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地方政府的“乱作为”和“不作为”这两个看似南辕北辙、互不相关的现象，其实指向的是同一问题：在相当一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中，“政令不行、有法不依”已成为普遍现象。这既是削弱中央执政能力的毒素，更是权力腐败的温床。在国家加紧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之际，对这种有损执政党权威的痼疾不可不察，不可不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权力无所不在、无远弗至的社会管理模式，势必造成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由于各级政府权力过大，“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以至超出了其所能承受的责任限度——从出生到死亡，什么事情都想管。这样一种权限划分，任何有能力的政府都难以承受。地方政府只能首先保证在诸如社会稳定、计划生育等中央实行“一票否决制”的关键问题上不出纰漏，而对其他很多事情鞭长莫及，对一些“非政绩项目”不得不采取“不作为”方式，而中央对此也难以过于较真。
其二，由于缺少自下而上、由外到内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的无限延伸必然滋生腐败。各级、各部门的掌权者可根据地方和部门利益的需要，来决定处理问题的轻重缓急。这就成为各种政府“乱作为”的依据。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６月３日在一个公开报告中承认：一些单位很多问题屡查屡犯，今年讲挤占挪用，明年也是挤占挪用，搞了几年还是挤占挪用。
上述两方面问题严重损害执政党的形象和威望，易在民众中造成政府低效、无能、腐败的印象。长此以往，将直接影响民心向背，而民心是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基础。
在现代社会，政府权力是不可缺位的。但同时，其责任也不可或缺。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应当对称，有多大权力，就负多大责任。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要求也必然是循权求责，权责不对称，必然出现体制困境。
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建立有限权责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和方式。在某些方面，政府仅仅应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社会矛盾的调解者，以及市场与社会的服务者，而不应该包揽所有的社会事务。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让政府从不该管的事务中退出来，权力止于其所能承担责任的边界，将边界之外的处置权交还给能够自理的市场和社会。惟此，才能顺应客观规律，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社会的运行更加活跃、更有效率、更趋良性。不仅如此，只有当权力收缩到它能够“管好”的范围内，掌握权力的人才能真正对自己的职权负责，整个政府体制的运行也才能真正做到政令畅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有限权责政府必然是民主法治的政府，即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来制衡政府权力，防范和遏制腐败。在政府的权限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应该遵循公开、透明的程序。在不同权职之间应该有明确的权责界定。一个部门的权力延伸到哪里，责任就应该到那里；责任之不能及，权力亦不能及，不能搞从上到下权位高者“通吃”。一旦出事，相关部门的官员即成为第一责任人，被追究渎职罪，而不能上下左右推卸责任。这种权责对应的追究制不应该局限在政府内部，还应该与人大、政协、司法、媒体等异体问责形式有机结合，使政府行为受到全社会的监督。
要使官员人尽其责，还可以借鉴香港、新加坡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将政务官、公务员区别开来。使国家公务员成为技术官僚，超脱于政党之外，专门负责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其升迁、报酬只由行政绩效决定，不受权力交接、官场人脉等政治因素影响。
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起有限权责政府。这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市场条件下转换政府职能的题中应有之义。有人担心政府权力从一些领域退出后，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其实大谬不然。与其包揽一切，吃尽辛苦却不讨好，不如只抓自己能够管好的事情。政府包袱轻了，轻装上阵，行政效率才能提高。在民主法治的规制下，权责对应的改革不但不会动摇执政党的地位，反而会大大改善其形象，强化其执政地位。更重要的是，这种改革只有成功之难，没有失败之险，不会引发整体性的社会危机，却可以与现行体制进行平稳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