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中院一审对崔英杰暴力抗法一案作出判决：崔英杰故意杀人罪名成立，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原本是2006年8月发生的案件，一直拖延到2007年4月才宣判，由此可见此案的特殊性。笔者不是学法律的，但对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十分关心，从经济学的角度作一些分析。

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免费乘车者”，大多数现实中的老百姓并不明白这个名词的意思。但充满智慧的中国劳动人民，却不知觉的将“免费乘车”的原理运用到生活中。

为什么我会由崔英杰联想到“免费乘车者”呢？有一位评论者对崔英杰一案作出这样精辟的评论：“当我们的政府无法保障为数众多的贫民的基本医疗、最低生活水平的时候，还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光鲜体面，是不现实的。”用通俗的话说，即不给老百姓提供充分就业，又不让他们去经营小摊贩，难道城市的美化能凌驾于贫苦百姓的生存权之上么？

以上论述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城管暴力执法、小贩暴力抗法，其实有制度层面的缺陷。崔英杰和城管李志强都是制度的牺牲品，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制度不会立刻得到根本的转变，只能慢慢的有所松动、改进。

笔者目前租房住于人民大学西门附近，人民大学南门小吃一条街闻名遐迩。这里学生密集，是小贩们聚集的天堂。生意红火的小贩警觉性极高，只要有城管车子开过来，发现“敌情”的小贩便会向同行们发出警报，一哄而散的局面和其壮观。

但近几天，笔者却看见小贩们放松了警惕，专心经营买卖，似乎并不担心城管的追捕。在和小贩的交流中得知，最近城管来的少了。于是，我就想到，崔英杰的倒下，为制度的宽松开了个口。由此联想到了孙志刚事件。

不合理的制度一般都比较顽固，其土崩瓦解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不断的有牺牲者验证其不合理性。这些“出头鸟”往往付出极高的成本，甚至是生命。但最终受益的却是群体中的绝大多数，这就是“免费乘车者”的由来。我又做了进一步的猜想：目前，有关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体现在升学、就业等各个方面。或许某一天，有某个个体不堪重负精神崩溃，制造出影响力巨大的血案，我们的社会才会进行深刻的反思，相关的反歧视政策才会推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么？

崔英杰倒下了，小贩们的生意更红火了。“免费乘车者”往往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获利是建立在某个个体生命的代价之上。笔者走访了小吃一条街四个商贩，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你知道最近为什么城管没有来查么？”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是崔英杰事件的效应，或许这些获利的小贩应该为崔英杰的家庭捐款。但鉴于小贩们挣扎在温饱线上，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关注互联网等媒体，获取资讯的渠道有限，也就可以理解和原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