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是人间的“珍珠”
互联网真是厉害,刹那间它在我和我失去联系多年的学友、恩师之间建立一座宽广的桥梁。继大学同学杨明佳在美国给我写留言后，7月4日，经济学家薛永应也在我博客上留言，中断好几年终于又建立联系。薛永应，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生产力经济学家。
认识薛永应教授是在1998年，当时在长沙经友人介绍认识，不久我到北京因出版发行一本书，找到薛永应教授，1999年我出版发行《破译市场营销的密码》，薛永应教授为该书作序《奉献给中国市场营销人的一份智慧快餐》，除了给予较高评价外，他还说：为了帮助年轻人不断探索进取，健康成长，他对稿费分文不取。
在广州，我买了薛永应教授的两本专著《成事在天》、《董辅礽评传》，对薛永应教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和“王志纲策划工作室”学术总顾问，薛教授的学术生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研究统计学；第二阶段1978－1983年，重点研究经济利益理论；第三阶段1984－1995年，重点研究生产力经济学（是该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第四阶段1996年至现在，重点研究现代策划学和市场经济理论。我感觉薛教授的思想体系是开放的，他始终用一颗年轻人的心去洞察社会，与时俱进，他用活跃的思想为实践服务。今日我就看到他用智慧和学识完成的贵州省一个贫困的山区县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报告，厚重的《金沙县城市建设发展战略策划》饱含创意，令人耳目一新。
薛永应教授奉行一种“珍珠理论”，他认为：单个的观点再科学、再精辟，无非是一粒粒的珍珠，如果不用一根“金线”串起来，就永远也成不了瑰丽璀璨的项链。这根“金线”就是观点、范畴、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我觉得这是薛永应教授修炼出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正因如此,他撰写的《生产力系统论》，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相当于经济学界的诺贝尔奖）。
经济理论应该为现实实践服务，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层出不穷，区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理论支撑，在纷繁复杂的经济表象后面，如何把握经济的脉动？经济学家的思考、出谋划策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社会需要的。我知道，薛永应教授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董辅礽等共过事，能否请他们来重庆考察讲学，这对年轻的直辖市是有帮助的,在薛永应教授幕后热心推动下，2001年、2002年董辅礽、吴敬琏等先后来重庆考察讲学，受到社会各界好评。2004年7月30日董辅礽教授病逝于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2001年董辅礽教授重庆之行是一代经济学大师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对重庆奉献的智慧、学识及关怀！
经济学家的言论在开放的社会虽然饱受争议,在我看来,一些真理性的远见卓识,是人间一颗颗美丽的珍珠!
附：蔡律发表在《重庆晚报》文章
董辅礽：为经济发展支招
特约记者 蔡律
备受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的第二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将于２001年12月26日至27日在雾都宾馆举行，重庆市民营企业家联合会组织宗申、力帆、隆鑫等500家知名企业领导人及民生银行负责人与会，就中国入世后我市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对策进行研讨和恳谈，这是重庆市民营企业家的一次盛会。民营企业家联合会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赴渝出席年会，并在12月27日针对中国加入WTO后，重庆市中小民营企业未来五年发展对策及金融、证券等一系列问题发表演讲，在董辅礽教授赴渝前夕，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他。
一、董辅礽的改革目标理论：爷爷抱孙子理论。
记者：董教授，您在改革早期就主张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再也不应该坚持下去，取消指令性计划，容纳指导性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20多年了，未来改革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呢？
董辅礽教授[以下简称董辅礽]：北大萧灼基教授把我的改革目标理论比喻为“爷爷抱孙子理论”。
中国改革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进？仅仅知道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很
不够的，还应该知道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特点，内容和结构等等。董辅礽认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是实现社会公平，市场经济则在于通过市场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以达到高的经济效率。因此社会主义市场概括地说，就是社会公平加市场效率”。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
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本质，市场效率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特征，二者结合才是社会主义，这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简洁、最基本的答案。选择市场经济是因它有更高的效率，能促使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但是，市场经济也会出现种种失误，其中之一是会产生社会分配不公，这不符合社会主义追求实现社会公平的宗旨。因此，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时必须解决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在保持较高的市场效率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改革目标。
二、中国应发展混合经济――董记八宝饭理论
记者：许多专家学者评价董教授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开拓者，针对
有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放心，你提出要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光明前途，有一个“自家人”的理论，您的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理论是什么呢？
董辅礽：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实行混合经济。
多种所有制象一盒八宝饭，它的主要成份是糯米(喻公有制经济)，但光有糯米只是糯米饭，八宝饭里还要有红枣、莲子等东西(喻非公有制经济)，这些东西本身也不是八宝饭，只有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八宝饭。既然八宝饭是多种成份共同形成，那么红枣、莲子等东西也应该是八宝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八宝饭做好以后掺进去或浇上去的什么补充材料。在这里我强调两点，第一“为主导”的公有制不只是国家所有制一种，而是多种公有制，如共同所有制、公众所有制，以及由国家、集体、公众共同持股的股份公司即混合所有制；第二：非公有制经济不应该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非公有制就没有真正的市场和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自家人”的角色。我注意到了重庆市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较快，非公有制经济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96年的24.9%，升高到2001年的40%，提高了15.1个百分点，2001年前10个月产出总量中混合所有制经济占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产出的60%以上，已形成了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混合经济，这样可以强化各种所有制的强点，弱化它们各自的弱点，强弱互补，使公平与效率得以结合，趋利避害，有利于重庆加快发展。
重庆在现阶段，要积极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进一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的比重。
三、扩鞋适足，宏观调控要沉着应对。
记者：解决了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两大问题以后，我国刚加入
WTO以后，我国面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机遇和挑战并存，您的扩鞋适足理论是怎样阐明政府如何进行宏观调控？
董辅礽：市场经济主要依靠价值规律进行调节，但市场经
济仍然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调控又依赖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我判断宏观经济根据四个经济因素判断，这就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总量上是否平衡；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结构上是否平衡、相适应；进出口情况；防止通货膨胀情况。我在1996年4月曾提出中国宏观经济特征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供给不足”需要适当放松，增加需求。1998年，我针对国家预算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应该实行扩张性财政，而不是收缩性财政，经济发展到1998年下半年，证明我提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重庆市宏观经济进行已进新一轮周期新阶段，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在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减缓，对重庆区域经济环境带来不利影响。政府部门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进行判断和选择，及时进行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选择和时间长度问题，调控目标的及时转移。重庆市2001年前10个月投资增长31%，消费增长8.4%，出口增长11%，董辅礽认为重庆宏观经济运行平稳，正步入良性循环阶段，董辅礽建议重庆市经济结构调整应大力扶持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规划发展会展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四、西部大开发最终要靠市场的力量
记者：重庆市成为直辖市以来发展很快，西部大开发和经济发展主
要靠投资拉动，重庆应怎样吸引和扩大投资？
董辅礽：重庆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经济优势、人文优势、科教优势，是北京、上海、香港、重庆四个经济增长极的心脏地带1994年我提出：“向西开放”与“向东开放”结合起来。我建议重庆应作为西部大开发的窗口。西部大开发是一个长期过程，长远的发展要靠市场的力量，不能光靠政府投资。不过，西部的现状是力量比较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如果没有政府的投入，开发只是一句空话。因此，需要有政府引导资源的流向，政府要形成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者，没有早期的投入，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入，就不能成事。政府在西部开发政策制定方面大有文章可做。除必要的基础设施投入及税务优惠外，还可以在市场开放制度上比其他地区先走一步：如外资银行进入西部的条件可以订得较宽松，矿产资源的开发则允许外资和民间资源的投入。要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需的观念条件、法律条件、公平竞争条件、融资条件，启动民间投资，进行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我欣喜地看到：重庆市2001年前10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96亿元，比全国高13.6个百分点，在国有经济投资继续扩大的基础上，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61.8%，高于国有经济投资增幅44.5个百分点，占投资总量比重达38.1%，同比增长了7.3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同比增长31.3%，这说明西部大开发、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已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五、消费：应提倡和规划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记者：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另一驾马车，现阶段应提倡怎样的消费方
式？
董辅礽：重庆应规划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这种消费方式它既节约资源又保护环境，而保护资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也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条件，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是重庆地区现有两大支柱产业，这两大产业涉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要实现重庆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制定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和行动措施。
经济发展离不开消费。在计划经济中和市场经济中人们的消费观念是不同的，消费与生产的联系方式也是有差异的，重庆市数以百万计的产业工人习惯了在计划经济中思考和生活，对市场经济的到来有一个观念更新和适应的过程，要鼓励消费、刺激消费、增加消费，增强市场的力量，进而拉动投资，不能因为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开工不足、生产下滑，收入增长放慢，出口下降，商品销售困难，价格连续下降，市场不旺，就追求短期利益。政府发行国债就是为了把居民和企业的一部分储蓄和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投资。重庆市应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注意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后果。这是应该摒弃的。规划可持续消费方式就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科技的投入、投资的选择。董辅礽高兴地看到重庆市政府确定的八大“民心工程”就是“可持续消费方式”的具体展现。董辅礽对创建“礼仪重庆、诚信重庆、知识重庆、魅力重庆”赞赏有加，重庆应扬已之长，重要的是把重庆变成一个人才之都，变成学者和企业家会聚的知识平台、信息平台，进行国际国内两种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重庆的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就会容易突破发展的瓶颈，使重庆获得超出原有潜力的巨大发展。
六、重庆的生活经历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的重要影响
记者问：“董教授，您10岁时漂泊重庆，在重庆生活、学习了八年，如今50多年过去了，重庆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董辅礽：儿童时代我在重庆生活8年，有三件事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件事：长江岸边躲避日寇战火的成千上万的难民。我1927年7月26日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一个著名的乡贤，父亲董浚敏做过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宁波人虞洽卿办的三北轮船公司工作，父亲情趣高雅，爱好诗词书画，古董文物，我耳濡目染，从6岁起，笔墨、书卷就是我府拾即是的伴侣。10岁时，我和我们的祖国一起被卷进战争的劫难。为了逃脱日寇铁蹄的践踏，我一家含着热泪，告别家园，夹杂在入川一条条蠕动的难民流进入重庆。我一家漂泊到重庆，衣食无着，生活沉重，父母亲靠替人家做零活为生，好不容易在一家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年幼孤独的我时常来到长江岸边，看到成千上万在风口浪尖上挣扎着的同胞，情不自禁背诵父亲教给我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巴蜀上空的战火硝烟激发了我少年时代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第二件事：重庆唐家沱新村皮鞋厂的工人们。我一家在重庆唐家沱新村安顿下来后，我一有空就跑到家附近生产皮鞋胶底的小工厂里，去观察工人们怎样工作，和工人们聊天，相处时间久了，彼此都很熟悉，工人们拿一些进步书藉给我看，我把自己订的《大公报》、《新华日报》借给工人们阅读，他们在一起谈论时事进程。我认为重庆人有三个可贵的优点，一是重庆人特别能吃苦，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二是重庆人特别耿直，三是重庆人具有奉献精神，这对我日后养成治学勤奋、为人正直的品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件事是在永川县国立十六中读高中的岁月里。动荡的岁月，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放得下一张平稳的书桌。在永川十六中，我除发愤读书外，对时局甚关心。他与同学聂壁初(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长)、庄练非、张日强、崔云龙等非常要好，他时常邀约同窗好友，聚坐茶馆，一边看报，一边指责误国殃民的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我朦胧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平常的生活经历初步培养了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
抗战胜利后，我一家告别巴蜀大地，踏着湿漉漉的石径，从雾蒙蒙的朝天门码头上船，沿江而下，到武汉安家。50多年过去了，重庆父老乡亲勤劳善良、耿直、豪放，富有智慧和创造精神，给我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相关文论参见：cailv.bokee.com
蔡律 2007年7月9日
互联网真是厉害,刹那间它在我和我失去联系多年的学友、恩师之间建立一座宽广的桥梁。继大学同学杨明佳在美国给我写留言后，7月4日，经济学家薛永应也在我博客上留言，中断好几年终于又建立联系。薛永应，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生产力经济学家。
认识薛永应教授是在1998年，当时在长沙经友人介绍认识，不久我到北京因出版发行一本书，找到薛永应教授，1999年我出版发行《破译市场营销的密码》，薛永应教授为该书作序《奉献给中国市场营销人的一份智慧快餐》，除了给予较高评价外，他还说：为了帮助年轻人不断探索进取，健康成长，他对稿费分文不取。
在广州，我买了薛永应教授的两本专著《成事在天》、《董辅礽评传》，对薛永应教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和“王志纲策划工作室”学术总顾问，薛教授的学术生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研究统计学；第二阶段1978－1983年，重点研究经济利益理论；第三阶段1984－1995年，重点研究生产力经济学（是该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第四阶段1996年至现在，重点研究现代策划学和市场经济理论。我感觉薛教授的思想体系是开放的，他始终用一颗年轻人的心去洞察社会，与时俱进，他用活跃的思想为实践服务。今日我就看到他用智慧和学识完成的贵州省一个贫困的山区县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报告，厚重的《金沙县城市建设发展战略策划》饱含创意，令人耳目一新。
薛永应教授奉行一种“珍珠理论”，他认为：单个的观点再科学、再精辟，无非是一粒粒的珍珠，如果不用一根“金线”串起来，就永远也成不了瑰丽璀璨的项链。这根“金线”就是观点、范畴、理论的内在逻辑关系。我觉得这是薛永应教授修炼出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正因如此,他撰写的《生产力系统论》，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相当于经济学界的诺贝尔奖）。
经济理论应该为现实实践服务，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层出不穷，区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理论支撑，在纷繁复杂的经济表象后面，如何把握经济的脉动？经济学家的思考、出谋划策是非常有价值的，也是社会需要的。我知道，薛永应教授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董辅礽等共过事，能否请他们来重庆考察讲学，这对年轻的直辖市是有帮助的,在薛永应教授幕后热心推动下，2001年、2002年董辅礽、吴敬琏等先后来重庆考察讲学，受到社会各界好评。2004年7月30日董辅礽教授病逝于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2001年董辅礽教授重庆之行是一代经济学大师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对重庆奉献的智慧、学识及关怀！
经济学家的言论在开放的社会虽然饱受争议,在我看来,一些真理性的远见卓识,是人间一颗颗美丽的珍珠!
附：蔡律发表在《重庆晚报》文章
董辅礽：为经济发展支招
特约记者 蔡律
备受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的第二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将于２001年12月26日至27日在雾都宾馆举行，重庆市民营企业家联合会组织宗申、力帆、隆鑫等500家知名企业领导人及民生银行负责人与会，就中国入世后我市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对策进行研讨和恳谈，这是重庆市民营企业家的一次盛会。民营企业家联合会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赴渝出席年会，并在12月27日针对中国加入WTO后，重庆市中小民营企业未来五年发展对策及金融、证券等一系列问题发表演讲，在董辅礽教授赴渝前夕，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他。
一、董辅礽的改革目标理论：爷爷抱孙子理论。
记者：董教授，您在改革早期就主张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再也不应该坚持下去，取消指令性计划，容纳指导性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20多年了，未来改革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呢？
董辅礽教授[以下简称董辅礽]：北大萧灼基教授把我的改革目标理论比喻为“爷爷抱孙子理论”。
中国改革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进？仅仅知道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很
不够的，还应该知道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的特点，内容和结构等等。董辅礽认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是实现社会公平，市场经济则在于通过市场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以达到高的经济效率。因此社会主义市场概括地说，就是社会公平加市场效率”。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
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本质，市场效率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特征，二者结合才是社会主义，这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简洁、最基本的答案。选择市场经济是因它有更高的效率，能促使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但是，市场经济也会出现种种失误，其中之一是会产生社会分配不公，这不符合社会主义追求实现社会公平的宗旨。因此，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时必须解决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在保持较高的市场效率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改革目标。
二、中国应发展混合经济――董记八宝饭理论
记者：许多专家学者评价董教授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开拓者，针对
有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放心，你提出要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光明前途，有一个“自家人”的理论，您的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理论是什么呢？
董辅礽：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实行混合经济。
多种所有制象一盒八宝饭，它的主要成份是糯米(喻公有制经济)，但光有糯米只是糯米饭，八宝饭里还要有红枣、莲子等东西(喻非公有制经济)，这些东西本身也不是八宝饭，只有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八宝饭。既然八宝饭是多种成份共同形成，那么红枣、莲子等东西也应该是八宝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八宝饭做好以后掺进去或浇上去的什么补充材料。在这里我强调两点，第一“为主导”的公有制不只是国家所有制一种，而是多种公有制，如共同所有制、公众所有制，以及由国家、集体、公众共同持股的股份公司即混合所有制；第二：非公有制经济不应该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非公有制就没有真正的市场和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自家人”的角色。我注意到了重庆市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较快，非公有制经济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96年的24.9%，升高到2001年的40%，提高了15.1个百分点，2001年前10个月产出总量中混合所有制经济占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产出的60%以上，已形成了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混合经济，这样可以强化各种所有制的强点，弱化它们各自的弱点，强弱互补，使公平与效率得以结合，趋利避害，有利于重庆加快发展。
重庆在现阶段，要积极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进一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GDP中的比重。
三、扩鞋适足，宏观调控要沉着应对。
记者：解决了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两大问题以后，我国刚加入
WTO以后，我国面临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机遇和挑战并存，您的扩鞋适足理论是怎样阐明政府如何进行宏观调控？
董辅礽：市场经济主要依靠价值规律进行调节，但市场经
济仍然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调控又依赖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我判断宏观经济根据四个经济因素判断，这就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总量上是否平衡；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结构上是否平衡、相适应；进出口情况；防止通货膨胀情况。我在1996年4月曾提出中国宏观经济特征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供给不足”需要适当放松，增加需求。1998年，我针对国家预算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应该实行扩张性财政，而不是收缩性财政，经济发展到1998年下半年，证明我提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重庆市宏观经济进行已进新一轮周期新阶段，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在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减缓，对重庆区域经济环境带来不利影响。政府部门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进行判断和选择，及时进行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选择和时间长度问题，调控目标的及时转移。重庆市2001年前10个月投资增长31%，消费增长8.4%，出口增长11%，董辅礽认为重庆宏观经济运行平稳，正步入良性循环阶段，董辅礽建议重庆市经济结构调整应大力扶持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规划发展会展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四、西部大开发最终要靠市场的力量
记者：重庆市成为直辖市以来发展很快，西部大开发和经济发展主
要靠投资拉动，重庆应怎样吸引和扩大投资？
董辅礽：重庆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经济优势、人文优势、科教优势，是北京、上海、香港、重庆四个经济增长极的心脏地带1994年我提出：“向西开放”与“向东开放”结合起来。我建议重庆应作为西部大开发的窗口。西部大开发是一个长期过程，长远的发展要靠市场的力量，不能光靠政府投资。不过，西部的现状是力量比较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如果没有政府的投入，开发只是一句空话。因此，需要有政府引导资源的流向，政府要形成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者，没有早期的投入，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入，就不能成事。政府在西部开发政策制定方面大有文章可做。除必要的基础设施投入及税务优惠外，还可以在市场开放制度上比其他地区先走一步：如外资银行进入西部的条件可以订得较宽松，矿产资源的开发则允许外资和民间资源的投入。要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需的观念条件、法律条件、公平竞争条件、融资条件，启动民间投资，进行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我欣喜地看到：重庆市2001年前10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96亿元，比全国高13.6个百分点，在国有经济投资继续扩大的基础上，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61.8%，高于国有经济投资增幅44.5个百分点，占投资总量比重达38.1%，同比增长了7.3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同比增长31.3%，这说明西部大开发、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已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五、消费：应提倡和规划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记者：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另一驾马车，现阶段应提倡怎样的消费方
式？
董辅礽：重庆应规划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这种消费方式它既节约资源又保护环境，而保护资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也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条件，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是重庆地区现有两大支柱产业，这两大产业涉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要实现重庆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制定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和行动措施。
经济发展离不开消费。在计划经济中和市场经济中人们的消费观念是不同的，消费与生产的联系方式也是有差异的，重庆市数以百万计的产业工人习惯了在计划经济中思考和生活，对市场经济的到来有一个观念更新和适应的过程，要鼓励消费、刺激消费、增加消费，增强市场的力量，进而拉动投资，不能因为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开工不足、生产下滑，收入增长放慢，出口下降，商品销售困难，价格连续下降，市场不旺，就追求短期利益。政府发行国债就是为了把居民和企业的一部分储蓄和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投资。重庆市应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注意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后果。这是应该摒弃的。规划可持续消费方式就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科技的投入、投资的选择。董辅礽高兴地看到重庆市政府确定的八大“民心工程”就是“可持续消费方式”的具体展现。董辅礽对创建“礼仪重庆、诚信重庆、知识重庆、魅力重庆”赞赏有加，重庆应扬已之长，重要的是把重庆变成一个人才之都，变成学者和企业家会聚的知识平台、信息平台，进行国际国内两种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重庆的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就会容易突破发展的瓶颈，使重庆获得超出原有潜力的巨大发展。
六、重庆的生活经历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的重要影响
记者问：“董教授，您10岁时漂泊重庆，在重庆生活、学习了八年，如今50多年过去了，重庆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董辅礽：儿童时代我在重庆生活8年，有三件事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件事：长江岸边躲避日寇战火的成千上万的难民。我1927年7月26日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一个著名的乡贤，父亲董浚敏做过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宁波人虞洽卿办的三北轮船公司工作，父亲情趣高雅，爱好诗词书画，古董文物，我耳濡目染，从6岁起，笔墨、书卷就是我府拾即是的伴侣。10岁时，我和我们的祖国一起被卷进战争的劫难。为了逃脱日寇铁蹄的践踏，我一家含着热泪，告别家园，夹杂在入川一条条蠕动的难民流进入重庆。我一家漂泊到重庆，衣食无着，生活沉重，父母亲靠替人家做零活为生，好不容易在一家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年幼孤独的我时常来到长江岸边，看到成千上万在风口浪尖上挣扎着的同胞，情不自禁背诵父亲教给我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巴蜀上空的战火硝烟激发了我少年时代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第二件事：重庆唐家沱新村皮鞋厂的工人们。我一家在重庆唐家沱新村安顿下来后，我一有空就跑到家附近生产皮鞋胶底的小工厂里，去观察工人们怎样工作，和工人们聊天，相处时间久了，彼此都很熟悉，工人们拿一些进步书藉给我看，我把自己订的《大公报》、《新华日报》借给工人们阅读，他们在一起谈论时事进程。我认为重庆人有三个可贵的优点，一是重庆人特别能吃苦，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二是重庆人特别耿直，三是重庆人具有奉献精神，这对我日后养成治学勤奋、为人正直的品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件事是在永川县国立十六中读高中的岁月里。动荡的岁月，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放得下一张平稳的书桌。在永川十六中，我除发愤读书外，对时局甚关心。他与同学聂壁初(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长)、庄练非、张日强、崔云龙等非常要好，他时常邀约同窗好友，聚坐茶馆，一边看报，一边指责误国殃民的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我朦胧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平常的生活经历初步培养了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
抗战胜利后，我一家告别巴蜀大地，踏着湿漉漉的石径，从雾蒙蒙的朝天门码头上船，沿江而下，到武汉安家。50多年过去了，重庆父老乡亲勤劳善良、耿直、豪放，富有智慧和创造精神，给我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相关文论参见：cailv.bokee.com
蔡律 2007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