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相遇是在读初中时。我大姐夫原来算得上半个读书人，所以家里有一个书柜，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一次，我发现一套八十年代中期的《读书》，具体是哪一年已经忘记了，总共有11期（独缺当年第11月刊）。当时的装帧特别朴素：素白的封面，左上方一个深颜色的方框内有两个反白的大字“读书”；右上方是阿拉伯数字的月份；右面有一个长线条框，里面是当期重点文章的名录；左下方是年份；右下方是“读书”两字的汉语拼音；里面的版式也很简洁，几乎没有任何花纹和图片，只是简洁的线条进行简单的装饰。

从初中到高中，这套书反复被我翻阅。当时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有很多当时我根本不可能读懂的东西，比如国外的很多思潮，但这不妨碍我读得有滋有味，十几岁的懵憧岁月突然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窗。

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两样东西：丁聪的漫画和杨炼的诗歌。当时我对丁聪先生就产生了崇拜，觉得他竟然能把人性刻画得如此入木三分。记得2000年刚来北京时，有一次听说丁聪老先生将要在王府井书店和读者见面并进行签名售书，于是在那一天大老远地坐车跑过去。由于当时囊中羞涩，无力购买他的漫画书，却也拼命挤进人群中，只为了看他一眼；而在那一年的《读书》当中，有一篇评论杨炼诗歌的文章。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杨炼的诗歌，他诗歌中纷繁复杂的意象让我眼花缭乱。记得后来读高中时，我对诗歌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模仿他的风格和语言，写过几首诗，记得其中有一首叫《梦回唐朝》。

第二次大规模和系统地阅读《读书》，是在1998年我开书店的时候。虽然明知那个小城市的阅读层面有限，但我还是固执地购进大批量颇有档次的文化哲学书籍，另外我还订阅了一批高雅的文化杂志。订阅的杂志有《读书》、《随笔》、《名著欣赏》等，学术书籍记得有商务图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其中有：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这批杂志和书籍，成为那段浮躁青春生命中最甜美的抚慰。

也许是曲高和寡，这批书和杂志好多没卖掉，自然成为我书架上的珍藏。后来我又分好几次通过手提肩扛的方式，象愚公移山一样把这些杂志和书籍千里迢迢地搬到了北京。现在，每当我看到书架上那一排洁白色书脊的的《读书》和桔红色书脊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时，还是会常常涌上一阵激动和颤栗。

第三次遭遇《读书》，是2003年我在《英才》杂志工作期间。我查询到《读书》发行部的电话，然后找到一位发行部的女士，向她提出用《英才》杂志和《读书》进行互换。以后的每一个月，我就会接到一本我心爱的《读书》。这时的杂志封面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中间是一幅素雅的图片。

我常常在上班途中和漫长的会议时间内翻阅《读书》，它让我轻易度过漫长无聊时光的煎熬。当时我住在北京城西边的定惠寺，而单位在东边的东四十条桥，我常常坐846路车去上班。记得有一次，我被一篇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深深吸引，作者（好象是朱学勤）通过五四运动反思：对于中国到底是革命更合适，还是改良更合适？我随着作者一起苦苦思索。突然之间，我抬起头来，发现故宫深红色的高墙刚从公交车右边掠过，而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标志建筑物——红楼，又马上从左边的车窗内迎面跃入视线和脑海。历史和今天这一刹那间突然相撞，让我顿时心潮澎湃。

前几日在家乐福的书架前，突然看见7月份的《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上有一篇《﹤读书﹥变局——一本杂志和三代文人所倡导的思想》的文章，我马上买了下来。文章介绍的是最近《读书》更换主编所引起的争议一事。对于原主编范用关于《读书》越来越难读懂的感慨，我也有切身体会。范用时期的《读书》，曾让一个十几岁的无知少年读得如痴如迷，而今天的《读书》已经勾不起我太大的阅读渴望了。

对于《读书》，我所剩下的是更多是一种对过去岁月的回想。在《南方人物周刊》封面标题的左边，是一本1979年1月创刊时的《读书》，右边是一本2007年7月最新一期的《读书》。咫尺之间，却跨越了近20年的时间刻度，跨越了范用、沈昌文、汪晖三代文人的良苦用心，跨越了象我这样的一代忠实读者最美丽的日子。

《读书》那淡雅的油墨清香，早已渗入我的青葱岁月无法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