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文/卫虎林

        曾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有句名言,“管理就是决策”,由此可见决策在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性。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都会涉及到决策问题。从现实来看,因为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个别贪官污吏对组织的危害,从企业来讲,一个错误的决策可以葬送一个企业;对国家而言,一个错误的决策可能给民族带来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如二战时期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决策失误在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表现,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政府经济决策失误: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根源

  改革开放近30年来,通过财政大包干、分灶吃饭、分税制等改革,地方政府拥有了相等大的经济决策权。但由于相当一部分领导人不懂经济,只是凭自己的经验与好恶决策,结果造成了全国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

  最典型的是开发区的一哄而上和微缩景观的重复建设。1992年邓公南巡后,改革再次进入加速发展期,各地不顾自身的实际情况,纷纷上马开发区。初步估计这一时期上马的开发区高达10000个。大片土地荒芜,却无太大收获。关于开发区建设,各地政府到底造成了多大损失,谁也说不清。与此类似的是人造景观的建设。资料表明,从1990到1993年的三年中,全国各地共建起了能接待1000人以上的人造景观1000多处,景点主要集中与河北、浙江等省,总计耗资50多亿元,而参观者甚少。

  据阿祥在《决策者,你不可乱拍板》(南风窗1998.12)一文中的有关资料,八·五期间全国共引进彩电生产线160多条,生产能力达到2000多万台,而市场容量只有1000万台左右,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开工不足。另据报道:全国汽车生产线目前的开工率只有58%;棉纺生产线闲置1/3,相等于120-150亿元的投资未发挥作用;铝材生产厂230多家,设备利用率只有20%;全国易拉罐年需求量50亿只左右,而各地耗费巨额外汇引进的易拉罐生产线年产量高达100亿只;自行车因盲目合资而陷入困境,全国75家骨干常有一半亏损。盲目建设、重复建设,最终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

  根据2003年7月30日《北京青年报》发表的《何祚庥:科学家要避免误导公众和政府》一文报道,“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文中何院士还谈到由某大学和某交通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一份关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发展对策的调研报告,“其中一些支撑结论的关键数据与事实不符。如报告里提到,北京市电动自行车有30%用的是镍镉电池,由于镍镉电池容易造成重度污染,所以这一数据成为一些地方禁止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关键依据,可全国自行车协会曾做过行业调查,结果发现在全国各大电动车生产厂家中,还找不到哪家厂商生产过使用镍镉电池的自行车,更不知道这30%从何而来?当然也就谈不上因为使用镍镉电池带来的污染问题。”

  二、国有企业决策失误: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

  历经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仍未走出困境,究其原因理论界众说纷纭。鄙人认为,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目前的处境就其本质而言,是因为决策的失误。

  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有句名言,“管理就是决策”。西方管理学界的另外一句名言同样可以说明决策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一个企业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如果它没有智囊团的话,其生命周期不会超过5年,只要有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就会葬送这个企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风雨飘摇之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河南中原制药厂是我国医药行七·五、八·五期间投资规模最大的重点工程,也是中国医药行业第一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占地1300亩,总投资18亿元,没有生产运行就已停产关门。究其原因,是因为该项目的一项关键技术是中方决策者在没有详细调查了解的情况下,从根本没有这项专利技术、仅有20多人的瑞士的一家小公司引进的。同样是在河南,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中州铝厂,不顾市场需求变化,在后续工程既无国家立项、又无可性研究的情况下,盲目铺摊子、上规模。结果自投资以来,年年亏损。至1997年累计亏损3.5亿元,负债35亿元,负债率高达148%。类似的例子,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

  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无论怎样改,如果不能避免决策失误,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就是一句空话。

  三、民营企业决策失误:中国企业做不大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依赖政策支持和自身独特的机制优势,成为中国经济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始终做不大。从巨人集团的倾覆到爱多胡治标被拘捕;从沈阳飞龙姜伟的“自我检讨”到三株吴炳新的反省,中国的民营企业始终未能走出昙花一现的怪圈。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巨人集团准备投资12亿元建造70层大厦的宏伟决策计划,最终造成了企业的倾覆。

  按照史玉柱的说法,1992年决定盖巨人大厦的时候,开始是准备盖18层,但这个想法一闪而过,出来的方案是38层。1992年下半年一位领导来参观,建议把楼盖的高一点,于是设计改到54层,后来很快又改到64层。由54层到64层基于两个因素:一是设计单位说54层改为64层对下面基础影响不大;二是公司想为珠海市争光,盖一座标志性大厦。当时广州想盖全国最高的楼,设计63层,我们要超过它。1994年一位领导人来考察,公司觉得64层有点犯忌讳,几个负责人一商量就决定把大楼改为70层。仅仅是为了虚荣,决定公司命运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两年后,巨人集团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困境。

  从决策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企业财产组织形式由单个业主制向现代公司的转化,决策也由个人经验决策向集团化民主决策转变。大量的实践表明,个人经验决策最适合于单个业主制企业,因为企业规模小,资金有限,即使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也不致造成太大的损失。而对现代公司而言,企业的重大决策必须经领导层集体做出,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中国民营企业所以做不大,恰恰在于违背了这一客观规律。

  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复兴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

  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等会见中外记者答问时,就决策问题作了精辟分析,他说,“第一,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重大的经济决策、重大的经济问题和重大的建设项目要经过充分论证,形成领导、群众和专家相结合的决策机制。第二,依法行政。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执行公务,同时又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规范。第三,民主监督。政府要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来,才不会人亡政息。”为了我们的各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政府决策的根本要求,实现决策的民主化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说到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于传统决策相比,现代决策更要求集体决策,要求最大限度地听取反对意见,才可能避免决策失误。为此,政府决策必须决策通过各种渠道,动员群众不仅积极参与决策目标的制定,而且要通晓和理解决策目标,自觉地朝着所定目标前进。使人民在国家决策问题上有充分的发言权,真正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然,决策民主化不是“绝对民主”,而必须与集中,与纪律结合起来。实行民主,反对“绝对权威”,但不是不要权威,不要原则;承认权威、承认集中,但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决策的民主化,最终是要集思广益,使群体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更广泛深入地开发。坚持原则执行纪律也正是为了使更多的人得到民主和利益,保证决策机构的可控可调,更好地实现民主化达到决策的目标。

  2.构建科学的决策体制,努力实现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的科学化

  现代决策体制一般由决策系统、智囊系统、信息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等组成。目前我们的决策系统中,最大的问题是智囊系统的形同虚设和监督系统的缺失。如何真正发挥智囊系统的作用,建立健全决策监督系统,是避免决策失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3.完善法律体系,用法律来约束政府领导人的决策行为

  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领导人肆意拍板决策造成的,而现行法律对滥用职权、造成重大决策损失的政府官员却监督不力,恶性循环由此开始。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必须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官员决策监督与约束机制。坚决取消行政项目审批制度,确立“谁拍板、谁负责”的原则,权力与责任必须对等,真正使政府的经济决策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原文发表于《生产力研究》2005年第12期,在本网站发表时对部分文字作了修改)

  【参考文献】

  [1]何祚庥.科学家要避免误导公众和政府,北京青年报,2003年7月30日.

  [2]阿祥.决策者,你不可乱拍板,南风窗,199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