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感觉梁先生对冯友兰的评价非常简洁、公允，而且恰如其分。在梁漱溟眼中，冯友兰至少应该是两个人：第一是个“玩世不恭”的人；第二是个不错的“学问家”，但不是“思想家”。

在该书第49页，梁漱溟谈到冯友兰时，语气舒缓、慢慢道来：“这个人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情，个性不同了——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好像是这样，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就是不像那个儒家，好像忠于自己，一定要很正直，他不是那样。”“他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的相信的道理，很忠实，不随风转舵，不，他有点像玩世不恭。”在第154页，梁漱溟实事求是地说：“毛主席晚年的时候，有点老迈昏庸”，“广东中山大学有一个叫杨荣国的教授，写了批孔的文章，毛主席就大加欣赏、称赞，那么一时间就搞起来一个批孔运动。冯友兰也就迎合这个，他就写了批孔运动。”

梁漱溟先生这两段评论平易朴实、言简意赅，只是从冯友兰不“忠于自己”的角度，说他“有点像玩世不恭”的人。冯友兰在“文革”中，一反自己大半辈子弘扬传统文化的主张，完全站到彻底批判“孔老二”的立场上。如果要从政治上把江青一伙视为“敌人”，那么冯友兰就是曾经奴颜婢膝地向“敌人”投降过，应该算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但梁漱溟不从风雨不定的政治视野来看冯友兰，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迎合时髦的批孔运动，是个“玩世不恭”的人，可见梁先生的评价非常公允、非常客气。

梁漱溟在口述中，没有直接说冯友兰是“学问家”，但我推测他的意思，他肯定冯友兰是一个不错的学问家。艾恺先生问“除了您自己以外，在现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谁？”梁漱溟回答“我说不上来。说不上来我还要说几句话。有一个人叫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班上的学生，他是留美，在美国。他留美的时候还常常从美国写信给我，通信。从美国回来就做大学教授，很出名。写了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P49）

梁漱溟认为自己“不够一个学问家”，他说讲中国的老学问“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才能够有中国老学问的根底。可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对于作为古书根底的文字学，我没有用过心。那么，对于中国古书也没有读过，小时候没有读中国的经书，所以讲到学问的话，我的中国学问很差、很缺少。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近代的科学，外国学问，我的外文又不行，也不能够，所以科学也就不行了。”“这两面说下来，就是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所以如果说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跟学问家不同，学问家他知道的东西多，他吸收的东西多，那么在吸收、多知道、多看，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去吸收。可是在一个思想家来说，他不同于学问家的，就是虽然他也要多知道些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个知识，他也没法成为思想家，但是呢，他的创造多于吸收，跟学问家不同。那么，所以我承认我自己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P323)

冯友兰则与梁漱溟不同，他具有深厚宽广的中国老学问根底，“他知道的东西多”，他还留美、精通英语，其中有些著作还是用英文写的，而且著作等身、“很出名”，梁先生还肯定他写的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因此我推测梁先生的意思：冯友兰应该是个不错的“学问家”，但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创造。套用现代市场经济的词来讲，冯友兰是个介于“原创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他写了中国哲学史最好的“说明书”。写“说明书”说明别人和别人的思想，难免意见纷呈、褒贬不一，正如俗话所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各说各的理，这就叫“做学问”。所以在梁漱溟看来，冯友兰应该是个不错的、地道的“学问家”。

（陈嘉珉，2006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