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一”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笔者在《兰州晨报》上拜读到“秦公”的大作《漏洞百出的简封——驳某君与他的发现》，后查明该文系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经理办公室的摄影爱好者邵如林盗用北京著名考古鉴定专家秦公大名而发表，因其中“某君”专指敝人,所以“如骨哽喉,不吐不快”。

　　97年8月祝中熹先生在没有阅读笔者于92年9月在“首届国际丝路研讨会”上公布交流的《系统论揭天武威雷台汉墓之谜——中国旅游标志“飞马奔雀”设计大师张江之谜的初步探讨》（26000字）一文的情况下,匆忙于《甘肃日报》上撰文对新华社著名记者曲直所写的全国晚报通稿进行“驳正”,敝人当即撰写的《铜奔马“考古新发现”的驳歪》予以解答。《甘肃日报》社会周刊部主任、老作家许维阅后解释说，党报有规定不讨论，还是投到《社科纵横》一类的学术刊物上一试吧，并说《甘肃日报》以后再不发表双方争鸣方章。敝人又给祝先生送专论文缩写稿《中国的图古币》，（见《兰州日报》95年9月15日），《铜奔马与金马张》（见《民主协商报》95年11月25日）及《悬赏十八万，寻觅鉴定师》（见《兰州青年报》95年11月3日）的新闻稿，祝先生当着众人的面表态说：“对于你送来论文的举动的非常欢迎。看过这后我也许会同意你的观点，也许还要深入研究。”秦公竟然却“很为先生就那件所谓‘考古新发现’而做的有根有据的公析所折服”，这种顶礼膜拜的“虔诚”不知是由于浅薄无知还是摇尾乞怜的本性呢？学术界个别老翁因精力不济，无法及时掌握90年代的爆炸信息，竟然死抱着早已被考古新发现所否定的历史记载充“权威”，还美其名曰：有根有据。这些人挑动迷信教授的无知者和妒贤嫉能者对笔者诸多发现“义愤填膺”，大有挥起铁拳砸烂敝人“狗头”之气势!悲哉哀哉!

　　秦公还无端指责“在某君设计的简封上，首先给自己冠以数顶令数人瞠目的头街”，并说敝人“策划、推出的一张‘世界艺术大师张江诞生2000周年纪念简封’”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因为该简封上清清楚楚的印着策划者和设计者的大名，秦公不是文盲，怎么会不识字呢？闭着眼睛说瞎话，难道想做当代“指鹿为马”的赵高不成？

　　1997年9月26日《宁波日报》上发表了陈玲的《龙虎山岩洞揭开神秘的面纱------甘肃学者破解岸墓千古之谜》，文中始称“黑箱考古理论的创始人董洪”，秦公显然是孤陋寡闻了。早在1997年4月15日《兰州青年报》上发表了王相山的《马超龙雀破译记》，文中已称敝人为“青年学者”，当时就有“红眼病”患者在背后酸溜溜的攻击：“哼，青年学者，怎么不伸手向政府要票子，要房子，要车子呀？”敝人至今已有10项人文和自然研究成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称不称“学者”是宣传同行们的写作自由，冲我何干？况且《辞海》释“学者”是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即不是国家授予的光荣称号又不是专家评审的高级职称，敝人有“苦恋”而爱不割舍的必要吗？“顺便说一句”，1995年4月贵州安顺行署悬赏百万征解时统一口径称为《红岩碑之谜》，这是当地民间习惯的称呼，《中国青年报》宣传时就以《县赏百万，破译红岩碑》为题，并非本人的“一项‘新发现’”红岩天书所在的山唤作“晒甲山”，极少有人称作“红崖山”，博学多识的秦公显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飞马奔雀”曾周游美、日、英、法、奥、到国，在国际上有“世界艺术品中最高峰”之盛誉，受到过郭沫若、常书鸿等中国学术权威的极力推崇，笔者将这样一位稀世珍宝和作者称之为“世界艺术大师”一点也不过分。奇怪的是，“红眼病”患者不但不许别人当学者，而且连距今2000年的一位艺术大师也嫉妒，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了。关于“金以张”是张江外号的问题，敝人在论文中有详尽的论证，原河西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掖师专中文系教授，曾入选《中国高等教育专家名典》和《世界名人录》的方步和先生等人早就予以肯定。世界上最早的敦煌学学者张澍(武威籍)在《凉州府志备考》中将张江列入“职官卷”汉明帝（刘秀之子）执政时的一位武威太守，与笔者推算张江为西汉末、东汉初人十分吻合。古人20岁行加冕礼，故一代按20岁计算，从玄孙析像上五代至高祖张江，大约是公元前一年左右，简封上清楚地印有“张江（约公元前1年—65年）”，这种推算法早有不少先例，并非敝人“有更‘先进’、更‘科学’的计算方法”，而且历史纪念中允许有一定比例的误差。秦公“痴人梦呓”，显然是缺乏历史研究中的基本常识，看来周总理那句“活到老，学到老”的至理名言秦公大有重温的必要！

　　92年9月，笔者代表凉州集团董事长张景发和武威二建公司副经理董志恒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员、泰国女考古学家阿玛拉赠送纪念品“飞马奔雀”时，现任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杨建新曾让他的一位研究生当翻译，事后《西宁晚报》于10月8日发表了《企业明星奖励国际专家，青年学者仿效罗什焚舌》一文，也曾参加这次会议的秦公“丝毫未闻涉及百万元人民币的这等奇闻”，怎么不广泛查证一下就“信口雌黄”呢？秦公“相反倒听说某君为了减免区区350元的会务费而数次民主为单位交涉”，参会者都知道，国内学者的会务费都是80元人民币，笔者在报道册上签名时就缴了这区区小数。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敝人在此之前没有进过兰州大学，数次交涉缘何谈起？难道说在6年前这个世界上还曾经发生过“真假董红”的故事不成？秦公道听途说，污人清白，还有点道德自律吗？众所周知，作为纪念口的“飞马奔雀”和作为工艺口的“飞马奔雀”在文化内涵上有极大的差别，世人都晓的“物以稀为贵”的浅显道理，所发采用了限量、编号、绝版的方法来大大提高收藏界这浅显易懂的道理？

　　秦公先说“某君所要推出”，次说“某君在推销”，后说“至今无人看到上市”，前后逻辑矛盾，简直是在自打嘴巴！实际情况是，简封只印的少量清样原告赠送各界友人征求修改意见，定于10月方正式印刷，纪念简封73—0002—5号许可证是由甘肃省邮电管理局通信政务处批准的，秦公“电话查询甘肃省邮电管理局，也回说不知此事”，显然是在撒一个弥天大谎，其险恶用意是煽动有关部门对此“非法活动”进行查处，以达到骚扰恐吓目地。看来，这个年代“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俗话该倒着说啦！

　　“《飞马奔雀》电视连续剧筹备组”是有甘肃飞马艺术传播有限公司于1994年成立的，该年度《辽沈晚报》等报纸上评价敝人拟以百万元拍卖的10集历史剧本为“世界文化的原子蛋”。秦公仅仅“尚不知在什么地方”设立筹备组就像妇一样骂街，“让人从中活脱脱看到了”他“自欺欺人的嘴脸”：秦公正是“以其虚构的事实，意在骗取公，私人不知情的”捧场喝采。个别人一副穷酸秀才相，明知自己被市场经济所淘汰，还装模作样说“君子固穷”，一看到同行赚“大钱”立刻“红眼病”就复发，“变色龙”的可爱模样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兰州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赵俪生曾主张历史研究要思辩与考证结合，以思辩带证，这是胡适关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观点的更进一步阐述，清代中叶以来的考据学现今已走到死胡同，某些“井底老蛙”野蛮地不准小蛙说天比井口大，更将试图跳出井口者斩首示众，杀一儆百；他们装模作样的将铜奔马尾巴划分成“甲型”和“乙型”，不许复制工人说出那个是呈90度直角的尾巴是铜奔马的。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高尚且令人钦羡的学术界竟然是法制的死角，学阀称霸天下，这还不能引起立法机构的高度重视吗？笔者期待着法庭上出现“科学陪审团”的时刻，那是论资排辈的人经常会成为被告，“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才会变为现实，科学的第二个春天才能款款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