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的“让步政策”论争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的事。
论争的一方说：农民大起义之后，夺取了胜利果实的新的统治者，会实行让步政策。论争的另一方说：不！那里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变本加厉的反攻、倒算！在那一时期里，前一种意见往往还成了极左人物加以批判、攻击的口实。
像我这样的后一些或更后一些的人，并无参与讨论的幸运；况且，要进入讨论者的行列又是何等之难。不过，七、八十年代也曾思考过此事。我以为，撇开政治上的棍子帽子或投机取巧，当初论争的双方，看似势不两立，其实却是站在同一基点上，尽管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实际都认为，农民大起义之后新的统治者实行什么样的社会政策，是取决于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可实际上呢，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之前和之后的社会整体状况，必然有着根本性的重大差别。这是新的统治者必须面对的现实条件，也是农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条件。所以，从根本上讲，问题的性质决不是新的统治者是否会施行比较宽厚的社会政策，而是新的社会条件决定着统治者新的社会政策的基本走向。至于具体政策的细枝末节，那当然取决于多种多样的因素，包括新当政皇帝的能力、个性等等。不过，就如我们从各国的历史中所看到的，相当大程度上扫除了陈腐的社会势力的时期，新形成的社会条件，自然也成了杰出人物成长的土壤；江河日下的没落社会，既不可能有远大眼光的帝王，也不可能有给次一等的政治家、军事家施展才华的舞台，既定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临近末世的名臣们的悲剧性命运。这些社会条件，犹如一条条无形的锁链，不但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也禁锢着他们的头脑，一步一步地使他们滑向泥淖。
相反地，如果只是着眼于当政的统治者的意志与能力，别的且不论，就难以理解为何卓越的政治家和英雄好汉总是与特定的时期相联系。
讲到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不由使人想起对农民起义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
文革之前，认为农民起义是推动我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可说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观点；现在呢，认为农民起义的破坏性更大甚至只有破坏性的看法大约是占了上风。
中国的农民起义，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它以暴力方式所反抗的，是几乎已达经济和生理极限的剥削方式和统治方式。扫除这种已达极限的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这就是中国的农民起义所执行的历史任务。因此，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必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农民起义在相应的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直接地讲，是以暴力方式破坏社会现状。
但是，农民起义本身自然不可能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经济制度。向起义的农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本来就找错了对象。农民起义之后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的生产方式将会有多大的变化，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地主阶级，只是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和农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关，前者毕竟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而且，如果回顾一下历史，不难看到，真正与封建地主经济相对立、最终将取而代之的，并不是极其狭小的自耕农经济，而是资本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与地主阶级大不相同的商人阶层的形成和壮大，才意味着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
所以，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阶级的形成，确实是众多的社会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国人一次次地回顾、探究，中国社会为何不能更快、更多地生长起资本主义生产的因素？就也是如此。不可能以一、两句话给出答案；需要的是对中国历史深入而具体的研究。科学的真实的结论也决不会是：中国社会自身就不可能生长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