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魏晋兴亡递嬗的一段历史，可谓时势人物变幻迷离。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急遽变化向着毫无精神准备的人们，尤其是在历史舞台上不自觉地充当了主角的文士们迎面冲来。纠缠不休的利害情节，士人生存的危疑处境，时势压力的急逼严重，使得任何人都来不及也无法掩瞒自己的真实心理。最是文人不自由，在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前，许多人选择了人格的乖违与人身的彻底依附，惟有嵇康，选择了思想的坚守与超越以及人格的独立，直至随之而来的毁灭。

　　对于嵇康，史称“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达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对他而言，散怀山水、空谷流韵并非不能，萧然无羁、千古风流亦非难事。因此，许久以来我一直纳闷，象这样的人何以成为司马昭非得举起屠刀的对象？思付良久，我想这大约与他的思想渐渐成为时代先锋并使他无意识中成了政治集团意识之外的异质存在不无关系。

　　诚然，《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被杀的导火线，然而，无论文学史抑或思想史，它都不是作家与人的简单结合，而更是文人的心灵史和社会发展史。因此，当我们将人物悲欢置于广阔的的历史视野中时，即可发现它其实有着渊远博大的思想支撑，这就如葛兆光所说的那样：自汉末以来，人的觉醒已叩响了历史前进的跫音，“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直指人生最为关切的问题，增加生命密度和个体关注成为时代强音；同时，因汉末政治的腐败而使得文人士子的“士为帝师，导正君德”儒家“君子”思想极度反弹，并渐由群体自觉上升为个体超越，拒绝媚俗从众，追求理想人格。正因如此，我们方可理解，在那场由司马氏集团发起、于今人看来不过是一场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学术争论中，嵇康何以能举世独立，语出惊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并在实现了对“人之为人”的本我价值的开掘，即由对功名道德等外在之物的肯同转为对自我人格与精神的自觉认定的同时，揭开了“麒麟皮下的马脚”——残暴的新贵标举世俗的名教规范，却籍此手拿杀人屠刀，而所谓的“名教”却名不符实，不但束缚了人的自然发展，而且使人隐匿真情，是非颠倒，追求虚伪，黑白混淆，这就使得发起争论、鼓吹“名教”的司马昭等陷入了自挖的陷阱。然而历史的荒谬与悲凉又每每在于，愚妄而暴虐的得势者挥舞的是大棒与屠刀，而大胆说出真理、坚守独立人格的思想先锋却只能高举精神的大旗和不倔的头颅。风烟过尽，惟在命运的大手覆盖处，凸现出赤子复杂而又真诚的灵魂。

　　对于先锋而言，它全部的意义就在于其反叛性、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以及精神深度的前瞻性。重读嵇康，使我重新认知了这个超越了时代的孤独者，而他那遣论造文时的师心使气，在人间真情与心中真理间的挣扎与抉择，以及他那种不断否定和颠覆自己、使生命处于不断超越状态的决绝，在这神圣常被亵渎、崇高已遭践踏的时空里，更使我为他那些先锋的声音而悄然动容，由此，无论是就其意蕴丰厚的人格魅力言之，还是就人类文明的思想进程言之，嵇康都是恒久的、鲜活的。一切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言：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以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