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分析：关系、社会诉求及社会变革
王士海/文
写在前面：中国现阶段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不同阶层的人有什么特征，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们各自有什么社会诉求，如何把这种诉求变成推进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些问题是本文要讨论的。这是本人的一些浅显认识，欢迎各位批评指正，以便改进。不过请各位嘴下留德，胡搅蛮缠者本人将不予理会，敬请见谅！
内容多，篇幅长，愿意看的就看，不愿意看得就算，千万不要再出现那些看不完就乱下结论的人，我十分讨厌这样自以为是的人，他们可以不参与。
一、分析假设
按照理论研究的一般惯例，在分析之前要作一定的前提假设，其目的是把自己的分析放在一定的框架内，有所依托。
第一、人性假设。本人还是倾向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人性论，即使人性未必是恶的，但经济学上理性人的假设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即绝大部分人都在努力增加自己的福利，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机会主义行为。首先要解释一下，我并不排除有些道德十分高尚的人存在，现实中就有可能存在一些人“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尽管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理性人的假设应该是符合绝大部分人的，正可谓“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
第二、人们的行为受制于利益诉求。这一条应该包含在第一条里面，不过为了下面论述的方便，还是要强调这一点。应该说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物种，言行一致的人是很难得的，因为语言可以掩饰自己的内心诉求，但从大趋势来看，绝大部分人的行为受制于利益诉求。比如好多人表面上对晋升满不在乎，但是还是会努力工作，希望能够获得晋升的机会。因此我们常说“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因为行为更能表达其利益诉求。
第三、人们的需求是有层次的。马斯洛创立的需求层次理论，尽管有一些缺陷，但是事实验证，在一定时空之内还是经得起考验的。马斯洛先是说有五层次后来发展为七层次，不论是几个层次，其核心理念都是认为人们的需求是有层次的，而且是递增的。不同状况的人会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对于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常说的“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不知饿汉子饥”就是反映了这种情况。
说到这里会有朋友说我了，你说现实就说现实呗，还搞什么分析假设。其实我这样做只是给自己的分析设定一个基准，避免以后有朋友给我较真儿，非要说有人就是看重精神生活，为了某种精神宁可不要生命。我只是说这种人是个特例，我在分析之前已经把这种人排除在外了。事实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三个假设还是成立的，希望大家不要在我这三个假设上浪费太多的时间。
二、中国现阶段社会分层
陆学艺依据各个阶层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把当代中国划分为10个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康新贵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阶级、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阶层又可划分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
郑杭生、李路路把社会分成五个阶层:(1)权力阶层,直接占有生产资抖,或者具有命令他人、指挥他人的权力；(2)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受他人支配但是不支配他人,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自主权；(3)一般管理人员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一样,其权力来源主要是科层制的组织和知识在社会中的影响力；(4)工人、农民阶层,不支配他人,但受他人支配,对自己的工作没有自主权；;(5)自雇用者阶层，对自己的工作有完全的自主权,既不支配他人，也不受他人支配；
李强根据社会转型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分化、解组与重新整和的实际,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社会现实,将各阶层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1）特殊利益获得者群体,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获益最大的社会群体,包括企业经营和管理者、明星、其他新兴阶层；（2）普通获益者群体,指在经济及提取各种社会资源方面获益明显的社会群体,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3）利益相对受损群体,这是现阶段利益的受损者,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4）社会底层群体,当初也称为“社会绝对受损人群”。
以上学者的分类都各有道理，各有特色，其中陆学艺分得最细，但是过于细就不利于分析问题了；康新贵的分类有利于分析，但是分类标准不统一，其中国家管理人、资本家阶级、劳动者是根据主体拥有资源为标准，而中产阶级不符合这个标准；郑杭生、李路路的分类不但有遗漏更有重叠；李强以利益获取情况分类虽然可以刻划出改革对不同人的影响，但是不利于分析问题。
在以上学者分类的基础上，我以各主体所拥有资源的不同将社会分为四个阶层：权利精英、资本精英、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
三、社会各阶层的特征
要分析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了解各个阶层的特征。
1.权利精英
所谓权利精英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些公权实际操纵者，就相当于陆学艺提到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康新贵提到的国家管理者（包括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这些人拥有国家的公共权力支配权，由中央、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受托享有政府管理权力的组织中的控制者组成，他们实际控制着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走势。和哪个阶层组成联盟、倾向于哪个阶层；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如何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将会导致不同社会力量对比。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的运行、调控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阶层也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小阶层，分别代表了公权使用者的不同地位和权限。需要说明的是权利精英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分化和力量博弈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最高级权利精英的关注点叫地方权利精英更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在社会力量平衡中更能够保持平衡；但是尽管存在博弈，在维护基层利益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2.资本精英
资本经营就是我们常说的资本家，他们以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和控制分配社会资源，通过对企业的控制，影响和控制社会。这个阶层的共同特征是以资本的运作为主，通过资本运作获得利益。因为生产资料的拥有、控制仍然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因素，所以这个阶层对社会的经济控制依然有极强的能力，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这个阶层又可以分为三个小阶层：权贵资本精英、普通资本精英和小资本精英。其中权贵资本我理解为裙带资本以区别于国有资本。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普通资本经营和普通资本精英可以理解为中小资本所有者，他们和权贵资本精英都是改革以来的新出现的社会阶层。
3.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我这里的范围扩大了，主要是指靠知识生活的人，我们身边有好多这样的人，其中在论坛上常驻的朋友应该都属于这一类人。知识分子自然也分初中高级，不过我这里还是按照坊内惯用的分类，把知识分子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部分。一般来说，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知识分子成为体制内知识分子，其他的处于“江湖之远”的为体制外知识分子。现在来看，在我国绝大部分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都是体制内的，他们的思想和批判对我们国家发展变革起到了很大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说体制内的就一定要为统治者辩护，现在的学术氛围比以前大为改观，很多体制内知识精英也在发挥这批判者的作用。古往今来，体制外的知识很大一部分渴望成为体制内的，还有一部分走上反体制的道路，和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以图变为体制内成员。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惯用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分类，现在还流传着知识精英这种说法，我把知识精英理解为知识分子中的中高级人员，他们不分体制内外。
4.普通劳动者
我这里所指的普通劳动者是指那些所具有资源最没有竞争力的一个群体，包括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底层自雇佣者、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尤其是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一部分人可以占全国人口的80％。根据一些学者提出的社会沙漏模型，这部分人就是处于沙漏的下半部分的人；根据社会学提到的梨形社会结构模型，这部分人就是梨的下部。网上的朋友说不定就是普通劳动者，尽管我们很喜欢看流星花园之类的电视剧，但是我们和他们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
说明：以上对各个阶层的描述只是粗线条的，是对这部分人整体特征的描述。
四、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1、权利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共谋
权利精英与资本精英之间的共谋关系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第一、权利精英与权贵资本的共谋；第二、权利资本与全部资本精英的共谋。
权利精英掌握着公共权力的执行权，公共权力在执行再分配权利之外，还可以衍生为权利精英的寻租能力。权贵资本的产生的基础就是权利精英具有管理经济事务的权利，如审批权等，当某些资本家与某些官员或部门具有利益的互补性时，就会达成官商勾结，从而催生了权贵资本。权贵资本家凭借与一些官员或政府部门的特殊利益关系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从而长期占据某一种竞争优势，使自己成为既得利益者。权贵资本精英与权利精英的共谋获取的是一种超市场特权，其直接受害者有两个：一个是政府，另一个就是其他非权贵资本精英。
权利精英与全部资本精英的共谋主要体现在对劳资关系的态度上。现在社会总得格局是权利向资本的无保留偏好。这种偏好集中表现为立法执法过程中的“惟资本”倾向，还表现在政府公共权力的资本偏好，这种偏好是以损害普通劳动者权益甚至违背法律和法理为代价的。比如一些地方官员在招商引资中常把劳动者的弱势作为一种优势，比如他们会向投资者承诺“在我们那里绝对不会出现工人罢工的现象”“在我们那里即使出现劳动事故资方的成本只有东部的3/5”等；这充分现实了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偏好。权利精英和全部资本精英的共谋更多地体现在对劳动者劳动权益保护不力上，以及在劳资纠纷偏向资本一方。
有一点必须要强调，在民主国家，权利精英和资本精英往往是一体的，是资本精英就很容易成为权利精英。但是在中国，由于国体整体的限制，资本精英要想成为权利精英受到很多意识形态的制约，现在尽管权利精英已经在政策上为资本精英进入权利领域开了方便之门，但是还是受到许多羁绊。
2、普通资本精英和权利精英及权贵资本精英的冲突
现在社会有一种社会冲突就是普通资本精英对权利精英及权贵资本精英的“仇视”。首先，权利精英的寻租行为是针对全部资本精英的，他们的行为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一方面敲诈了资本精英的财富，另一方面还损害了市场环境，恶化了普通资本精英的生存环境，因此他们迫切渴望参与政治，积极寻求政治地位。
权利精英和权贵资本精英的共谋打击了普通资本精英，我们会发现，越是针头线脑等利润空间小的产业，市场自由程度越高，越是利润空间大的产业，进入门槛越高，竞争越弱。这就是权贵资本在打压普通资本精英。因此，普通资本精英特别“仇视”权利寻租，尽管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权贵资本精英。
3.资本精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这二者的关系比较暧昧，总的来看，资本已经间接地控制了知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围绕资本转。特别要说明的是知识精英与资本的关系，这里的知识分子不分体制内外。这些人在改革的初期曾经是改革的急先锋，其热情和社会责任心不能说不强，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他们慢慢地和资本经营融为一体。主流知识精英在为社会的惟资本化倾向辩护，在为改革的掠夺性辩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不忘记从资本中分一杯羹，比如董事董事或顾问顾问。非主流知识精英在为和自己地位差不多的资本服务。总之，不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普通知识分子都在围绕资本运转，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
社会普通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大部分已经依附于资本，社会信念和资本没有太大的区别。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这种依附是很对称的，能力强的只是分子依附于较强的资本，能力弱的知识分子依附于较弱的资本。
4.权利精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上文中提到，体制内精英基于体制考虑基本上站在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一边，体制外的一些知识精英一方面希望能够成为体制内的，一方面又反体制，其动力之一就是改变体制成为新体制内成员。事实上，自古以来权利精英都是瞧不起知识分子的，一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玩偶。同时，权利精英也知道知识分子的厉害，所以他们一方面打压体制外知识分子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打开通道随时招安愿意臣服的体制外知识分子。上面提到的知识精英，绝大部分成为了权利精英的工具，很少部分作为现有体制的批判者站在了普通资本精英和民众一边，但是太少了。
5.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直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宏愿，可惜到了现在，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很大分化。在大部分知识分子看来，真理不再是现实追求，自己是民众一员又超越普通民众，学术可以腐败知识只是敲门砖，天下太平不太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太不太平。
首先，知识精英已经严重脱离了民众。一方面，他们与权利和资本共谋，为统治者或资本摇旗呐喊，不知疲倦，另一方面，他们在不断地捞取改革的利益，使自己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个群体；他们不但不能给民众带来高质量的精神粮食，还在不断地宣扬低级、苍白、粗俗的文化；他们一方面辅助资本经营制造各种时尚潮流挖空心思淘空民众的钱包，另一方面有为资本献策，尽量守住资本的金库；他们一方面摧毁我们普通民众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又给我们灌输资本主导的社会准则；他们不但不能给民众提供社会良知的示范，还在协助权利和资本打压民间的社会良心。
与大众对知识分子的期待相比，他们实在是缺少作为社会良心应有的骨气和对当局的批判态度。面对弱势群体的苦难，他们是旁观者；面对强势群体的嚣张，他们是谄媚者；面对腐败政权的虚伪，他们是注解者。
大部分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之所以会分离，是因为一方面很多知识分子养尊处优，他们一没去过农村，二没下过工厂，甚至有可能连对门隔壁的邻居都不认识，他们只懂得发空议论，以国外的标准来套中国的情况。另一方面很多知识分子自以为有了知识有了文化便高人一等，缺乏平民意识，他们不了解普通民众的需要，追求的是资本主导的社会时尚，不论是价值观还是社会约束，他们与普通民众都有很大不同。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化情节，这种情节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空谈家和缺乏社会同情心的理论家。
6.权利精英与普通劳动者
中国最多的东西就是名不副实，这一点最多的就体现在权利精英和普通劳动者的关系上。我们的主流媒体告诉我们，公仆就是社会公众的仆人，不过这个社会公众的概念是有条件的。社会公众是权利精英存在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宪法还是普通法对二者关系的界定都是被服务和服务的关系。很悲哀的是现在的权利精英谁都不“代表”，只“代表”自己。在集权体制下，权利精英存在的手段是以剥夺公众合法权利为手段的。对于普通劳动者，权利被剥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执法和执政理念上的。这一点体现在该部分第一条，不再赘言。
五、“两强一弱一中立”的社会力量博弈结构
在社会制度演化中，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受社会各阶层力量对比约束的，有的社会阶层的力量大，他们就会在社会利益的博弈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相反，力量弱的一方就处于被宰割的境地。
现在中国的社会力量博弈结构是如何的呢？我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安立志提出“两强一弱”的社会力量博弈结构，我认为应该是是“两强一弱一中立”。“两强”是指强权利强资本，“一弱”是指弱劳动，“一中立”是指知识分子基本上在社会力量博弈中保持中立。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有政府主导的，权利精英控制着绝大部分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在社会中处于极强的优势地位，他们的强势地位往往与政府的职能错位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致于在许多地方，政府职能排斥市场机制，充当了地方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主角。诸如，低价向农民征用土地、违法占地和随意批租土地；违规审批项目；行政垄断，限制竞争，甚至封锁市场，强迫使用或消费本地生产的产品；信贷干预，迫使当地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提供贷款和信贷优惠；对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进行价格管制，压低价格，使市场信号严重扭曲。
资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家，从过去的消灭资本、忽视管理，到重视资本、重视管理到重视企业家的作用，应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些年来，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资本似乎成了主流话语。就媒体而言而言，电视新闻中的明星，电视专栏中的嘉宾，电视讲坛和娱乐节目的主讲人与赞助商，清一色的商家代表和大小老板。学术界也如出一辙，研究机构、大学校园，到处在组织“财富讲座”和“资本论坛”；书店里、宾馆里处处体现了金钱的魅力和资本的威权。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短期政绩，不顾后果地对外商减免税收、地价优惠，片面给予外商以“超国民待遇”，从而损害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一些私营企业主，依靠官商勾结，偷税漏税，制假贩假，盘剥职工等手段，实施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通过不正当手段控制了一些地方的经济资源乃至政治资源。在国企改革中，资本至上的理念显漏无遗。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资本要素参与分配十分重视，但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上却没有得到相应体现。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23年里有16年的工资比重比上年低，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下降的速度更快，90年代末比1980年下降约5个百分点。劳动参与分配的比例，明显处于不合理的地位，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社会上，尽管劳动者的工资被压到十分低廉的程度，然而，就是这些微薄的收入也无法保证。亿万农民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向二、三产业转移，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功不可没。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近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却愈演愈烈，以致成为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许多令人震惊的悲剧。据统计，2001年全国累计拖欠工程款达2787亿元；到2002年底，又急剧攀升至3365亿元，相当于当年建筑和房地产业增加值的1/3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工的血汗钱。据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的统计，截至2003年，全国共拖欠农民工工资高达1000亿元。以致于温家宝总理亲自出面帮助农民工讨要工资，并在全国掀起了“清欠风暴”。然而，这却要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据报道，为了索要被拖欠的这1000亿元农民工工资，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下岗失业的是劳动者，死于矿难的是劳动者，被拖欠工资的是劳动者，而在许多地方，这些劳动者已经沦为社会的边缘人群，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或相对贫困状态，而成为这个社会的真正弱势群体。
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在社会中的基本上是依附于权利和资本的，他们的地位也随着权利和资本的地位水涨船高。同时，知识分子应该说还是比较具有社会良心的一个群体，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能够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用自己的影响来匡扶社会的正义。但是他们的呼吁很大一部分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上，在实际问题上会出现很大分歧。他们大部分不属于弱势群体，因此不能想担忧自己的命运一样担忧他们的命运。他们更多的是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来看待弱势群体的。有人说，知识分子十个有八个是虚伪的，在没有危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会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会号称自己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一旦某项政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就会保持沉默，更有甚者会阻挠诋毁该政策。比如户籍改革，比如提高各税比率，比如调整社会转移支付的方向削弱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比如降低城镇居民社保政府支出转向农村居民，比如…..例子太多了。不过，出于社会道义，在社会力量博弈中，他们大部分会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因为他们在搭权利和资本的便车。当然，这只是针对大部分知识分子，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人可以从民族大义、从百姓社稷的角度看待问题，毕竟这么高尚的人太少了。
六、“精英联盟”和“断裂社会”
何谓精英联盟？即权利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通过交换各自资源，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个联盟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是权利精英和资本精英，知识精英就像辅佐两头狮子的豺狼，只为了在它们吃完肉之后捞根骨头，因此下面分析就不讨论知识精英了。
权利和资本的精英联盟总体上是相当稳固的，尽管他们也有博弈，只要面对民众，他们立刻会保持一致立场，决不让步。精英联盟从来不意味精英之间没有矛盾，而是在关键问题上求同存异，变成共同对外的阵营。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精英仍然会以联盟关系为主，政权也有足够的能力和灵活性维持精英联盟。例如政权压榨资本的现象虽然普遍，但资本靠政权发财的现象也同样不少，二者本质还是一种权钱交易，互利互惠。资本遭受压榨的不满不会妨碍它对政权卑躬屈膝，一是没有勇气与政权抗争，二是只要讨得政权欢心，通过拿政府工程、减免税款、由官方出面镇压工人反抗等，得到补偿甚至会大于所失。而政权也会通过吸纳入党、授予人大、政协职位等对资本进行安抚。
精英联盟造成了一定的社会矛盾，比较显著的一点就是这种联盟实际上控制了市场发展机会，那些中小企业主和无背景的原下层者，很难凭借自我奋斗获得发展。他们合力排斥其他人对权力的染指和对市场利益的分羹在他们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的同时，底层被压抑的人才、所积蓄的不满等也将越来越多。因此这种“权力排斥”，是对社会阶层的一种严重撕裂，社会将因此形成“中空”状态，阻碍社会中产阶层的形成，从而引起了普通资本精英和小资本精英及无背景的原下层者的不满，这一点在第四部分的第一小点提到了。
断裂社会这个概念现在比较流行，孙立平先生对此阐释的比较全面。这是一个比较符合中国现实的概念，主要是指的社会分化――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上层与下层，社会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几乎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断裂的含义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既是经济层面的，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可以说，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而互相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与整合机制。
现在中国社会有三个断裂带：一是城市中失业下岗人员大量增加。这一由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转轨所带来的失业并非一些人乐观估计的所谓改革的“阵痛”。对于失业下岗工人特别是其中的“4050人员”来说是根本性的丧失，因为这些失业者几乎没有可能回到主导产业或新的就业岗位中去，他们也失去了与单位制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因而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被社会转型永久淘汰的人。二是农民。中国社会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与所造成的农业的细小规模使得农业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农村和农民显然无法与日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难以加入城市化进程，农民因而成为被抛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最庞大的一个群体。三是农民工。绝大多数农民工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而就社会身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待遇而言，他们不能享受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经常遭遇歧视和侮辱，被视为二等国民。
由于断裂，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我们的社会里。从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再到农民的地方性的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而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混杂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他们明天观看的电视节目和城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那些电视剧的内容，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在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属于不同的时代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情形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当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把“民主”和“自由”作为他们的崇高目标来追求的时候，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实在是有点奢侈。因为吃饭的问题，孩子读书的学费问题，就业的问题，远比这个要现实得多。类似的现象告诉我们，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
“精英联盟”和“断裂社会”的同时存在，使我们社会不同阶层的社会诉求并不相同，因此对社会变革的诉求就不相同。
七、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诉求
不同的社会阶层就会有不同的约束条件和利益，社会诉求就极有可能不同。
对于权利精英来说，没有什么比维持自己的特权更重要的，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他们比需要尽量争取其他阶层的认可，其争取的资本就是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在不同阶层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做出一定调整，其调整方向的依据就是各个阶层的社会力量。比如，为了满足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需要，他们降低了吸纳新阶层的门槛。
资本精英可以分为两个阶层来分析。对于权贵资本而言，一方面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超市场优势，同时有不愿意屈服于权利精英，并且他们也知道随着民众的觉醒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他们的这种优势是难以稳定的。因此他们在与权利精英合谋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参与政治，从而能够使自己的资本优势的以保持。他们知道，现有体制下权利很难继承，但是财富可以继承。作为资本优势基本上是你有我无你强我弱的，因此他们对民主的认同上有一定的矛盾：一方面，民主体制可能使他们难以得到权利精英的庇护；另一方面，民主体制可以使他们的资本优势得以继续发挥，而且可以避免资本经营的盘剥。因此在现实中，权贵资本一方面和权利精英狼狈为奸，另一方面也在高喊民主。对于普通资本精英和小资本精英而言，他们最大的发展障碍来自于权利精英和权贵资本的共谋，这个在上面提到了，因此他们是民主化的坚决拥护者。同时，权利精英的社会诉求尤其是渴望经济发展的现实也为他们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一般来说不太关心社会普通民众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和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工人 、农民工等人的利益有一定的冲突。不难理解为什么资本精英更渴望民主政治，这是与资本精英的社会约束有关的。一方面他们拥有了较大的社会财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这个阶层掌握着10万亿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获取更多的社会尊重尤其是政治尊重是再顺其自然不过的事。
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生存和发展，而限制其生存的主要障碍是体制上的不公平。以比重最大的农民来说，限制他们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二元社会结构，从总体上说，城市居民权益的获得正式农民权益缺失的结果，这个问题在我以前的帖子中说的比较多，感兴趣的朋友到我博客去看看。普通劳动者构成了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群人之所以会变的弱势只要是我们的社会没有给这群人以利益表达渠道，在社会变革中，他们总是那些被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成本有他们承担，但改革的利益却难以享受。因此，他们首先渴望的是公平的权利，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还有就是他们渴望生活和工作状态能够改善，表现在：普通工人能够获得劳动法的保障、农民工可以获得和城市工人一样的待遇、农民生活可以改善、下岗工人失业人员的社保有保障。总之，他们的社会诉求很现实。
知识分子的诉求就有点复杂了，可以说是物资和精神的矛盾。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渴望自己的精神世界可以自由，作为一个被雇佣者他们又不等不放低自己的尊严。他们的社会诉求一方面依附于资本和权利，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理想。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理想有时和资本和权利的不一致，于是他们又陷入矛盾之中。与资本精英相比，知识分子还是比较有危机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他们能够为民族的未来思考正确的道路。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有时迷茫的，一方面自己的东家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自己的思想又难以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在两头不如意的情况下，牢骚多于理性，思想多于实践。总之知识分子就是一个矛盾结合体。
八、社会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的断裂，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并不在象八十年代那样一致，各种反思改革的声音不断出现。对于社会改革，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现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不管是哪个阶层都在高呼这一口号，但其含义又各不相同。激进民主派主张马上放开党禁实行民主普选；一些新左派在否定改革方向，暗示要走回头路。上面两种主张都不合时宜，首先，前者忽视了权利精英的阻挠力，低估了社会变革的政治阻力，同时，持这种主张的人也忽视了社会断裂造成的现实的不公平业已存在，即使能够激进改革，获利的也只能是一少部分人，更何况这种主张根本就没有执行的主体，仅仅存在于思想层面，是一些中听不中用的东西；后者忽视了社会发展的主流，更忽视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主流力量的诉求，走回头路会越走越黑，只能是死路一条。
那么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呢？在这个问题上本人还存在较大的困惑，但短期内必须要做两件事，而且是可以做到的。
第一、打破精英联盟、重塑社会公平
要实行民主必须有健康的社会环境，首先就是社会公平。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就必须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即橄榄形社会结构，这也需要社会公平。从现在来看，要实现社会公平就迫切需要打破精英联盟。
1、打破权力精英与权贵资本的合谋
权力精英之所以有机会和权贵资本合谋主要是因为权力都不到监督，合谋的过程就是权力精英贪污腐败的过程。因此，短期内反腐败是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措施。很奇怪的是，我们国家的腐败如此严重，竟然还没有一部专门关于反腐败的法律出台。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制定一部反腐败法，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官员的日常生活，如公职人员和国企管理人员公开申报私人财产，并提供这些财产合法性的证明、公示一切公务开销等。此外要进一步规范政府职能尤其是减少行政分配市场资源的职能，实行严格的审批公示制度；总之，要打破权力精英和权贵资本的合谋一方面是加大反腐力度，另一方面进一步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增加公权的透明度。
2、打破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共谋
这一项措施是针对普通劳动者而言的。现在政府不在是简单的社会管理者，而成为了资本的庇护者，成为社会不公正的帮凶，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两强一弱”的力量对比下，普通劳动者成为了社会进步的代价背负者。前面提到，普通劳动者之所以如此之弱，是因为他们的合法权益被剥夺，利益表达渠道缺失，在社会决策中没有发言权。因此，必须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把政府拉到一个较为公正的位置。
第二、走出断裂社会，扩大社会共识
社会的断裂使社会使社会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分裂成社会的两部分，两群人处于不同的社会时代，对问题的看法自然难以达成共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去农民和农民工那里去宣传政治民主，他们很有可能认为我们是神经病。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对为生机而奔波的人来说太奢侈。在分歧假设中我已经提到了不同生存状态的人的利益需求是不一样的。对精英们来说衣食无忧，他们可以大谈人权，高谈民主，但是对那些“要钱不要命”的矿工，对那些为了多挣钱自愿一天干十四个小时的打工妹，对那些为了一家老小在严寒酷暑下超负荷劳作的建筑工，对于为了维持生活起早贪黑摆小摊的下岗失业人员，对于那些追求仅仅吃饱饭穿暖有钱花的农民，没有什么比可以增加收入，生活地更有尊严更重要的了，所谓的民主、人权对他们来说比电视上的青春偶像剧更遥远。
很显然，社会变革如果没有这些占人口80％的人的参与几乎是不可能进行的。我们的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很幼稚，还在高谈什么思想改造。事实上现在的普通劳动者很理性，他们很明白什么对他们更重要，更知道自己在社会变革中的得失。作为弱者，他们不会为了某些人说的理想去付出现实的成本，因为变革的收益是极其不确定的。他们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视野。我们不能忘记二十世纪上半页的两次革命运动，为什么孙和毛的结果如此不同？其原因就在于能不能把社会变革与普通民众的利益结合起来。精英们很难想像一个文盲农民会为了某一目标赴汤蹈火，其实道理很简单，利益所致。
如何走出断裂社会，这个问题孙立平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我就不赘言了。
总之，这是我对现在中国各阶层的不成熟理解，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我提出自己的政改方案，以民生推民主，以民主促民生，关注大众，结合弱势群体，渐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