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民主，或者说和谐社会与民主政治，应当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中国到底是缺民主，还是缺和谐？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有效地推动民主政治的建设,并确保社会和谐与政治民主之间的衡量?这是我近两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
这是我从有关人士那里听到的故事：2005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时,曾14次向布什总统提到“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布什总统在听完胡主席的介绍后，不解地问道：主席先生，我理解您讲的“和谐”，不就是“民主”的意思嘛，为何不直接采用“民主”这样一个举世公认的词汇呢？据我了解，布什的观点在我们的理论思想界和知识界颇有市场。
作为一名报道和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改革问题的时政记者，过去几年我大概算是一个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问题的鼓呼者，这种初衷至今未变。但这两年的沉寂与沉淀，使我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颇是发生了变化。那种对于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的急迫乃至焦虑的心态，逐渐地降了下来，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使我对民主政治有了新的思考与理解。
有趣的是，我发现迄今为止，国内主流思想界还没有专门探讨过和谐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不久前，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先生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引起海内外的关注。此后，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君如先生在两会期间对媒体表示，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这两位重要的智囊人士的言论，颇令社会各界对于高层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意向，生出不少猜测与期待。而我的关注点是，如何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整体框架下，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我认为，这应当是高层思考的重点所在。而这个问题的要点，在于要首先从理论到实践层面阐释清楚建设和谐社会与完善民主政治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比较一下台湾和大陆的现状会很有意思。台湾的政客口口声声以“民主国家”自夸，动不动高喊着“保护民主”的口号，并且经常攻击大陆不够民主等等。但现实如何呢？勿庸置疑，在从“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迅速过渡后，台湾社会在学习西方民主制度、方法和形式上，可谓深入。多党制，全民选举，议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一切西方民主该有的形式，台湾都有了。
然而，问题却也随之产生了。台湾并没有因为“民主政治”的到来而变得更加安定，更加繁荣，更加和谐，相反，它在一天天地远离曾经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而引以为傲的一切，而陷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政治苦斗、经济衰退和社会风气败坏。这大概是一切真诚呼唤民主并为之奋斗的岛内有识之士及广大人民所始料不及的。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陈大络先生曾在２００２年４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独家访谈时告诉我：如果将台湾式的“民主”搬到大陆来，中华民族就有可能万劫不复！我是非常认同陈老这句话的。今天２３００万台湾同胞深陷于政治恶斗、经济衰退、社会风气败坏之乱局的“民主政治”，是值得每一个渴望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大陆的思想精英和政治决策者，认真借鉴和反思的。
那么，为什么曾经令人心驰神往的“民主”之花，却在台湾结出今天这般恶果呢？我想，原因大概不外两种可能：一是搬自西方的“民主”有问题，二是台湾在移植和栽种西方民主之花的方法、手段和过程出了问题，三是台湾的土壤（社会文化）根本就不适合移植和栽种这种西方民主。后二者都是台湾自身的问题。我认为，这三方面的原因恐怕都不能排除。
写到这里，我想请读者诸君做一道选择题：就目前台湾的“民主政治”和目前大陆的“和谐社会”，假设是二选一，你宁愿选哪个？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国大陆社会存在的问题非常多，非常复杂，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可以说是千古未有、世所罕见。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首先反映了今天大陆社会还不够和谐，还存在许多威胁破坏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这正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忧虑所在。
然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中共中央的高明所在，这一理念传达出这样的积极信息：当前中国社会尽管存在这样那种的诸多复杂深刻的问题，但整体上还是和谐的、稳定的、日益繁荣的，这个大局来之不易，值得每个人去珍惜；同时，每个人都应该去努力维护这个和谐社会的局面，使它更加和谐、更加稳定、更加繁荣。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还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它天然地涵盖了民主的概念。和谐，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形式、实施过程和实现结果的一种总概括和总要求。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形式应当是和谐的，实施过程应当是和谐的，实现结果也应当是和谐的。道理很简单：如果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形式不是和谐的，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冲突和混乱；如果社会主义民主的实施过程不是和谐的，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对抗和分裂；如果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结果不是和谐的，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动荡不安的。试问，这是我们想要的民主吗？我们要这样的民主又有何用？而在这方面，台湾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和教训。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民主与和谐的关系，是一体两面，如同一枚硬币，一面刻的是它的币值，一面刻的是象征国家权力的国徽。这就是说，民主与和谐，是不可或缺的一体化关系，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个社会大概是很难实现和谐的；反过来，没有真正的和谐，一个社会的民主亦难是真正的民主，有可能是台湾式的所谓的民主。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隐含逻辑，即民主政治本质价值在于使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实现、保障和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台湾式的“民主政治”至少就目前而言，已丧失了这种价值，而在沦为以陈水扁为代表的政治暴徒们玩弄人民和侵害国家利益的工具，徒具“民主政治”的形式躯壳而已。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民主、和谐与法治的三位一体的视角来考量。不凡画一个等边三角形，左边一角是民主，右边一角是法治，最上面一角是和谐。三者构成天然的一体化关系，缺一不可。我们也可以把三者的关系比作一辆自行车，民主是前轮，法治是后轮，和谐是什么呢？就是连接前后轮的大杆，或者说，是骑车的人。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而一个社会的真正和谐，离不开民主和法治的双轮驱动。
在我看来，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一个重大的妙处在于不动声色地解开了一个结，这个结就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批评，而这些批评者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必然的模式选择和惟一出路。
人们普遍地观念认为，中国当前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滞后，是制度变革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变革。其实这个话并没有错，我也是这个观点。我也相信，中央领导人对于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的前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晰和坚定。
但我认为，当大家都众口一词地声讨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时，这种急迫的心态有可能成为很大的问题，它会导致社会舆论忽视巨大丰富的正面改革成果，并造成整个社会在改革问题上的躁动和急于求成，从而偏离温和渐进的改革道路。
因此，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应当如何既充分吸纳来自西方正确的经验，同时又充分尊重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现实，从而最大可能的避免“民主政治”在台湾所造成的恶果，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新道路，这恐怕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思考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时，根本的要旨所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根本课题（胡奎）
这是我从有关人士那里听到的故事：2005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时,曾14次向布什总统提到“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布什总统在听完胡主席的介绍后，不解地问道：主席先生，我理解您讲的“和谐”，不就是“民主”的意思嘛，为何不直接采用“民主”这样一个举世公认的词汇呢？据我了解，布什的观点在我们的理论思想界和知识界颇有市场。
作为一名报道和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改革问题的时政记者，过去几年我大概算是一个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问题的鼓呼者，这种初衷至今未变。但这两年的沉寂与沉淀，使我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颇是发生了变化。那种对于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的急迫乃至焦虑的心态，逐渐地降了下来，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使我对民主政治有了新的思考与理解。
有趣的是，我发现迄今为止，国内主流思想界还没有专门探讨过和谐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不久前，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先生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引起海内外的关注。此后，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君如先生在两会期间对媒体表示，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这两位重要的智囊人士的言论，颇令社会各界对于高层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意向，生出不少猜测与期待。而我的关注点是，如何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整体框架下，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我认为，这应当是高层思考的重点所在。而这个问题的要点，在于要首先从理论到实践层面阐释清楚建设和谐社会与完善民主政治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比较一下台湾和大陆的现状会很有意思。台湾的政客口口声声以“民主国家”自夸，动不动高喊着“保护民主”的口号，并且经常攻击大陆不够民主等等。但现实如何呢？勿庸置疑，在从“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迅速过渡后，台湾社会在学习西方民主制度、方法和形式上，可谓深入。多党制，全民选举，议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一切西方民主该有的形式，台湾都有了。
然而，问题却也随之产生了。台湾并没有因为“民主政治”的到来而变得更加安定，更加繁荣，更加和谐，相反，它在一天天地远离曾经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而引以为傲的一切，而陷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政治苦斗、经济衰退和社会风气败坏。这大概是一切真诚呼唤民主并为之奋斗的岛内有识之士及广大人民所始料不及的。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陈大络先生曾在２００２年４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独家访谈时告诉我：如果将台湾式的“民主”搬到大陆来，中华民族就有可能万劫不复！我是非常认同陈老这句话的。今天２３００万台湾同胞深陷于政治恶斗、经济衰退、社会风气败坏之乱局的“民主政治”，是值得每一个渴望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大陆的思想精英和政治决策者，认真借鉴和反思的。
那么，为什么曾经令人心驰神往的“民主”之花，却在台湾结出今天这般恶果呢？我想，原因大概不外两种可能：一是搬自西方的“民主”有问题，二是台湾在移植和栽种西方民主之花的方法、手段和过程出了问题，三是台湾的土壤（社会文化）根本就不适合移植和栽种这种西方民主。后二者都是台湾自身的问题。我认为，这三方面的原因恐怕都不能排除。
写到这里，我想请读者诸君做一道选择题：就目前台湾的“民主政治”和目前大陆的“和谐社会”，假设是二选一，你宁愿选哪个？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国大陆社会存在的问题非常多，非常复杂，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可以说是千古未有、世所罕见。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首先反映了今天大陆社会还不够和谐，还存在许多威胁破坏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这正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忧虑所在。
然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中共中央的高明所在，这一理念传达出这样的积极信息：当前中国社会尽管存在这样那种的诸多复杂深刻的问题，但整体上还是和谐的、稳定的、日益繁荣的，这个大局来之不易，值得每个人去珍惜；同时，每个人都应该去努力维护这个和谐社会的局面，使它更加和谐、更加稳定、更加繁荣。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还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它天然地涵盖了民主的概念。和谐，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形式、实施过程和实现结果的一种总概括和总要求。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形式应当是和谐的，实施过程应当是和谐的，实现结果也应当是和谐的。道理很简单：如果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形式不是和谐的，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冲突和混乱；如果社会主义民主的实施过程不是和谐的，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对抗和分裂；如果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结果不是和谐的，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动荡不安的。试问，这是我们想要的民主吗？我们要这样的民主又有何用？而在这方面，台湾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和教训。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民主与和谐的关系，是一体两面，如同一枚硬币，一面刻的是它的币值，一面刻的是象征国家权力的国徽。这就是说，民主与和谐，是不可或缺的一体化关系，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个社会大概是很难实现和谐的；反过来，没有真正的和谐，一个社会的民主亦难是真正的民主，有可能是台湾式的所谓的民主。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隐含逻辑，即民主政治本质价值在于使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实现、保障和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台湾式的“民主政治”至少就目前而言，已丧失了这种价值，而在沦为以陈水扁为代表的政治暴徒们玩弄人民和侵害国家利益的工具，徒具“民主政治”的形式躯壳而已。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民主、和谐与法治的三位一体的视角来考量。不凡画一个等边三角形，左边一角是民主，右边一角是法治，最上面一角是和谐。三者构成天然的一体化关系，缺一不可。我们也可以把三者的关系比作一辆自行车，民主是前轮，法治是后轮，和谐是什么呢？就是连接前后轮的大杆，或者说，是骑车的人。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而一个社会的真正和谐，离不开民主和法治的双轮驱动。
在我看来，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一个重大的妙处在于不动声色地解开了一个结，这个结就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批评，而这些批评者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必然的模式选择和惟一出路。
人们普遍地观念认为，中国当前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滞后，是制度变革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变革。其实这个话并没有错，我也是这个观点。我也相信，中央领导人对于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的前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晰和坚定。
但我认为，当大家都众口一词地声讨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时，这种急迫的心态有可能成为很大的问题，它会导致社会舆论忽视巨大丰富的正面改革成果，并造成整个社会在改革问题上的躁动和急于求成，从而偏离温和渐进的改革道路。
因此，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应当如何既充分吸纳来自西方正确的经验，同时又充分尊重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现实，从而最大可能的避免“民主政治”在台湾所造成的恶果，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新道路，这恐怕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思考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时，根本的要旨所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根本课题（胡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