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沐童
今天是“七七事变”70周年纪念日。屈辱的历史，离我们愈遥远，我们便愈应当牢记之。我突然想起年初时自己译的那本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中，有很长一段篇幅，专门追忆日军占领北平之后，燕京大学的痛楚与抵抗与自己的心灵轨迹。
司徒雷登其人，政治家也好，教育家也罢，本文不去评述他。但他在中国创办了彼时远东最好的大学之一，在日本占领北平之际拒绝回到美国避难，而与燕大学子一同抵抗，后来，又被日本人囚禁起来，饱受折磨，直至抗战结束，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这个美国老人的回忆，或许能够给年轻、善忘的我们提供一种极具价值的观照。
本文摘录若干段，旨在告慰从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期间，所有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流汗、流血，乃至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们。
【正文】
摘译自John Leighton Stuart，
司徒雷登 著
沐童 译
中国农历的月份也是用数字来记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双几”上。比如说独立纪念日是10月10日，就叫“双十”。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在北平附近编造借口发动袭击，这个事件就成了让人人咬牙切齿的“七七”……终于在7月28日这天攻占了北京城。那天清晨，我被隆隆的轰炸声惊醒，发现日本人正在空袭校园附近一处中方军营。这是我第一次亲历空投炸弹的威力，吓得魂不附体。整个校园乱成一团，谣言漫天飞。
……
学校的大门是不允许日本人迈进的，必须事先特殊安排才可以。一旦进了校园，全程都要有人陪同，通常是我的秘书。我很快就发现了对付日本人的秘诀：软硬兼施。日方强大残忍的军事力量使他国人在他们面前总是畏畏缩缩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只是勉勉强强地顺从着而已。别看日本人张牙舞爪，其实是外强中干，明显对自己信心不足。在美国人没有明确态度之前，他们心里仍然存有一丝畏惧。在这种情况下，彬彬有礼招待他们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不要露出恐惧的神情，一方面又要用真诚的行动来款待对方。凭借这种方法，我抵抗住了日本人的多次威胁，在很多形势微妙的场合中打破了他们紧张的沉默。
……
有一个男生受到了极其残酷的拷打，释放后几个月内都活在恐惧中无法自拔，连他的亲生母亲都怕得要命。我后来获准去他家看望，发现他仍然深陷病态般的畏惧之中。几年后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仍然无法恢复任何正常的行为。这起惨案让我惊惧至极，战战兢兢地在被敌军占领的土地上继续大学工作。另外有一个男生曾羞愧地向我坦白，暴虐的秘密警察审讯他时，给出了两个选择，一是关进大牢严刑拷打，二是为日本人当耳目，监视校园情况。他选择了后者，每周要搜集学校的事情汇报上去。我对这名学生说，我绝不会责怪他，也不反对他向日军透露校园里的情况，但要求他时不时地向我通报一下日方的反应。不久之后，他告诉我因为他的情报一点用处也没有，日本人就把他打发了。
……
出于爱国和其它的原因，学生们不断逃亡，奔向未被日军占据的自由区。我指定了几个同样是学生出身的低层校方人员，协助那些学生制定线路逃跑。其中一条线路是沿着北京-汉口铁路南下，再深入内陆；另一条途经上海；还有一条更加安全，但路程极长，尤其适合女生，是通过香港、仰光，再沿滇缅公路前行。我安排了朋友在沿途守候，允许他们预付资金，为逃亡的学生提供援助。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在我被囚禁的前期，他们把我押到宪兵总部，共进行了四次长时间的审讯。有个问题他们尤其惦记着，正是关于那些秘密逃亡计划的。事情泄露到了日方精干的秘密特工耳中，日军立刻就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我用坦诚自然的口吻对他们讲，我感觉自己就好像这些学生的父亲一样，他们想去哪里旅行，我就有义务提供援助。但他们为什么旅行就和我没关系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很难反驳，于是他们便想尽办法要从我口中套出其它中国协助者的名字。这些人会遭遇什么样的惨状，我心里一清二楚，因此我断然拒绝道：这些人相信我才帮的忙，如果真的背叛了人家，连审讯官都会看不起我。而且我已经是个老头子了，少活两年也没什么。凡是关于我个人的问题我一概回答，想折磨我请便，但我绝不会出卖忠心耿耿的同伴。
……
四年多过去了，我们在日本侵略者的包围下，守卫住了这片小小的自由绿洲。为了巩固学校的宗旨，必须要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我们绝不会被逆境打垮的信心。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处理群情激奋的紧急事件上，对长期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通常我们的招生范围囊括全国各个省份和海外；但在这四年中，范围仅被限定在了京津地区。很多人为了逃避日本人的文化控制而投奔燕大。为了尽可能多接纳这些学生，宿舍里挤满了人，卫生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恶化。但总的说来，这四年来虽然生活艰辛困苦，但大家人心振奋，乐观向上。
……
沦为阶下囚的这些日子里，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是战时新闻。当时有两份报纸可以订阅，一份是一家当地的英文日报，内容极其匮乏，清楚地表明了日军控制的强大压力。另一份是《大阪每日新闻》的英文版，从这上面我们看出了很多东西。这张报纸事先经过精心的编辑，专门为中国国内读者设计，世界其它地方都看不到这样的假新闻……我们对德文的《每日公报》还是挺敬重的，刊登的新闻基本都是真实的。但日文报刊就假到离谱。不过他们再怎么胡编乱造，也还是会无意中泄露出一些有用的信息。第一年传来的几乎都是同盟国吃败仗的坏消息，轴心国报刊欢天喜地的报道更是让我们的心情雪上加霜。我清楚记得，读到德国人在阿拉曼大败而归时，我仿佛感到黑暗中终于透现出了一丝曙光。但接下来的就是几个月漫长的等候，最后才从报上读出同盟国扭转战事的含义。直至此刻，我们三个对报纸的恐惧才逐渐消失，每天巴不得迎来新的消息。
……
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受到了几次严刑逼供。有一次就围绕着“北京猿人”展开。这位女子（我觉得是女的）的骸骨本来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旁边摆放了大量以假乱真的复制品，以防有人窃取。但显然有些日本科学家觉得，凭着大日本帝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权利把属于北京的史前瑰宝据为己有。有一天宪兵队军官突然闯了进来，把霍顿和鲍文拉走审讯。他们二人的确不知道头骨在哪里，也如实向对方说明了情况。这块无价之宝很早就已经运到了秦皇岛，按照日程一艘美国船要在珍珠港事件那天前后来到秦皇岛，把一队海军陆战队员接回国内。头骨是不是送到了船上，是不是在途中摔毁，还是到了其它人的手上，我那两位同伴自然是根本不知情的。
双方激烈争吵后，日本军官愤怒离开，显然根本不相信他们俩的供词。几天之后，鲍文被拉到宪兵队总部，五天之后才放回来，很明显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一到总部，他身上所有能用来自杀的东西都被扒下，然后被逼着从一个小洞爬到一个窄小的笼子中。根本舒展不开身体，而且每次想伸展时，都有一个邪恶的守卫过来打他，一条皮带在他眼前整天晃来晃去。食物一天送来两次，他身体极其衰弱根本吃不下去，但还是饥渴地先把一小杯水喝下去。整整五天折磨，日本人觉得他已经愿意招供，把他拽了出来，又好好审问了一次，这才放他回来。
……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都成了解读日本人假新闻的高手。比如有一次，读到美国军队试图在太平洋某岛屿抢滩，但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回海上，随后美军又发动了一次攻击。突然，关于这岛屿的消息就从报纸上消失了，最后才冒出一篇文章描述日本战斗机轰炸岛屿的战事。看到这里我们就得出结论，美军已经成功地占领了该岛。从亦真亦幻的消息中，我们总结出轴心国开始严重缺乏飞机燃油、货轮，食品等等物资，并预计到不管美国表现如何，日本在德国战败后都不可能坚持很长时间，估计四到六个月就会投降。我们当时对美国的生产能力都把握不准，但有一天报纸上配了个大大的标题，引用美国报刊的话说，美军飞机产量比上个月下降了2%，只生产了7500架。我们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美国的战时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这么惊人的程度。日本人愿意对着2%兴高采烈，那就随他们去吧。到了1945年春天，《每日新闻》的发送也变得稀疏，很久才能送来一份，内容还大幅度缩水，最后完全停刊了。我们当时还挺犹豫，到底是该为盟军将士的胜利高兴呢，还是该为失去主要新闻来源而扼腕叹息。
……
从我对自己宗教生涯的描述中就可以清楚看到，我这一生还是相当幸福的。总体而言，宗教使我获益匪浅，而且连世俗的事务都让我享尽欢乐。（略）蓦然之间，这场担忧已久的灾难降临到头上，使我陷入人生中最严峻的危机里，我之前写下的一切都应验了。这次囚禁不管有多么可憎，多么烦心，都绝对不是暂时的，我要永远在这里待下去了。（略）我们被命运的风暴高高抛起，又狠狠地摔进了一个无底漩涡之中，虽然同无数其它人相比我们要幸运得多，但仍然无法预计何时才能重见天日。即使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也很难重新重温原来的生活了。那个时候，我已垂垂老矣，失去了温暖的家、那唯一能让我发光发热的家，在美国一贫如洗，碌碌无为，任凭往日的战友各奔东西，曾经的校园萧瑟荒凉。我沉浸在悲伤和沮丧之中，是宗教给了我安危之感，使我更加理解那些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我经常见到，在人类伤痛、气馁、绝望的时候，宗教灵修的书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他们抚平创伤。但对自己而言，宗教一直如同一股富有活力的源泉，激励我去行动，去自我满足，同时又遏制了诸多行动自私病态的动机。就像我经常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对别人说的一样，关键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如何去主动应对。如果这个道理是真的，那我现在终于有机会在自己身上实践一下了。从这个角度看，我几乎可以欢迎这种囚禁的体验，时刻做好准备，不要错过这种生活为我带来的任何启迪。
今天是“七七事变”70周年纪念日。屈辱的历史，离我们愈遥远，我们便愈应当牢记之。我突然想起年初时自己译的那本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中，有很长一段篇幅，专门追忆日军占领北平之后，燕京大学的痛楚与抵抗与自己的心灵轨迹。
司徒雷登其人，政治家也好，教育家也罢，本文不去评述他。但他在中国创办了彼时远东最好的大学之一，在日本占领北平之际拒绝回到美国避难，而与燕大学子一同抵抗，后来，又被日本人囚禁起来，饱受折磨，直至抗战结束，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这个美国老人的回忆，或许能够给年轻、善忘的我们提供一种极具价值的观照。
本文摘录若干段，旨在告慰从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期间，所有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流汗、流血，乃至付出生命代价的人们。
【正文】
摘译自John Leighton Stuart，
司徒雷登 著
沐童 译
中国农历的月份也是用数字来记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双几”上。比如说独立纪念日是10月10日，就叫“双十”。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在北平附近编造借口发动袭击，这个事件就成了让人人咬牙切齿的“七七”……终于在7月28日这天攻占了北京城。那天清晨，我被隆隆的轰炸声惊醒，发现日本人正在空袭校园附近一处中方军营。这是我第一次亲历空投炸弹的威力，吓得魂不附体。整个校园乱成一团，谣言漫天飞。
……
学校的大门是不允许日本人迈进的，必须事先特殊安排才可以。一旦进了校园，全程都要有人陪同，通常是我的秘书。我很快就发现了对付日本人的秘诀：软硬兼施。日方强大残忍的军事力量使他国人在他们面前总是畏畏缩缩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只是勉勉强强地顺从着而已。别看日本人张牙舞爪，其实是外强中干，明显对自己信心不足。在美国人没有明确态度之前，他们心里仍然存有一丝畏惧。在这种情况下，彬彬有礼招待他们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不要露出恐惧的神情，一方面又要用真诚的行动来款待对方。凭借这种方法，我抵抗住了日本人的多次威胁，在很多形势微妙的场合中打破了他们紧张的沉默。
……
有一个男生受到了极其残酷的拷打，释放后几个月内都活在恐惧中无法自拔，连他的亲生母亲都怕得要命。我后来获准去他家看望，发现他仍然深陷病态般的畏惧之中。几年后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仍然无法恢复任何正常的行为。这起惨案让我惊惧至极，战战兢兢地在被敌军占领的土地上继续大学工作。另外有一个男生曾羞愧地向我坦白，暴虐的秘密警察审讯他时，给出了两个选择，一是关进大牢严刑拷打，二是为日本人当耳目，监视校园情况。他选择了后者，每周要搜集学校的事情汇报上去。我对这名学生说，我绝不会责怪他，也不反对他向日军透露校园里的情况，但要求他时不时地向我通报一下日方的反应。不久之后，他告诉我因为他的情报一点用处也没有，日本人就把他打发了。
……
出于爱国和其它的原因，学生们不断逃亡，奔向未被日军占据的自由区。我指定了几个同样是学生出身的低层校方人员，协助那些学生制定线路逃跑。其中一条线路是沿着北京-汉口铁路南下，再深入内陆；另一条途经上海；还有一条更加安全，但路程极长，尤其适合女生，是通过香港、仰光，再沿滇缅公路前行。我安排了朋友在沿途守候，允许他们预付资金，为逃亡的学生提供援助。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在我被囚禁的前期，他们把我押到宪兵总部，共进行了四次长时间的审讯。有个问题他们尤其惦记着，正是关于那些秘密逃亡计划的。事情泄露到了日方精干的秘密特工耳中，日军立刻就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我用坦诚自然的口吻对他们讲，我感觉自己就好像这些学生的父亲一样，他们想去哪里旅行，我就有义务提供援助。但他们为什么旅行就和我没关系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很难反驳，于是他们便想尽办法要从我口中套出其它中国协助者的名字。这些人会遭遇什么样的惨状，我心里一清二楚，因此我断然拒绝道：这些人相信我才帮的忙，如果真的背叛了人家，连审讯官都会看不起我。而且我已经是个老头子了，少活两年也没什么。凡是关于我个人的问题我一概回答，想折磨我请便，但我绝不会出卖忠心耿耿的同伴。
……
四年多过去了，我们在日本侵略者的包围下，守卫住了这片小小的自由绿洲。为了巩固学校的宗旨，必须要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我们绝不会被逆境打垮的信心。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处理群情激奋的紧急事件上，对长期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通常我们的招生范围囊括全国各个省份和海外；但在这四年中，范围仅被限定在了京津地区。很多人为了逃避日本人的文化控制而投奔燕大。为了尽可能多接纳这些学生，宿舍里挤满了人，卫生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恶化。但总的说来，这四年来虽然生活艰辛困苦，但大家人心振奋，乐观向上。
……
沦为阶下囚的这些日子里，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是战时新闻。当时有两份报纸可以订阅，一份是一家当地的英文日报，内容极其匮乏，清楚地表明了日军控制的强大压力。另一份是《大阪每日新闻》的英文版，从这上面我们看出了很多东西。这张报纸事先经过精心的编辑，专门为中国国内读者设计，世界其它地方都看不到这样的假新闻……我们对德文的《每日公报》还是挺敬重的，刊登的新闻基本都是真实的。但日文报刊就假到离谱。不过他们再怎么胡编乱造，也还是会无意中泄露出一些有用的信息。第一年传来的几乎都是同盟国吃败仗的坏消息，轴心国报刊欢天喜地的报道更是让我们的心情雪上加霜。我清楚记得，读到德国人在阿拉曼大败而归时，我仿佛感到黑暗中终于透现出了一丝曙光。但接下来的就是几个月漫长的等候，最后才从报上读出同盟国扭转战事的含义。直至此刻，我们三个对报纸的恐惧才逐渐消失，每天巴不得迎来新的消息。
……
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受到了几次严刑逼供。有一次就围绕着“北京猿人”展开。这位女子（我觉得是女的）的骸骨本来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旁边摆放了大量以假乱真的复制品，以防有人窃取。但显然有些日本科学家觉得，凭着大日本帝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权利把属于北京的史前瑰宝据为己有。有一天宪兵队军官突然闯了进来，把霍顿和鲍文拉走审讯。他们二人的确不知道头骨在哪里，也如实向对方说明了情况。这块无价之宝很早就已经运到了秦皇岛，按照日程一艘美国船要在珍珠港事件那天前后来到秦皇岛，把一队海军陆战队员接回国内。头骨是不是送到了船上，是不是在途中摔毁，还是到了其它人的手上，我那两位同伴自然是根本不知情的。
双方激烈争吵后，日本军官愤怒离开，显然根本不相信他们俩的供词。几天之后，鲍文被拉到宪兵队总部，五天之后才放回来，很明显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一到总部，他身上所有能用来自杀的东西都被扒下，然后被逼着从一个小洞爬到一个窄小的笼子中。根本舒展不开身体，而且每次想伸展时，都有一个邪恶的守卫过来打他，一条皮带在他眼前整天晃来晃去。食物一天送来两次，他身体极其衰弱根本吃不下去，但还是饥渴地先把一小杯水喝下去。整整五天折磨，日本人觉得他已经愿意招供，把他拽了出来，又好好审问了一次，这才放他回来。
……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都成了解读日本人假新闻的高手。比如有一次，读到美国军队试图在太平洋某岛屿抢滩，但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回海上，随后美军又发动了一次攻击。突然，关于这岛屿的消息就从报纸上消失了，最后才冒出一篇文章描述日本战斗机轰炸岛屿的战事。看到这里我们就得出结论，美军已经成功地占领了该岛。从亦真亦幻的消息中，我们总结出轴心国开始严重缺乏飞机燃油、货轮，食品等等物资，并预计到不管美国表现如何，日本在德国战败后都不可能坚持很长时间，估计四到六个月就会投降。我们当时对美国的生产能力都把握不准，但有一天报纸上配了个大大的标题，引用美国报刊的话说，美军飞机产量比上个月下降了2%，只生产了7500架。我们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美国的战时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这么惊人的程度。日本人愿意对着2%兴高采烈，那就随他们去吧。到了1945年春天，《每日新闻》的发送也变得稀疏，很久才能送来一份，内容还大幅度缩水，最后完全停刊了。我们当时还挺犹豫，到底是该为盟军将士的胜利高兴呢，还是该为失去主要新闻来源而扼腕叹息。
……
从我对自己宗教生涯的描述中就可以清楚看到，我这一生还是相当幸福的。总体而言，宗教使我获益匪浅，而且连世俗的事务都让我享尽欢乐。（略）蓦然之间，这场担忧已久的灾难降临到头上，使我陷入人生中最严峻的危机里，我之前写下的一切都应验了。这次囚禁不管有多么可憎，多么烦心，都绝对不是暂时的，我要永远在这里待下去了。（略）我们被命运的风暴高高抛起，又狠狠地摔进了一个无底漩涡之中，虽然同无数其它人相比我们要幸运得多，但仍然无法预计何时才能重见天日。即使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也很难重新重温原来的生活了。那个时候，我已垂垂老矣，失去了温暖的家、那唯一能让我发光发热的家，在美国一贫如洗，碌碌无为，任凭往日的战友各奔东西，曾经的校园萧瑟荒凉。我沉浸在悲伤和沮丧之中，是宗教给了我安危之感，使我更加理解那些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我经常见到，在人类伤痛、气馁、绝望的时候，宗教灵修的书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他们抚平创伤。但对自己而言，宗教一直如同一股富有活力的源泉，激励我去行动，去自我满足，同时又遏制了诸多行动自私病态的动机。就像我经常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对别人说的一样，关键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如何去主动应对。如果这个道理是真的，那我现在终于有机会在自己身上实践一下了。从这个角度看，我几乎可以欢迎这种囚禁的体验，时刻做好准备，不要错过这种生活为我带来的任何启迪。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