在跨国公司的公关部门发挥作用，这两种结果就是在相同定数的基础上，由他们所受教育的不同和多少造成的两种命运变数。命运的基础是定数，命运的走向是变数，教育本身是变数，教育也在制造命运走向的变数。当我们有能力帮助他人因变数而变的时候，切不可等待；如果错过了变数可变的机会，一切都会成为可怕的定数。
（陈嘉珉，2006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