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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个月，中国频频亮出自己的新杀手锏。歼10，过去一直非常神秘，连张正经照片都难看到，但是一亮相就已经成建制、并形成战斗力了；过去中国一直否认打算造航空母舰，现在则高调宣布中国已经具备了造航母的能力；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突然打掉了一颗报废卫星，使美国最得意的数字化精确战争工具的眼睛——卫星侦察和全球定位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在美国、日本、台独等敌对势力的压力和挑衅面前，中国长期忍气吞声，令人扼腕。现在突然来这么一手，的确让人扬眉吐气。这些武器不可能一夜之间造出来，历届中央政府的长期战略布局功不可抹。
当然我们都知道，中国“亮剑”不是为了侵略别国，而是为了不战而打消敌国侵略的念头——支持台独就是侵略中国，中国已经把丑话说在前头了。
为了避免战争，中国还应该掌握更多的先进武器，这里的道理不言自明。
但是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中国还应该积极地推进国内的政治改革。我们读中学时就知道：帝国主义在国内危机严重时，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就对外发动战争。中国绝对不能走这条路。
中国国内现在的矛盾非常严重。矛盾重心已经从“贫富对立”转移到了“官民对立”，过去人们讨论的是“仇富心理”，现在人们在谈论“仇官心理”。
从“仇富”到“仇官”，首先是一种进步，说明人们能够正确对待合法致富的人；其次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富人毕竟还是老百姓，而官员则是政府的基本组成部分。从过去的恨贪官到现在不加区分的“仇官”，说明贪官的比例已经太高，高到没有必要进行区分或无法进行区分的程度了。
老百姓过去的说法是：“（把官员）全部拉出去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那时的贪官比例就已经超过了一半。现在老百姓的说法是：“用机关枪扫射都没有冤枉的”，说明现在的官员已经没有不贪的了，只是贪多贪少、主动贪还是被动贪、被裹胁着贪的问题了。
对全体官员的仇恨，会很自然地转变为对政府、对执政党、对社会政治制度的仇恨。这是非常危险的。水现在还在载舟，但是一旦沸腾了，就要覆舟了。
中国现在也反贪污反腐败。但是现在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是亡羊补牢式的。
人都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没有坐过牢的人不知道失去自由之痛苦，没有经历过死刑的人也不知道生命之宝贵。巨大的眼前现实利益加上侥幸心理，会驱动官员铤而走险。由于中国对官员缺乏有效的制约，贪污腐败的过程又是很容易的，所以贪污腐败盛行。
即使加大了反腐的力度，官员仍然会采取其它方法。例如不直接拿钱拿物，但是索取各种招待，从吃饭到按摩、从洗脚到嫖娼。如果连这些也被制止了，他们还有办法：刁难民众——不为民众服务，工作扯皮、低效率，等等。民众为了能够顺利办事，只能创造新的手法贿赂官员，或者只能放弃努力，这导致整个社会的低效率和发展迟缓，甚至倒退。
所以，用现在的办法，是不可能彻底消除腐败的，能够不愈演愈烈就不错了。
中国要彻底消除腐败，一定要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如果做结构性改造风险太大，那么至少要让每个官员去监狱体验一下生活。例如周末住进监狱，穿统一的狱服，住狭小拥挤的牢房，睡硬板床，没有空调，吃普通的事物，进行单调机械的体力劳动，按照统一的作息时间表就寝和起床、出操，被狱头欺负殴打。周一再换回西服去上班。
现在的官员，能够得到的物质和精神享受，相对于他们的付出，实际上已经非常高了，只是他们在没有失去这些东西之前，是不会感觉到其宝贵的。只有失去了，才会后悔。
为了挽救一些同志，还不妨让他们体验一次被枪毙的感觉：蒙上眼睛，跪在地上，用一把扫帚疙瘩顶住他的后脑勺，扮演行刑者的人嘴巴里“乓”的吼一声。
当然，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改革政治制度。
首先要大幅度地减少各种审批手续。
对一般企业应该采取“宽松注册，宽松经营，有事严惩”的做法，即：创业很容易，经营环境也很宽松，但是你在生产经营中搞鬼的话，就罚得你倾家荡产，甚至搭上小命。
中国现在的做法恰好相反：企业创业时非常困难，要经过层层审批，要处处孝敬。企业开业后，为了获取暴利，偷工减料甚至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坑蒙拐骗，却没有人管。即使消费者好不容易告赢了该企业，其处罚也是轻描淡写的。不仅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反而暗示企业家：风险不大，可以继续这样做。
中国的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在叫老实人不要创业，同时却鼓励奸诈的人多开公司。
企业创业困难，或成本太高，还导致整个社会缺乏活力，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更导致缺乏创新。我们很羡慕美国的很多庞大企业，但是他们当初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作坊：苹果电脑、微软、雅虎、Google，最近的 YouTube，等等。
第二，要大幅度减少行政费用，减少作官的好处。
现在政府的钱太多了，做官的好处太大，而社会上普通职员和企业家的生存压力太大。如果官员再利用权势进一步压榨企业——包括非法的腐败和合法的高税收，那么人们会更加倾向于去做官。
考公务员的大学生越多，这个社会就越不正常。
企业才是国家财富和活力的根本。精英不去企业发挥才能，却都去作官，反过来压榨企业，那么这个社会早晚要出事。
应该大幅度减少作官能够得到的好处，增加从事实业、科学、教育的人的好处。这样，只有那些的确想通过从政为社会服务、不为好处来作官的人才会来申请做官。由于做官没有什么好处，很多人就不来作官，更没有必要为作官而贿赂官员了。
第三，要把对官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下放给人大和政协等机构
自上而下的监督往往不及时、有疏漏、启动门槛太高。中央一定要启用平级的人大和政协，做日常的监督工作。
消除下面的腐败，不但不会动摇中央的根基，反而会加强人民对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好感。这一点一定要明确。不要认为自己任命的官员受到其他人的监督和罢免是丢脸的事情。“大义灭亲”、“挥泪斩马稷”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正面的褒义词。
如果中共中央对基层人大独立选举出来的行政官员不放心，还坚持要自己任命下级官员（当然，会在人大里走一下“选举”的形式），那至少要把监督和罢免权交给人大。
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上级保护下级”、“中央保护地方官员”，而是要不要“丢卒保车”——丢掉贪污腐败的“卒”（地方官员），保住中央政府和执政党这一“车”，以免人民“恨乌及屋”，最终被人民推翻。
第四，要大力推进人大的建设，把这一工作提高到“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来认识
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执政体制已经脱离人民群众太远、太久了。党的官员已经走到人民反面去了。人民已经到了要用机关枪扫射党的官员的程度了。
如果想避免人民群众的暴力革命，就必须借助合法的人大制度，监督党的官员，釜底抽薪，抽掉革命之火的“薪”——贪污、腐败、低效的官员。
人大必须真正地成为人民的代表机构。应该规定：政府官员不得担任同级人大的代表；应该建立专职人大制度，人大代表必须辞去所有公职和私职；应该用国库的钱支付人大代表的工资和必要的办公经费。这里的“办公”指的是人大代表在行使监督权时所需的调查、取证、研究和雇佣工作人员等一切费用。
去年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结束之后，报纸上的评论指出“选举还缺乏竞争性”。这反映了大众对人大功能的怀疑和不信任。执政党应该进一步加大人大的建设力度，不仅在制度上建设，而且要树立典型，让人民群众相信人大是有用的。
执政党应该认识到：现在人大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制约执政党，而是在拯救执政党！
只要中共党籍的人大代表在人大中占据多数，中共就仍然能够控制人大。但是中共党籍的人大代表本身不是政府官员（可能是一个普通教师），他的权力和经济收入（人大代表身份）来自选民的选举，那么他就会代表选区选民和上级党组织对同级官员进行监督。
很多人质疑构想的有效性。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共党是铁板一块。实际上这是错误的。执政党至少可以分为相互制约的三块：
1，上级党组织：它希望下面平安无事；
2，下级党组织：它希望能够有好的政绩，向上邀功，获得提拔；在不给上级带来麻烦的前提下，尽量多捞好处；
3，非官员的党员群众（简称“非官党员”）：他们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密切相关，甚至完全一致，他们也恨贪官。
因此，上级党组织用非官党员组成基层人大，既可以保证对人大的控制权（人大代表绝大多数是自己的党员，定期政治学习），又可以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监督下级党组织。只有真正地消除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平安无事。
在人大代表的竞选活动中，党组织可以根据法律，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进行竞选宣传，让选民选举。
这个制度框架是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最有可能以合法的、和平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民主制约机制。
在前十几年，中共的主要工作目标是发展经济（这本身没有错），不得不牺牲普通大众的利益，上述框架会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也许的确不适合建立这样的框架。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了高速发展、原始积累的阶段，开始转变发展模式、重视民生，那么这个政治框架就和党的工作目标相一致了。
中国现在的现实是：经济和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政治制度却相对落后。
军事实力的根本是一国的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的根本是民间的努力和创新。如果落后的政治制度扼杀了民间的活力，甚至使民众和中央政府离心离德，一切都将成为无根之木。中国不仅无法崛起，反而可能走向错误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