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房网博客频道总监“大方”是我的思想界老友。应邀开启我的个人博客周，心里很惭愧。我勤于动口而懒于动手，思想的火花早已可燎原，可下笔成文却总是在脑海中激荡。因此很钦佩另一位朋友：勤于笔耕，坚持不懈的博客思想家戴欣明。大方要我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社会角色做个定位，提了几个都不满意，直到说出“传媒观察家”这个词，他表示认可。那就以传媒观察来开启我的博客周，先从我走出校门后的人生第一个阶段——12年传媒经历说起吧。
我人生的职业生涯从记者开始。因此，注定中要与传媒这个事业结缘。于是，传媒观察也成为我的一个兴趣所在。10余年过去，经历了北方一家直辖市大报和南方一家经济特区大报（都是市委机关报）的职业编辑记者锻炼，又经历了深圳特区报地产部新闻策划与广告经营复合的魔鬼洗礼，我的传媒社会大学算是毕业了。没想到，1年多以后，我又摸进了网络媒体的大门。还好，1年的职业经理人经历后，我也算从网媒出师了。从严格遵循“党的新闻工作一定要讲政治”的北方直辖市党报，到经济效益和新闻效益紧密结合的经济特区党报，再到“唯数字（广告收入指标）论英雄”的外资网络媒体，我的传媒经历在丰富，传媒观察的视野在开阔，传媒运营的理念在改变中创新。我的人生，应该感谢传媒的12年洗礼。
大学毕业之际，在那个还要靠学校推荐分配的年代，我的职业选择很有偶然性。那一年的早春，校园里的毕业生们都在紧张的准备着被推荐和面试、笔试的磨砺。我却很轻松。我所在的这个文科里的偏门专业去向很窄，政府、外交、国安三个主渠道。在颐和园边上京城西苑著名的A部大院通过了面试，回到学校的我等待报到通知。不久后的一天，听邻宿舍同学说本市第一大报来公开招人，就在主楼某教室。我误打误撞进了门。五位大员里主考官是时任总编辑邱允盛。同去的中文系同学对考官表白说从小有当记者的梦想。我没有这个梦想。只是说我喜欢看这份报纸的国际新闻版。总编听到后很有兴趣的问，“为什么喜欢”。我便把我对国际新闻的看法和评价一一道来。当年的国际新闻热点是中国的“复关”谈判。他一问我一答，半小时过去了。他满意的点了点头。
临走时，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带着不羁之气的中年人把我的简历揣进口袋，“明天你来报社三楼找我”。于是，我就这样走进了传媒之门。这个中年人，就是当时年仅36岁、史上最年轻的范长江新闻奖得主张建星。他是我新闻事业的入门老师。今年1月我去北京访友，他在北京嘉里中心旁的小王府请我吃家常菜。木须肉、熬带鱼、溜肝尖，都是我记忆中的津城美味。现在的他是市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兼报业集团社长。他是我在中国新闻界最佩服的老板。另一位我佩服的中国媒体老板、传媒经营高手是《周末画报》创始人邵忠。听到我提起邵忠的名字，建星慷慨地说，“邵忠是我哥们，MBA同学。你想和他们合作吗？我让他帮你。”
刚到报社时，建星正在创建一份经济大报《北方市场导报》，网罗了一批中国财经新闻界精英。今天的《财经》杂志社长胡舒立时任《中华工商时报》海外新闻部主任，还有吴敬琏老先生、学者樊纲，都是我们的撰稿人。今天的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赵晓，常和我一起睡在办公室聊通宵。那时，他是我们学校的经济学研究生，在《导报》做兼职财经编辑。我的第一篇稿子是据外电改写的美国日本贸易争端新闻，美国根据301条款要求日本扩大市场开放程度。呈给建星看，他大笔一挥改了标题“美国开单、日本开市”，署上“本报驻美国记者杨潇纽约电”。我的第一条新闻就这样出街了。之后，我的国际新闻生涯开篇了。
1999年5月8日，美军四枚导弹摧毁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新华社国际部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国际部记者许杏虎和他的天津籍妻子朱颖遇难。遇难的记者是我们的同行，更是我们国际新闻战线的战友。事发前，每天晚上我们都通过新华社和他们沟通，接收他们发自南联盟的稿件，改稿、做标题，编辑。这一突发事件打乱了一切既定的新闻操作规律，全国所有媒体都慌乱了，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和平年代的战争事件、外交事件、突发事件。一个超级大国对另一个主权大国（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动军事攻击，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新闻，也是中国最大的国内新闻。全国媒体都关注着当地党委机关报的新闻处理方式，而全国的省级党报都密切关注北京，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表”。人民日报代表着中共中央。人民日报的新闻处理，表明着党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对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定调和决策。
当晚，我领命从报社出发，司机驱车从报社门口的中环线直上京津高速，直奔北京金台西路的人民日报社大院。人民日报邵华泽社长坐镇报社，亲自传达中央领导指示。在人民日报得到了最高指示，在人民日报总编室拿到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大样，在电话里把头版的新闻处理、头条标题、字号、所占篇幅、位置及其他新闻标题一一口述给在报社夜半编辑部指挥全盘的建星，再带着报纸大样返回天津。连续一周，每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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