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在9月19日《杂文报》上发表的《晋商辉煌的真相》一文，是就山西票号产生的问题与周英杰先生商榷的。周先生看了拙文后，即于9月27日在其博客上发表题为《“野史”的可信度问题—兼答王贵成先生》的文章，为他把山西票号兴旺和原因归结于李自成军队溃逃时“遗金”的说法找出了证据——三本书：一本是徐珂的《清稗类钞》，一本是1907年日本出版的《中国经济全书》，一本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在文章的最后，他不无揶揄地说：“王贵成老师在文章中一上来就一口咬定我是在‘搞笑’，这显示出他对这个问题，大概也并没有做过更深入的研究。没有做过研究而贸然与人商榷，这起码是很不严肃的事情。”

周先生说得没错，鄙人一介教师，平日里以为应试教育添砖加瓦为己任，并非专业研究人士，只是在课余乱翻些杂书报刊，有感而发就写点小文章，遇到不同已意的事情也敢不自量力地批评一通。9月19日《杂文报》上那篇与周英杰先生商榷的文章就是这样写来的。那篇文章里我用以批评的论据可以说是平时的一点读书收获，说是研究那就高抬了。但周先生却说我“没有做过研究而贸然与人商榷”，这无论如何难以使我服气。于是响应周先生的号召，做一番“更深入的研究”，起码也可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了吧！

周先生所引用的证据“李自成败军‘遗金’”一事，我手头的《晋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刘建生、刘鹏生等著，2005年1月第2版）一书中说得更仔细。其实关于山西票号的起源历来就有多种说法，远至隋唐，近迄清道光。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倾向于道光初年的说法。但隋末唐初说、明末清初说、康乾嘉庆说、鸦片输入说等几种意见仍然有人坚持。其中明末清初说又称李自成遗金说。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说“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故称雄商界200余年。”这里的说事非常笼统，只说李自成死后，“山西人得其资”，三晋大地，表里山河，百姓极多，山西的哪个地方，什么样的人物得到了这笔钱财，连这两个最基本的内容都没有讲清楚，这样的野史记述又能让人相信多少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比这也高明不了多少。倒是日本人写的《支那经济全书》说得详细了点，但也象是在讲传说故事，“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顺治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有的金银携带不便，遂把军中的金银财富放在康氏院子里而去。康氏忽拾得八百万两……自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日本人的这种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李闯王败走山西之时，并不是败的很惨，这从他曾想把晋陕两省作为根据地，与清军一决雌雄就可看出。李自成在山西没有遭到清军的大举进攻，只是受到地主武装的骚扰，以李自成的军队实力，还对付不了这点骚扰吗？他有必要把从北京辛辛苦苦搜罗来的金银丢在山西吗？

然而，像周先生一样相信野史的人有的是。1923年，上海申报馆纪念建馆50周年时，张一麐先生编了一个因果歌，将上边那种说法描绘的更加绘声绘色：“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因果歌。那闯王逼死崇祯帝，那文武百官一网罗。那李闯同声敲夹烙，霎时间金银堆积满岩河。冲冠一怒吴三桂，借清兵驱贼出京都。贼兵舍不得金银走，马上累累‘没奈何’（大块金银）。一路追兵潮涌至，把金银向山西境上掩埋过。贼兵一去不复返，农夫掘地富翁多。三百年票庄称雄久，不成文法执磋磨。相传是林亭青主两公笔，这桩公案确无讹。” 张一麐先生的这首因果歌写得更是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好像山西票号的产生得归功于李闯王了。让我欣慰的是，学界对晋商问题的研究也证明了我的这番浅见没错。李自成败走时确实携带有大量金银，但这笔财富是否被晋人获得关用于开设票号却无从考证。这种说法主要来源于民间传说，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发现有关康氏创办票号的史料，也没有其他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当然，周先生对山西票号起源的说法更多来自于野史，而他“自己则往往是宁愿相信‘野史’，也不相信‘正史’的。”“因为凭我这么多年的读书经验和生活阅历，我知道，所谓‘正史’的‘正’，其实只是人为的一个封号而已，除了能发挥一点‘为帝王将相做家谱’（鲁迅先生语）的作用之外，在叙述历史的真相方面，反而不如‘野史’之类更加直接而明了。”周先生的这番话从总体上看说得不错，也是时下不少读史者的读书标准。但任何事情都不能太绝对了，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把读书标准定得这样偏颇，于读书增长学识明辨是非并非都有好处。野史是能“更加直接而明了”的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它所记述的一些传闻逸事就一定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吗？正史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在“为帝王将相做家谱”，难道这种“家谱”就真的一无是处一点也没有历史的真实性在里面？其实，野史也好，正史也罢，它们里面都有真实的历史，也都有荒诞不经不着边际的讳饰成分，我们读书人要做的是要炼就一双火眼金睛，从对各种不同版本不同说法的史籍的阅读中，剔除史书中以讹传讹的部分，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从而看到一个比较真实且接近事实的历史。最大的忌讳就是把正史和野史弄得对立起来，必欲非此即彼，泾渭分明，这样极容易造成读书人的偏狭和执拗，不利于我们养成较好的史德、史识、史才。

由此，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野史”问题。现在台湾的经济发展形势一派大好，若论起台湾为何会有今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一些正直的爱国之士就撇嘴冷笑开了：他蒋介石当年是共产党的手下败将，惶惶如丧家之犬，逃离大陆时把国库里的黄金外汇储备都带到了台湾，这才把台湾经济搞得有了点起色。相信这种“野史”者大有人在，就连一些传道授业解惑的园丁也持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似乎有理，但这符合历史的真实吗？试想，如果没有蒋介石和陈诚在台湾的一系列成功改革，诸如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币制改革、土地改革、展开经济建设，连续实行“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台湾的经济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吗？

最后，我想问周先生，野史的可信度难道真的就那么高吗？高到能让您“宁愿相信‘野史’，也不相信‘正史’的”程度吗？

2006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