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希望“人治”在中国“一去不复返”了

---------反右、文化大革命和下岗的联想

文/汪华斌

反右、文化大革命和下岗本是中国三次独立的事件，但最近很多专家学者却把反右与文化大革命连在一起；而且口诛笔伐，文章相当多；可下岗的文章却没有。这使我很奇怪，因为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们真的都很相似，只是对象与手法不同而已。

1、受伤害的对象不同，但人数却是上升的；

反右中我国受伤害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其人数有几十万；而且是以高级知识分子居多。文化大革命中受伤害的对象是部分各级干部和同情这些干部的群众，其人数有几百万；尤其以老干部居多。下岗中受伤害的对象是普通老百姓，其人数有六千万之多；尤其是与各级领导有矛盾的人几乎无一漏网。

2、一夜之间，就是人生路上的两重天；

反右时，某大学有位基层党支部书记实在完不成下达给本单位定右派的指标；就把自己报上去了，结果不仅定了右派；而且从大学开除了，在生活如此戏剧之中；这位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自杀了，因为他实在接受不了这两重天的境况。

文化大革命中，我才是十几岁的孩子去北京串联；遇到当时的陶铸接见红卫兵，我被挤到他跟前与陶铸握了手；当时我多兴奋，连手都不想洗；可第二天陶铸倒了，我后悔莫及；当时真的是无地自容，因为我们一起的只有我挤到跟前与他握了手；而学校还有人怀疑我是否与陶铸有什么关联，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武汉市某钢铁企业有位民主党派人士举报自己的领导收受回扣，而且多个部门都进行了调查；确认有回扣之事，但的确有一部分回扣是进了单位的小金库；于是认定是诬陷领导，第二天就通知这位民主党派人士下岗了。要是一般的人下岗都要闹一下子的，何况民主党派人士呢；结果闹到了国家统战部，因为下岗是以组织名义作出的；而且下岗是国策，谁也不能更改；结果民主党派人士就被强制性下岗了，这就是我国的下岗。

3、没有人权，也不尊重法律；

对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权呀法律呀，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列举了很多；可我要说的是，下岗中同样没有人权；也没有法律。

如1998年湖北省人事厅在下发高级职称文件前，接到某企业的公函；要求把该企业今年评上高级经济师的某某某除去，理由是今年该企业已经确定某某某下岗；只是文件还没有下达，不能使下岗的人有闹的把柄；所以提前把他的高级职称去掉，因为该企业的文件规定是高级职称者不能下岗。

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的人事厅竟然同意了；而并不是尊重客观事实。因为该人的高级职称申报了四次，每次都是为该企业的年轻领导让路而没有评上的；就这样连职称外语都考了三次，使得职称办的人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因此今年就没有要他为领导让，所以今年就评上了高级经济师；但该企业的领导不愿意，一方面因为此人的能力太强；使领导在技术上很难堪。另一方面是该人太正直，对领导总像是在监督；所以领导们要将其赶出企业。但文件有高级职称的不能下岗，所以就搞了个提前通知取消高级职称；这理论上不可能的事实，但的确就是在中国发生了；这就是我们下岗中的法律与人权。

我曾经与某信访办的同志探索过下岗期间的信访与上访，竟然与下岗有关的占了一大半；而且根本没有回音，就连提出劳动仲裁的也很少有胜诉的；因为所有的下岗程序都合法，哪怕是投票决定的下岗；它都是企业正式文件规定的。只要有文件，任何打击报复都是合法下岗；哪怕这文件与国家法律相抵触，仲裁机构还是只相信企业组织；而从不相信下岗的个人。所以中国六千多万人下岗，竟然是正常的；而我们却没有见到一位企业领导在下岗的大军之中。如我们武汉市某企业效益良好，但为了给在职人员加工资；于是决定下岗了六万人。在这六万人中，竟然没有一名科级或科级以上的领导；而技术人员下岗的，全部是那些业务能力强或与领导关系不好的人；这就是人权，因为下岗就是法律。

总之，反右、文化大革命和下岗三者间的共同特征太多了；为什么对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的文章铺天盖地，而对下岗持不同看法的文章却没有呢；因为右派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受迫害的人现在成了既得利益者，自然就要否定过去；而下岗的人有几个成了权力者，自然也就无法评价自己的经历。但我要说的是，它们之所以演变成灾难；实际是“人治”的原因。有时就是正确的决策，在“人治”的执行下；同样能产生灾难。

“人治”与“法制”是两个决然相反的概念，只有“法制”才能避免“人治”；这就是说，只有“法制”才能避免灾难。我们这个坚持‘实事求是’的社会，应该对灾难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希望任何事件都有公平，但我们却希望“法制”是社会的主流；因为只有“法制”，我们才能避免灾难。现在对反右、文化大革命和下岗的评说还很困难，但“法制”却是启迪；这是一个社会法制建设的问题，也是社会一个公民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