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经济史专家高超群先生曾经指出，欧洲的资本家曾经长期面对上流社会的鄙视，为了赢得社会的认可，不得不用民族主义来武装自己。以至于发展到现在，资本家已经与西方国家的权力中心密不可分。在美国，就存在“华盛顿—华尔街共同体”，指的就是权力与大资本的紧密结合，尤以出身农夫的财政部长保尔森为代表，而去年的印度“农药可乐”事件，以美国政府出面压制印度保护本国大资本的利益收场，印度不得不偃旗息鼓。
可见，“实业报国”与国家支持在西方已经是一种社会基本规则，国家扶持大资本家，大资本家维护国家利益，这种基本规则实际上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妥协与平衡，而资本家借助于维护国家利益登上大雅之堂。所不同的是贵族与特权似乎离“实业报国”渐渐远去，难以再复历史的辉煌，毕竟他们通过战争和殖民掠夺报效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似乎也可以看作是西方民主演变的结果。
总体上一句话：国家利益可以与之妥协并获得个人的好处，却不可以窃为己有。想起当年，袁世凯已经身为大总统，拥有当时最大的实力，却非要窃国家神器而居之，就是非要把自己的利益强加为国家利益，篡改帝制83天后在众叛亲离中郁郁而终。可见，当时中国社会已经走到这个路口，必然要将国家利益置于各种阶层之上，而不允许独占或者窃据。
正是袁世凯的纵容妥协开始，日本走上殖民掠夺中国的道路，这也无非是袁世凯窃国家利益为私有的恶果，国家利益的溃损竟直到二战结束，这时中国国力已经几乎干枯了。而日本也没有得到好处，其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少数大资本贵族官僚集团窃取了国家意志，把国家引上万劫不复之路。
说到底，中国沦丧与日本战败实际上都是国家意志的丧失，直至被不当的集团阶层所窃取。还是那句话，国家意志只可与之妥协，不可窃为己有，否则与叛国卖族就归于同类了。但是日本却在经历这段惨痛的教训后励精图治，迅速崛起，大有“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气概。其中诸多原因，包括美国的一力提携、东亚地区局势的演变等因素，众说纷纭，难以细细理清。
不过倒是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耐人寻味。有人说日本在战争末期军力穷蹙之时，即使十四五岁的娃娃兵都上了战场，也仍然保留下了数万工科大学生和技术员，战败之后的重建过程中，这些工科大学生和技术员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日本才有迅速崛起的机会。这恐怕不是军国主义的战略高明，而是国家利益面临危机时无奈的选择，非如此则国家必然永无翻身之日。这也可以看到，即使军国主义集团窃取了国家意志为己有，他也有为国家利益的前途着想的时候。借用一句俚俗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窃取了国家意志也总有归还的那一天啊，所以还是为国家利益前途未雨绸缪的好。
当然，战后在美国主持的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下，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灰飞烟灭，残余不复当日。其为国家利益留好的退路也正好发挥了作用，在更民主的、更能体现实业报国的新兴资本家与技术员的引领下，日本走上了重新崛起之路，而且这次崛起比以前更加有意义。
有人把技术员帮助日本迅速崛起这件事，与中国的“技工荒”联系在一起来看，认为中国技工荒将限制中国经济的崛起。姑且不说这种观点的对错，因为在今天各大跨国公司的管理层中，日本人的比例并不高，反而是华人高级管理人才方兴未艾。我们看到很多跨国公司的亚洲区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等都是华人，而不是日本人。
所以，以技工荒来判断国家战略的得失显然还不具有说服力，而且即使是发达国家如加拿大也出现过技工荒，问题在于国家战略如何更具有号召力，使得国家意志能够与个人利益相妥协平衡，而不管遇到什么危机，总有人在关键的时候成为国家的坚强支撑。换句话说，技工荒本身并不是反面的教训，国际华人管理层也不是值得骄傲的资本，总不至于中国出现各种危机意外的时候，要让大批的国际华人管理层“到群众中来”，实现“实业救国”吧？
（此文发表于北方经济时报）
可见，“实业报国”与国家支持在西方已经是一种社会基本规则，国家扶持大资本家，大资本家维护国家利益，这种基本规则实际上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妥协与平衡，而资本家借助于维护国家利益登上大雅之堂。所不同的是贵族与特权似乎离“实业报国”渐渐远去，难以再复历史的辉煌，毕竟他们通过战争和殖民掠夺报效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似乎也可以看作是西方民主演变的结果。
总体上一句话：国家利益可以与之妥协并获得个人的好处，却不可以窃为己有。想起当年，袁世凯已经身为大总统，拥有当时最大的实力，却非要窃国家神器而居之，就是非要把自己的利益强加为国家利益，篡改帝制83天后在众叛亲离中郁郁而终。可见，当时中国社会已经走到这个路口，必然要将国家利益置于各种阶层之上，而不允许独占或者窃据。
正是袁世凯的纵容妥协开始，日本走上殖民掠夺中国的道路，这也无非是袁世凯窃国家利益为私有的恶果，国家利益的溃损竟直到二战结束，这时中国国力已经几乎干枯了。而日本也没有得到好处，其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少数大资本贵族官僚集团窃取了国家意志，把国家引上万劫不复之路。
说到底，中国沦丧与日本战败实际上都是国家意志的丧失，直至被不当的集团阶层所窃取。还是那句话，国家意志只可与之妥协，不可窃为己有，否则与叛国卖族就归于同类了。但是日本却在经历这段惨痛的教训后励精图治，迅速崛起，大有“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气概。其中诸多原因，包括美国的一力提携、东亚地区局势的演变等因素，众说纷纭，难以细细理清。
不过倒是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耐人寻味。有人说日本在战争末期军力穷蹙之时，即使十四五岁的娃娃兵都上了战场，也仍然保留下了数万工科大学生和技术员，战败之后的重建过程中，这些工科大学生和技术员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日本才有迅速崛起的机会。这恐怕不是军国主义的战略高明，而是国家利益面临危机时无奈的选择，非如此则国家必然永无翻身之日。这也可以看到，即使军国主义集团窃取了国家意志为己有，他也有为国家利益的前途着想的时候。借用一句俚俗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窃取了国家意志也总有归还的那一天啊，所以还是为国家利益前途未雨绸缪的好。
当然，战后在美国主持的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下，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灰飞烟灭，残余不复当日。其为国家利益留好的退路也正好发挥了作用，在更民主的、更能体现实业报国的新兴资本家与技术员的引领下，日本走上了重新崛起之路，而且这次崛起比以前更加有意义。
有人把技术员帮助日本迅速崛起这件事，与中国的“技工荒”联系在一起来看，认为中国技工荒将限制中国经济的崛起。姑且不说这种观点的对错，因为在今天各大跨国公司的管理层中，日本人的比例并不高，反而是华人高级管理人才方兴未艾。我们看到很多跨国公司的亚洲区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等都是华人，而不是日本人。
所以，以技工荒来判断国家战略的得失显然还不具有说服力，而且即使是发达国家如加拿大也出现过技工荒，问题在于国家战略如何更具有号召力，使得国家意志能够与个人利益相妥协平衡，而不管遇到什么危机，总有人在关键的时候成为国家的坚强支撑。换句话说，技工荒本身并不是反面的教训，国际华人管理层也不是值得骄傲的资本，总不至于中国出现各种危机意外的时候，要让大批的国际华人管理层“到群众中来”，实现“实业救国”吧？
（此文发表于北方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