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商“偷税”是为了谁？

     11月06日 央视《经济信息联播》发布了财政部的第十二号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在公告中，财政部表示，2005年，组织检查了39户房地产开发企业，共查出资产不实93亿元，收入不实84亿元，利润不实33亿元，39户房地产企业会计报表反映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为12.22%，而实际利润率高达26.79%。隐瞒利润超过一半。
   看完这个报道，不得不让人震惊。组织检查39家房地产企业，家家偷税，这可是一个存在于房地产行业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是说明房地产商“聪明”，能偷到国家的税，而富了自己吗？说明了我们国家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漏洞百出，让房地产商们在此可以游刃有余地赚钱吗？还是说明了我们国家的房地产业本身的利润就高呢？笔者的回答是：不是，都不是的。
     笔者认为，以上的三点都不是正真的原因，而正真的原因恰恰就是我们的“官与商”的结合。“官”知道如何去操作国家的房地产政策，如何才能钻到国家政策的空子。“官”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借着发展之名，一为自己创政绩，二为房地产商谋利益，三为自己发财拓渠道。而房地产商呢？他们与官的结合后，利益是无可估量的。他们可以用“官”的权力拿到很便宜的土地，甚至于圈地。
   当然，要想“官与商”能够结合在一起，走到一条船上来，成为利益的同共体，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首先房地产商要“放血”来打通各个环节，使渠道畅通无阻，才能与有实权的官站到同一条船上。这里面房地产商所用的“打通费”是多少，也就没有统一的数字。但不管是多少，这些费用都将成为房地产的成本。这只要从官与房地产商的结合的腐败案中，我们就会明白其中的奥秘了。
     比如，10月31日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是这样报道的：“纵观近来揪出的一些腐败案件，大都与房地产密切相关。仅今年6月，就有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王炳毅，福州仓山区土地局局长李仲、仓山区区委书记张森兴等一批官员，因涉嫌与房地产有关的经济问题遭“双规”。
　　从六月到现在，又先后有多名官员因类似经济问题被双规，在官场引发一次又一次的地震。从这些案例中，既可以看出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之大，也可以看出部分官员与地产界的勾结之深。官员与开发商的勾结，主要是利益上的联系，即官员利用权力为开发商“行方便”，而开发商则投桃报李，给其经济上的回报。
　　这种权钱交换最终必然增大房地产开发的成本。假设没有腐败行为，与房地产有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比如，土地的出让等等，都是市场化的，也是公开和透明的。政府采用公开招投标、拍卖、挂牌出让的方式，开发商们就能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土地。但是，当权力与开发商勾结以后，就凭空多出了三部分成本：
    一是开发商与权力交换的成本。商业贿赂贯穿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据悉，开发商的“公关”成本占到楼盘总成本的3%到5%或更高，这对房价起了推动作用。二是腐败竞争成本，开发商们为了更有把握拿到心仪的地块，可能争相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贿赂官员，加剧腐败的蔓延和升级。三是效率成本。当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和正常的权力行为，与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必然制约效率的发挥，这同样会大大增加房地产开发的成本。
     然而，作为商人的房地产商，同样也是为了追求最高的利润为目的的。而如何才以能让房地产商的利润来得最多，又来得方便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偷税”。
    因为，偷税对房地产商来说是最“安全”的，也是最隐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有两个：一是房地产商与官已结成了“利益同盟”，处于同舟共济的境地，这时候的“官与商”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了。二是房地产商的偷税行为会得到官的“关照”。如果有什么问题，有官帮其出面，房地产商出钱，在中国还有什么“摆不平”的事的呢？所以，有这样“良好”的环境与社会关系网，房地产商如果不去偷税的话，那才是个真正的“呆若木鸡”。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房地产商“偷税”行为的话，就能清楚地看出：房地产商偷税的目的，一是为了自己，二是为了利益同共体里的“官”。

                                         龚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