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一本哲理书-九说“新生活方式”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德尔菲神庙的正门上留下过一句传世的铭训:“认识你自己”。印象派画家高庚在晚年时向着苍茫大海发出过三个著名的“天问”:“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往何处去?”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在《苏格拉底的困惑》的书中说,“哲学不仅是思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思想所充满、所改变的生活方式”。林语堂先生在他的《人生之研究》一文中这样写道,“一个民族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那是难能可贵的”。

    艺术钟情形之外,哲学研究形而上。我时时为生活中俯拾皆是的哲思哲理而惊异而陶醉。从前人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无数思辩的哲言,如——“真水无香”、“水清无鱼”、“云深不知处”、“山远方为容”、“无声胜有声”等等。每当想起苏东坡那堪称“天人之慨”的《前赤壁赋》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时,更让人对人生世事有莫名的感慨和顿悟。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战国策》),“物有其本,事有其源(莎士比亚)。”人类生存在大自然的物理怀抱和客观规律中,就必须尊重自然法则并且在当今人文世界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可以昏愕地生活在幻梦的虚空里,与芸芸众生一起参与破坏环境和毁灭文化的愚昧行为。

    二十世纪的物质文明基本上已将人类社会脉断般地物化了,而我们正在进入的后现代“毋宁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它能取用人道的、符合人们意愿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同时又保持与经营和传统的平衡”(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有人问亚里士多德,“你与平庸的人有何不同?”他回答说,“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我吃饭是为了活着。”音乐大师贝多芬则说,“哲学是带电本质的结晶,哲学的目标是寻求一个具有基本原理的基础,头脑需要借助于哲学才能达到崇高的境界。”

    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是文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系统思考,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哲学或许是已然的先知、是整体的解构、是意义的符号、是超越的现实、是汇聚的随性、是处世的文本、是道德的意蕴、是传统的沉思、是历史的禅理、是心弦的古义、是学问的猜想、是诗人的游吟、是空间的位移、是关系的摄动、是设计的自我、是调和的对立、是物理的化合、是知物的形上、是万事的原点、是参悟的空寂、是合德的阴阳、是视野的角度、是文化的范式、是艺术的至境、是审美的本然、是东方的呢喃、是精神的启蒙、是理想的修为、是思想的清流、是情感的联系、是精神的守望、是灵感的奥密、是灵魂的意会、是激情的底色、是人生的况味、是意志的轮回、是命运的重构、是冥想的优雅、是观念的存在、是睿智的愉悦、是精致的复杂、是虚静的妙想、是真理的趋近、是图腾的象征、是意识的尺度、是尘寰的俯瞰、是超拔的情导、是浮华的背影、是商道的合弦、是史诗的就里、是世务的练达、是天堂的地基、是未来的预约、是生命的维度、是时空的注解、是至高的善美、是生活的诗意、是彼岸的自由。

 

一方水土一方人

 

    清人叶燮说,“诗无一格,而雅亦无一格。”世间万事万物中,差异就是真理。因为川菜很知名,世人皆知“巴蜀”二字。其实,“巴”和“蜀”指的不是一个地方。古时的“巴国”主要在四川的东部即现在的重庆一带,再加上与川东相连的湖北和湖南的部分地区。而“蜀国”则指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四川中西部地区。古话有“巴出将,蜀出相”说的是巴国地区自古武将辈出而蜀地则文人多产。此话还真不假,共和国十大元帅中除了叶帅是广东人和徐帅是山西人之外,其余八位几乎都出自巴国或其近邻之地。

    时至今日,重庆和成都两地人在群体秉性上也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相距不过才三百公里的这两座西南大城市的文化差异足够让文人们写几本书的。这种地缘文化差异现象在中国和在世界相当普遍地存在。北京与上海、沈阳与大连、济南与青岛、杭州与宁波、福州与厦门,以及日本与韩国、法国与德国、瑞典与挪威等……,无论它们相距远近,地域文化和族群个性都有着时空的差异。在闽南的一些地方甚至有相邻两村而乡音不同的现象。

    在当今这种交通发达、交流容易的时代,上述地域文化差异的现象颇有些令人费解,其实这正是一种由于过去千百年来交通不畅和交流不多而形成的地区文化阻隔现象。不同地方的语言、音调、民俗、风味和音乐弦律常有不同。

    人类学中有个关于“濡化”(enculturation)的说法,认为一个人成长的文化环境决定其文化的属性和取向。在今天的商业市场领域,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明显地影响着各地不同的消费习惯和投资习性。我曾在沈阳看到过当地的有产者买楼时羞于侃价,曾在苏州看到过“较真”的客户因为多送了他一平方米反而要求索赔,曾在广东看到一个大盘在八百亩建完之后一次开盘,曾在成都看到过满布全城的临街商店,也曾在日本福冈知道了一个中型城市竟开有四千余家酒吧的独特盛况。

    随时随处我们都可以看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地域习性差别,例如东北人的大胆、西北人的率直、山东人的爽气、上海人的精明、重庆人的坦直和成都人的细腻等等。每个地方的人一定有其整体上的性格共态,因为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

当年李光耀看到主要由闽南人组成的新加坡华人宗族帮派林立,曾聪明地利用“普及华语”的文化方式来消除政治隔膜。其实,适度地保留地域文化的差异,从而形成多元文化的旅游吸引力以及促进文化杂交的进步,将更有利于社会进化。人们正是根据文化的差异在界定自己的认同。

    管子云,“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是说千里长路不可能用绳子量得一样直,居住众多人口的城市不可能有同一的标准。一沙一世界,一石一天地,一叶一菩提。一方水土一方人。不同地域的自然和人文背景培育了不同人群的生活环境和消费习惯。地缘文化会影响到一个地区的商业及文化的发展趋势,影响到不同市场的产业规划。

 

哲理的居住

 

    古人说,“人者,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盛。”艺术家阿·阿尔托说,“我们居住的环境象一首舒缓的乐曲,为生活中情绪的变化伴奏。”还有人说过,“家居是将时光撕开的那道口子。”在居住的空间中,我们可以处处感觉到深遂至妙的哲理。

    大门和玄关是边界的魅力,是对外沟通的第一媒体。门是率先亮相的名片,传达着主人与外界打交道的方式。门既要固若金汤又要形同虚设,门饰显示了主人的审美品位。玄关要明快通畅,以便将更多的生机引入室内。窗是风之眼和视觉之眼,是建筑外观一道迷人的风景。物质的、精神的、装饰的以及光影的窗是对外界空间的刻意探索与塑造。

    花园是自然与个性的展示,是人与天地亲近的过渡,是人和宠物的乐园。花园里才有天然的原色,有阳光和雨露带给人灿烂的心情。人与自然一起呼吸,花园是家居之天然的存在。

    客厅是家居生活的核心,是人际沟通的主空间,是主人摆放个性物品的展厅。艺术的陈设是灵感的来源,圆满的融洽制造温馨的气氛,性格的平衡和愉快的动线在这里交流。起居室是私密意义上的生活厅堂和袖珍的艺术殿堂,它不需要客厅的光亮和空阔,却应该有家庭的尺度和温情。在这里可以享受自由、自在和自我,体味淡泊而轻松的生活以及休闲的怡然。

    厨房和餐厅是家庭主妇的活动中心,是制造生命能量和烹调快乐的地方,美好的环境激发烹饪者创作可口食物的激情,家人在清雅的环境中享受生活的美味。贮存区、准备区和烹饪区分工明确,当注意废物的去处。入厨的工作要简单、有序和充满乐趣,让主妇工作于自己的喜爱之中。好的厨房满足的不只是胃,更有眼和心。

    卫浴间是让人暂别辛劳和迅速释然的地方,是最隐秘之处,最在乎清洁、安全、幽然和人性化。享受洗浴如同为生活插上想象的翅膀,也让人更容易进入梦乡或者更易从晨起之后的困乏中尽快舒展。卫生间里的细节最多,诸如空气流通、取暖、换气、保健、照明和装饰等等。欧洲人甚至认为真正表现主人品位的地方在浴室。

    卧室是人在家中时间呆得相对最长的地方,人们在这里补充每天需要的能量和寻觅梦乡的甜美。这里的形状、方位、光线和色彩对人的情绪产生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卧室最需要的氛围是安全感、私密感以及心灵和谐。

书房是冥想的禅室,是让工作与生活都能兼顾喜乐的SOHO,是设计生活与财富的策源地,是置放梦想和思维的寄托处,可以表现出个性的极致。生命本来是一场学习的过程。

    楼梯是居室内流动的语言,它蜿蜒的趋势喻示着上升的未来,盘旋的体态展露着生命的动能。空间的错落是雅致的情趣,开阔的空间是气魄的张扬,个性的色彩则代表了家庭的情绪。

    公共大堂是与邻居共享的艺术空间,生活的意义常在这里初鸣,是让人们进入家庭之前的第一步。另外还有车库、阁楼、甬道、地下室、储物间和儿童室等等,它们在一起收纳凌乱和发挥生活。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一切皆变,只有‘变’是不变的”。居住的陈设也贵在一变,岁月之手让变化的氛围和场景总给人以清新的感觉。好生活从变化的自我开始,让休闲的丰富渗透每一天。

    如果说居室的空间是一个“骨架”,那么其外还有好多层“衣裳”——家俱、电器、墙纸(涂料)、地板(地毯)、摆设、绿化、灯具、软饰、壁画和镜子等等,而不具体到物的文化内容还有——温度、湿度、色彩、光照、气流、音响、人和动物等,所有的混搭和融合构成了家居立体的空间印象。时间和地点不同,物的角色和意义也不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家居,因心灵的偏远而宁静而诗意。重要的是,家居要容得下七色的生活,正如天空容得下变化的云彩。

 

小康,足矣

 

    我们曾在前面讨论过有关“小房”和“大房”的问题。由于中国人特殊的住房文化观念所致,中国人过早进入了“大房时代”。人们普遍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心理值得关注也可以理解,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中国毕竟是一个资源穷国和人口大国。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小康”理念十分高明,这是一个“适度富裕”的理念,并没有鼓励所有的人都向着富裕狂奔。

    简单的算术结果表明,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3万美元/人/年,那么13亿人的GDP总量将达到39万亿美元。以二〇〇六年的数字计,这个数字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81%。从中国有限的资源来看,GDP总量超日赶美大有可能,但人均GDP要赶上发达国家却已永远不可能,最大的制约将是资源。我们尚且不去计较达到39万亿美元时也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二〇〇六年的人均GDP的平均水准(以成长率计算,如果不考虑资源因素,中国应当在十五年之后达到此值)。也不去考虑相对粗放得多的中国产业资源的消耗水准。须知那个时候地球上已经没有中国GDP所需要的如此巨大的资源。

    所以,“小康,足矣”是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苏州的一次会议上有幸与著名经济学家樊钢对话,我提出中国不应该鼓励小排量汽车。樊教授友善地回答我说,只有让中低收入的人们也拥有汽车才能体现平等。我没有争辩,但我知道倘若这样的观点成立,我们会为了平等而造成更大的资源消耗、能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最终还是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不仅需要“小康,足矣”的观点,可能还应当倡导适度的清贫。有哲人告诫我们,“人生的最佳状态是保持轻度的贫苦,因为只有适度地容纳对立面才有利于主体的稳定存在。”中国的人口太多,如果为了经济目的而拼命地鼓励重利求富的全民趋向,很有可能导致整体上的战略失衡。

    贫穷是相对的比较。对于大都市的水平来说,边远地区的适度贫穷在当地未必是一件坏事。我的一位先前一同插队在川东北大巴山的朋友后来去了美国,他最近一次到那里考察回来后不无感慨的认为,“因为交通的不便,那里还比较穷,也许却是合理的。”存在是一种合理,穷与富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穷和绝对的富。

国家似乎应以“国民幸福”作为目标而不必一味追求强盛或者一定要复兴到往昔的世界中心地位。君不见北欧五国的人民都过着恬静美好的生活,他们没有好高鹜远的目标。却并不失为“全球竞争力排位的前几位。国民接受且世人也接受这种结果。

    亚里士多德说,“幸福就是自足。”叔本华说,“生活方式的简陋质朴有益于幸福。在这种境况中,生活象一泓涓涓细流的小溪,消然无声地流逝,它是那样的平静,没有一丝波纹或漩流。”林语堂非常喜欢清人李模的那首《半字歌》——“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最幽闲,半里乾坤宽展,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经廛,半士半姻民眷。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这是前人生活哲理的达观与超然,惟有简朴的生活才是至美的。

 

健康第一

 

    计算机语言的基础是“1”和“0”的关系。人的一生也有 “1”和“0”的关系——健康是“1”,其余是“0”,这“其余”包括了事业、仕途、财富、爱情、家庭和朋友等等一切。有了“1”,每增加一个“0”都是实在的数字,而没有“1”,所有的“0”仍然是“0”。这个质朴而简明的比喻每个人都容易一目了然。

小路实笃说,“对人生而言,健康并不是目的,但它是第一个条件”。爱默生说,“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叔本华说,“能够促进愉快心情的不是财富而是健康。”十八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家查斯特菲尔德勋爵曾说,“健康是一生的资本”,“拥有健康并非拥有一切,可是失去健康将失去一切,所以健康高于一切。”他还说,“在人生的战斗中,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在于你能否保持健康的身体。”

    四十岁前为了钱而消耗健康,四十岁后为健康而消耗钱——绝大多数人在这样的人生歧路的跋涉。中国人为追求财富所付出的努力远大于对健康,很少有人在用心关注远比物质财富更重要的健康财富。健康是一种本来很容易保持却又很容易失去的财富,也是一种必须有了它才可能去获得其它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的重要财富。健康不只对身体而言,还有心理和精神的健康。身体的健康所解决的只是躯干的稳定和坚实。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心理健康”是“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健全与最佳状态,包括和谐的人际关系,正确的自我评价和情绪体验以及热爱生活、正视现实和人格完整等。”人与其它动物不同,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具有完全不亚于身体的意义,心理是否健康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身体健康。身体的健康有许多药物和保健品可以借力,而心理和精神的健康却要难得多。

    三年前《读者》杂志上曾经刊载过一篇文章,作者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起,描述了一个人心态的改变与身体健康的密切关系。其实道理很简单,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很容易形成互动因素,要么产生良性循环要么引起恶性循环。

    健康主要来自先天遗传和后天自律。先天因素多少会对人的身体和内心世界有所影响,这是人本身难以选择和改变的,但人们可以选择用后天的自律来修正先天因素及其影响。继智商IQ和情商EQ之后,学者们又先后提出了关于AQ(逆商)、LQ(逻辑商数)、CQ(文化商数)和HQ(健康商数)等概念,它们都是校正人生健康的尺度。

    “健康生活”是居住永恒的主题。在林林种种的居住文化主题中最本质和最核心的还是健康生活。无论有多少种类的文化主题出现,“健康生活”总会最受人们关注和追捧。因为有健康才有力量、智慧和快乐,才有事业动力和生命追求。由健康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才会是健全的、友善的及和谐的社会。

    亚里士多德说,“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始于运动,是肌肉的扩张和竞赛的激情带来了阳光和氧。适量的运动不仅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能在挑战自我和对手的时候激发人的潜能,能以富有创意的精神来体味生命的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古人还说,“未雨绸缪”、“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健康必需保持在未病之前,每一次疾病对于健康的伤害都是损失巨大的。“预防为先”是中医讲求的日常养生哲学。

    人最珍视的是生命。现化与后现代之间存在不少的转折点,其中一个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在寻求更加健康和平稳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会更注重生活的质量而不是物质的数量。在这个时代,人生需要更加从容地奔跑,应当把前面那句话改变为“人的前半生是为了追求成功,后半生是为了追求意义”才正确。

    再有一年北京奥运会就开幕了。有十三亿人支持的这场特别的奥运让我们有太多的期盼和希冀。可是,让曾经是“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如何在这场世界级的体格竞争中不患得失?比赛只是暂时的,中国人最应该从奥运中得到的是健康的道理。奥运还能再来,可健康却不容易。

 

工作即生活

     工作和生活似乎始终是人一生中需要面对的看似对立而又实则关联密切的矛盾。人们老是把“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对立起来看待,认为工作是不得已的负担,而生活才是工作的目的。随着时代的演进,这个传统观念受到了质疑。按罗素的等式,“悠闲与文明是成正比的。”今天的美国人比欧洲人富有却没有欧洲人悠闲,所以美国文明不及欧洲文明。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工作是生活的前提,是“过日子”的必需。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份工作,而且最好是既有理想收入又前途稳定的工作。工作是为了在解决生活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积累财富,以图让家人和自己过上更加舒适的物质生活,然后才有精神方面的进取。

    其实工作更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因为工作是一个意志磨砺的过程,一个才能历炼的过程、一个广交朋友的过程,一个引发思考的过程,一个创意理念的过程和一个认识人自己与世界的过程。“人间正道是沧桑”,既然如此,我们何不乐于在沧桑正道上去寻找生活的真谛?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认为在这个时代,“文化使劳动丰富化,引起职业劳动的颓废减小,同时降低了劳动的速度,也降低了个人之间的竞争压力。工作成为带有很强的游戏特征的活动。如果劳动成为游戏或者娱乐,人的生命就会延长,因为生命赢得了更多充实的时间而不是空虚的时间。”

    如果我们把工作视为生活的乐趣,它就不会再成为心理负担。我们理当笑迎每天的朝阳而愉快地踏上工作之路,因为在新的一天的工作之中又有所长进,无论这种长进是体现在何种形式上。财富本来就不只是由金钱组成的,而成长本身就是人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在上海的一个公建项目中我们曾经提出过“快乐办公”的文化理念。要使职场的人们真正实现快乐的办公,需要在建筑设计、环境设计、室内设计、新技术应用和设施配置等多个方面创造条件。要做到“快乐办公”,就要做到视觉、听觉等感官以及心灵空间的舒畅和工作行为的方便,更重要的是管理软件方面的人性化设计。

    工作和生活的形式正在悄悄的发生着改变。前些年的SOHO(Smoll office, Home office)是指基于家庭的非正规办公空间,这个伴随着互联网技术而产生的办公新概念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这些年又出现了“咖啡馆式办公”,有愈来愈多的人士选择了在家庭和职场之外的地方办公,这正是“星巴克”等咖啡馆生意兴隆的一个文化背景。网络技术促进工作和生活实现跨界组合,甚至已成为改造工作和创造闲暇的重要工具。

    无论时代如何改变也无论工作的场所和方式如何改变,工作都应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工作的成果就没有生活的依赖,没有生活情趣也就没有工作的动力。人生的许多美妙瞬间经常在我们急促的脚步下错过。所以,工作即生活,生活也即工作。工作与生活二者舒缓有致的交融,构成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人生境界。

 

快兮慢兮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的排行榜每半年就更新一次。在上一次的评比中,超级计算机浮点运算速度的入围门槛是每秒2.738亿次,半年之后的最近这一次的入围门槛已变成每秒4.005亿万次,而冠军竟达到280.6万亿次。

    中国人的生活突然间加快了。其现象是——电脑换代了、火车提速了、快餐红火了、邮递加速了、变化加快了、人口增长了、污染加剧了、物价上涨了、诱惑增多了、成本提高了、人心贪婪了、事故频出了、浪费明显了。时间成了产业和成了成本,婚姻出现“速配”和“闪婚”。许多困惑也伴随着进步的快速而来。调查显示,如今有71.6%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当下正处在生命中“冲得最快”的阶段。

其原因是——时代和社会观念在发生改变。电脑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人们思考和行动的速度,“时间就是金钱”的理念怂恿人们拼命地致富。现代人的经济欲望与商业社会的趋利风潮形成了当代生活的怪圈,在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舆论诱导下,竞争的激烈造成了整个社会节奏的加速,而科技手段又为这种加速创造了可能的条件。

    其后果是——在生活水准的改变加速之同时,人们一方面加快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一方面也加快了个体的工作节奏并对身心健康产生了明显影响。人们并没有因为加快了的工作和生活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快乐。相反,来自美国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在经济发展愈快的国家,商人们面临的精神压力愈大。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一百多年前曾写下一句话,“一刻刻、一天天看似一切如故,静若止水,然而一年年的光阴却何以能加速流逝?”在这个变化快速的现代世界里,时间的列车总是刚到站又始发了。不久前“腾讯”的一项在线调查表明,71%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焦虑”。金钱制造出许多时髦的疾病,繁荣的背后满是浮华的虚脱。

    关于“快生活”和“慢生活”的争论已开始了好长时间。国人应当如何应对这个时代的生活课题?快有快的道理,慢有慢的说法。问题在于——“快”和“慢”都不要离开这个时代的背景和我们这个国家的背景而走极端。对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来说,当快的不应慢下来,当慢的不宜快上去。快的工作,慢的生活。勇往直前地工作,气定神闲地生活。“快”代表了高的效率,意味着在管理的机制上要向更前瞻、更有效、更敏感和更有想象力的方向转型。“慢”则代表了细节的尺度和享受生活的意志。

    托尔斯坦·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正在成为一个新时代的特征。如果我们不能适应这种既快又慢的生活形态,我们可能会变得迟钝和迷茫。新时代的机车正把我们的精神带去未知的远方,越是快就越是要把握好前进的方向和方式,否则差之毫厘会失之千里。

    《论语》说,“欲速则不达”。对于任何事情来说,“快”都有极限,因为小到人的心脏载荷大到自然的资源都有明确的限度。一九五八年中国人曾吃过“快”的大亏,那时为了“超英赶美”,一年之间几乎把全中国的树木都毁光。当时实现的“快”主要表现在资源毁坏的速度上。时至今天,高速发展也未必是件好事,其负面效应太多太深重——快往往是对永久性的直接摧毁。快和慢这一对矛盾,在工程上往往表现为进度和品质之间的关系。国人搞建筑常常未谋定而先动,伴随着“三边工程”,品质如何好得起来?

    “把咀嚼的次数增长至20次,健康就会升级。”生命的舒适来自轻松而自在的随意,来自平和、淡定和超脱的心态,来自优雅而得心应手的计划和方法,来自管理的效率、效果和效益。节奏的舒缓未必意味着效率降低,“偷得浮生半日闲”未必是贬意的描述。过快的工作节奏可能让人们为没有时间休息和锻炼找到借口,而哲学家费尔德曾说,“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我没有时间。”

    今天的国人特别需要一种禅理的人生。在物欲横流、都市喧嚣、人心浮躁的这个时代,禅意的宁静是对红尘明辨的一个过程,是灯红酒绿之外的一方净土,是过滤了虚伪人性之后的一种超然。身心的修炼是来不得“快”的,真正的快意须来自于慢品。

   “清风徐来,不见水波。”宋人曾崇尚的人生“十乐”为——读书、谈心、静卧、晒日、小饮、种地、音乐、书画、散步及活动。时过数千年之后,今天的人们定会在“慢活”的召唤下创造出更多的生活乐趣。慢并非单指速度,更多是说一种心灵的感悟与体验。慢,宛若三亚浅蓝的海湾、兴安岭洁白的雪痕、青藏高原悠闲的鸵羚和江南园林中盎然的绿意。体味生命的美好需要时间,慢才是生活中最美的角度。慢中的闲愁是永恒的时尚,闲适之处方知生活之禅美,休闲也是一种能力和一种境界。

    亚里士多德说,“不知道人的闲暇是多么可悲啊!”苏格拉底说,“闲暇是所有财富中最美好的。”叔本华说,“一个人如果总是处于戒备状态,他将永无宁日”。由歌德翻译的一句意大利格言则说,“欲骑须仔细备鞍,上马则勇往直前。”先哲的箴言说明了慢与快的辩证关系,我们需要记住为工作做些减法且为生活做些加法。

    车速需要快,城市需要慢。快是工作之定见,慢是生活的达观。

 

生活在别处

 

    人从降生之日起就生活在不停的变化之中,不仅有生活环境和居住空间的变化,还有精神世界中的移动和变异。准备变化、适应变化和创造变化,正是人生活的本质也是生命的本质。人一生中度过生命的空间可能有以下五个——

“第一空间”是家庭。人在家庭中有特定的角色地位,或为长者或为晚辈,或为夫或为妻。因为这些特定的角色,一个人就定会有责任,而因为有种种的责任,人们就不可能在家里完全地释放自己的心灵。在“第一空间”里更多地获取的是来自亲情的快意。

   “第二空间”是职场。人在职场中也有特定的角色地位,或为上级或为下级或为同事,责任和权力的约束使人们常常在职场中感到自己是一个绑线的木偶,在表演着不同的动作并对自己的命运充满焦虑和渴望。

   “第三空间”是商场。这里的“商场”是泛指除了家庭和职场之外的所有的有商业文化行为的公共空间,例如商场、街市、宾馆和旅游休闲地等等。这是一个比家庭更大、比职场更轻松的体验型的生活空间,人们在“第三空间”里可以享受到完全属于自己感官和心灵的愉快。

   “第四空间”是网络。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开创了一个几乎可以大到无限的虚拟空间,信息、知识、才能、智慧和思想等等都可以在这个空间中取得。网络空间大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知识领域,也改变了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的基本看法。

    还有“第五空间”么?肯定有。“第五空间”或许是一个综合的生活空间。通过人们巧思的创意,将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空间进行有机整合,并补入这四个空间中没有或者不便于直接表达的内容。网络空间可能给我们太多的东西,但它却未必是一个创造性的有效平台。

    在这五个不同的生活空间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在常人的平凡生活之外还可能有一种非凡生活,它蕴涵着人们难以估量的生命力量,丰富的生活既在此处也在别处。人不能纯理性地生活,人有情感、有血性、有冒险精神,优雅的生活会迸发出生命的醇香。当代商业服务的宗旨就是要创造生活的别处。

自从时间被人类认识,人类就一直处于时间的奴役之下。愈是到了现代和当代,愈是有加快的变化,时间就愈是比以往更象金钱。人与时间的关系变得紊乱,所以很需要通过不同空间的营造来软化生活的节奏,让匆忙的躯体在业余文化状态中找回灵魂。

 

胜天莫如顺天

     康德曾说,“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次数愈多、时间愈久,它们充溢我愈以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和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有哲人也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才有希望,只是关注脚下的事没有未来。”

    人很渺小。四十来年前当阿波罗11号登月飞船停泊在月球表面,第一位踏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在月球表面的粉尘上留下第一对人类的足迹时,他看到天际那个蓝色的看似月球大小的地球,曾发自内心地说过两句话,一句是“这是月球的一小步,也是人类的一大步”。还有一句话是,“地球那么小,容得下人们的友好生活,却容不得人们的争斗。”

    其实地球不一定能容得下人类的生存。我们刚刚才经历了工业化时代的两百年左右,就已经明显地感觉到——碳排放超限了,洁净的水不够了、基本农田受限了,自然资源枯竭了、气候恶化了。人类增长的人口和欲望使得地球已不堪重负。一个本来直径达12,800公里、重量达6×1021吨的地球,因为人的出现竟显得如此的脆弱。

    宇宙实在太大。即使用哈勃望远镜也只能“仰之皑然,莫睹其际。”无论人们信与不信,天文学家都认为已知宇宙中天体的个数比地球上的沙粒的颗数还多,而地球只是这无数沙粒中一颗极为细微的粉尘而已。

    相对于以宇宙为背景的空间和以宇宙史为背景的时间,人实在太渺小。生命是让我们来到世界的唯一机会,我们有理由放大自己微小的人生,友善地与大自然和我们周际的一切相处,而没有任何理由要去折腾别人和折磨自己。人因为渺小而幸福。我们当中的少数人有浩大志向和救世情怀,但伟大者未必都幸福,这个世界注定要让更多的人谋求幸福但他们却未必伟大。

    关注大自然实在有趣。在冥想之中,我们常常会为自己所处的地球这个自然环境而感到莫名的惊诧——宇宙活动为什么会生成这个地球,地球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元素和生命,生命所需要的水和空气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我们这种高智动物会与其它动物相差那么多,以及时间是持续不断的吗?

    工业时代两百多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无数的惊人成就——填海造地、深井掘源、飞船上天、动物克隆……等等。与之同时,我们又在毁林开荒、竭泽而渔、污染江河。人类因为自身能力的提高而逐渐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人定胜天”这个糊涂的政治口号一度成为我们的战略理想,至今还深深地隐藏在不少干部和百姓的骨髓之中。由于相信“人定胜天”,我们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场“大跃进”。虽然今天“大跃进”已经成了忘却的闹剧,但是它所造成的一大批干部敢与天地叫板的潜意识却仍然是影响我们今天许多决策和行动的文化根基。

事实上,人不能胜天也没有能胜天,反而因为过快和过度的发展使得我们恐惧地应对大自然给予人类愈来愈苛残的报复。新近两三年来地球气候的种种异常直接地撼动着许多人本来平静的生活,这让我们感觉到在硕大的自然面前人是何等的渺小和无助。

   “天”是一个关于宇宙和大自然的概念。今天的地球与自然由于人类的活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正在和早迟会危及人类基本生存的严重现象。并非夸张地认为,如果我们的人口继续这样增长,我们的生活继续这样无所顾忌,我们的汽车继续这样增长,我们的消费和消耗继续这样增长,很可能在看得见的几十年之中,“上天”就将给予人类更加无情的制裁和报复。

   《圣经》说,“谁被给予的多,对他的要求也就多”。如果轻慢和无视“天不可胜”的客观规律,人类将直接面对着难以承受的恶果——海平面上升、重要城市被淹、化石能源枯竭、战略矿产紧缺、环境污染恶化、城市严重缺水、灾害性天气现象频仍、争夺资源的战争爆发,于是导致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和百姓生活水准下降。

既然“天不可胜”,人类就必须为“顺天”而做出努力。天有不测之风云,人须虔诚地敬畏。“诺亚方舟”和“女娲补天”的传说鼓励着今人为弥补人类的集体过失而采取的行动,我们应该用现代科学来制止毁坏环境,让技术创造为人文世界的诗意生活服务。

    依照海德格尔之说,“居住是在世存在的一种前定方向,是一种处境,这种处境在于天、地、人、神这四重性统一和有序排列”。积极地“顺天”远比消极好。积极的行为来自大多数人的集体意识和行动,从每个人到每个家庭到每个企业到每座城市以及每个国家,都应该深深地为这个地球可能到来的环境和资源危机有所警醒。65亿人同时跳一下不能让地球的运动改变丝毫,但65亿人为了环保和节能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却足以让这个正在走上迅速衰变的地球村转危为安。

 

看不到的地方

 

    在日本考察商业地产的时候,一位曾在日本旅居多年的翻译人员特别提醒我们注意观察日本人在细节上的考虑,尤其要注意那些“看不到的地方”。

住宅里都有不少的门——院门、户门、房门和柜门等等。有的门在开启的时候,门板或者门把手难免会碰到墙体因而产生凹坑甚至引起破损。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一般是被忽略的,而日本人却不放过,他们在墙上的适当部位安置一种细小的软垫来缓冲,解决了这个看似微小的大问题。

    晾衣服的问题。谁家都有衣服晾,我们在日本却看不到那种因为随意晾晒衣被而产生的“万国旗”现象。他们在阳台上护栏背后统一采用了一种升缩式的铝合金晾衣架,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晾衣架及晾晒物隐藏在阳台后面,看上去整齐划一。

    室内通风的问题。目前国内比较负责任的开发商已采用了“内开内倒”式铝塑或塑钢门窗,但仍难妥善解决好在冬季自如地通风的问题。日本住宅采用了装置在墙体上的手控式通风筒,即便在门窗全部关严的情况下室内也可以任意进行手控通风。

    马桶异味问题。日本所有的宾馆几乎都采用了可以净身的电动马桶盖系统,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使用的这种系统还加装了抽排异味的抽风装置。

    要照顾“看不到的地方”需要设计和制作的时间。日本人的住房建造速度其实并不比我们慢,但他们在开工之前的筹备工作时间却相当长。只有在策划和设计阶段关注到所有细节,才有可能在建造过程中实现由细节构成的完美效果。

中国有句成语“小中见大”,“勿以善小而不为。”其实,高端的竞争必定是细节上的,因为非细节的内容大家都容易做而完善细节则需要责任心和耐性。中国的房地产品中有不少质地相当粗糙,反映出一个浮躁的行业急迫的功利追求和低劣的标准水平以及因为国人的行为习惯。许多细节尚未考虑到位就已经开工,所谓的“三边”(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工程到处都是。

    雕虫并非小技。看不到的地方往往很细微,而当人们在这种地方下功夫的时候,它产生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只有真正负责任的人才可能在看不到的细节上花费精神和成本。“看不到的地方”乃是细节中的细节。

 

处处“双刃剑”

 

    叔本华说,“人类的每一种完美都与一种本身势将形成的缺点联在一起。”在今人的生活中,处处可以见到那种需要我们小心把握尺度和进退的事物。

   “民主”是“双刃剑”。西方人发明了“民主”,一方面建构了一个至少在表面上公平竞争的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另一方面今天的“民主”也被经常作为的借口,用以干扰别国的内政或者达到政治家们的个人目的。伊拉克和台湾就是两个典型例子。在台湾式的民主中,民主已经成为破坏民主的利刃。

“发展”是“双刃剑”。为了进步、就业和让人民富裕起来,中国不得不发展,还需要持续的和高速的发展,并且已经实现了连续

    年近两位数发展的经济奇迹。可是,我们又必须意识到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正快步地走向经济发展的极限,因为我们并不拥有可以让我们如此长期高速发展的资源。

    摩天大楼是“双刃剑”。比通常的“超高层”还高的摩天大楼是经济和技术实力的象征,是城市的人文标志,是工业水平的表达。另一方面,摩天大楼会增加成本,会破坏环境,还会有违城市的文脉传承。

    汽车是“双刃剑”。发展汽车工业可以拉动投资和拉动消费,汽车可以成为国家和地方的支柱产业之一。然而,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家,过量的汽车必将造成石油消耗、土地消耗和废汽污染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负面后果。

引进和利用外资是 “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积引进外资已近8,000亿美元,随着外资引进的还有技术和竞争,它们解决了我们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但是,我们也引进了制造业的污染,引进了原材料的消耗,引进了西方文化的糟粕。同时,还赚走了大量的外汇。

    “人口”是“双刃剑”。新加坡等人口小国一定羡慕中国因为人口众多而形成的庞大消费市场。确实,“人多好办事”,人多可以形成更大的市场,可以选拔出更多的优秀人才。但是,我们的人实在太多,可供十三亿人口每年所必需要的粮食、矿产和森林等等资源却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期待自然资源太快地再生,也不能期待大都从国外进口。

    人寿是 “双刃剑”。谁都希望能健康长寿。由于生活水准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的寿命已经越来越长。古罗马时期奴隶的平均寿命才17岁,而到了二〇〇六年,中国的平均寿命已变成了男70岁和女74岁。然而,人寿的增加直接导致了城市社会进入“老龄化”,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土地的“招、拍、挂”是 “双刃剑”。“招、拍、挂”的形式将原来不规范的土地交易方式统一了起来,避免了一部分不规范的土地行为。可是,“招、拍、挂”政策也成了抬高房价的主要因素。这几年来,土地价格的上升速度一般都大于甚至远大于房价的上升。

    个人奋斗也是“双刃剑”。追求成功是人之本性,中国人尤甚。社会必须鼓励和扶持奋斗,没有无数的个人奋斗就不会有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国家地位的提高。但是,当我们这么多的人全都在为个人奋斗而努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因为无序竞争的“零和”现象正在伤害着我们的社会环境。

    在人生与社会中,上述这些需要我们把握正反、进退和尺度的事情数不胜数。聪明的人们能够审时度势,在个人、家庭或者企业的决策时远观近视,否则可能事倍功半。

 

核心的还是综合的

 

    产品、服务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创新主体之一是企业。企业能够在集成理念、资本、创意和技术之后而产生新的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企业竞争力的转型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关于竞争力,一直存在着“核心力”和“综合力”两种理论。由于“生活方式”是一个综合概念,所以产品的综合竞争力以及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正在逐步替代“核心竞争力”。或者我们可以认为,如今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一种综合竞争力。依照传统的理解,“核心”(Core)是指重要的、“单一”要素,但也似可从字面上理解为“重要的”和“关键的”要素。

    我们不妨再用上海的“海上海”作为例子。顾客们热衷于“海上海”住宅的理由是产品的综合素质。“海上海”的特色和卖点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十个方面:1、规划特色;2、建筑外观;3、低容积率;4、精装修;5、“三维一体”的生活格局;6、“创意教育社区”;7、企业背景;8、品牌知名度;9、物业管理;10、综合性价比。显然,这是一种产品的“综合素质”。

   《庄子·逍遥游》中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是说水若积聚不深,它负担的船之浮力就不足。先前人们曾认为“卖点多了就没有卖点”,而今这个理念似乎在发生变化,其原因是人们已经从对产品个别特点的单一关注改变为对代表综合因素的“新生活方式”的总体关注。

    当房地产的竞争还停留在“地段第一”或者“时段第一”的那个时候,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很重要或者已够用。当今天人们对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发生兴趣的时候,企业的竞争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其背景是竞争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企业竞争力有其结构性要素,例如——战略决策力、资本运筹力、产品创新力、管理文化力和内部执行力等等,实在已不是个别要素能够致胜的了。

    歌德曾说,“真理似乎是把光不但放射于一个方面,而且也放射于多个方面的‘金刚石’。”泰戈尔曾说,“从天上往下下看,大地有一种整体的美”。大地的每一个局部未必美,而整体的合成是一种美,一种虽朦胧却有力的美,竞争力亦然。局部的在走向整体,单一的在走向综合。

 

    阿根廷人豪·卡林在一首哲理诗里这样描写我们这个矛盾的时代。“我们的财产越来越多而人生的价值却越来越少。我们的话语越来越多但心中的真爱越来越少。我们享受了赚钱却不懂得怎样生活。我们登上了月球却不能了解对面的邻居。我们探索到了太空却无法进入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净化了空气却无法拂去心灵的尘埃。我们分割了原子却去除不了心中的偏见。”

       在纷繁多变的当代商业社会中如何找到我们每个人之人生位置并且能与人及环境和谐相处,这正是哲学思辨的魅力。有人说,“科学和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就必定在山顶上会合。”这山顶便是哲学的境界。

天路绵长,生命苦短,匆匆的人生如白驹过隙。人在其生命的几十年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弄明白一个问题:“我是谁”?这是所有人生问题中最本质的一个。“认识你自己并且成为你自己”,“生命因哲学而存在”(叔本华)。生活的乐趣在于对未知世界探索的基本想往,生命价值、国家精神和人类关怀都存在于这种神圣的想往之中。

    生活是一本受用无穷的哲理书。

 

                                           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二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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