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1992年首届中国丝路节“国际丝路研讨会”公布交流论文）

　　前       言

　　1969年9月10日，甘肃省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第13生产队的社员在县城北郊区二里处的“雷台祖”下挖战务地道时，发现了一个“汉代地下博物馆”，墓主人是谁呢？出土精致铜器数量之多为全国所罕起见，39匹铜车马仪伏队中有匹“飞马奔雀”的非凡造型堪称“世界艺术品中的最高峰”伟大的设计师是谁呢？24年发来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专家门撰写研究论文达20多篇之多，为何陷入了迷精呢？

　　《武威雷台汉墓》（见1974年第2期《考古学报》甘肃省博物馆）极其谨慎地说：中平三年又铸四出文钱，一般认为就是这种四出五铢钱。如果这个看法不错，则比墓的年代上限不能超过‘又铸四出文钱’的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我们带着疑问大量调查了出土“飞马奔雀”的实际情形，发现简报作者在“十年浩劫”中有个难以公诸于世的隐：28000多枚古钱币中有少量是从“贫下中农”手中回收的，了解到这个“失而复得”的过程，我们初步否定了发七枚四出五铢断代的权威性：进而翻阅大量古钱币书籍，从1991年4月最新版的《简明钱币辞典》（孙汇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中看到了科学的论述：“背四出文钱者，并非灵帝首创，西汉五铢中已有四块，王莽在泉五十也有背四出者，惟极少见”。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简明古钱辞典》（高汉铭编）将“四决五铢”和“传形五铢”断定与“四出五铢”系处于同一时期，但现在从西汉刘胜墓中发现两枚传形五铢，证明武帝时已存在，推翻了《古泉汇》的经典结论。

　　雷台汉墓中出土的7枚四处五铢和灵帝中平三年铸造的四处五铢相同吗？非也，我们拿《历代古钱图说》（丁福保编，上海书局）中的标准拓片对比，前者“五铢”两字为隶书，和光武帝所铸五铢钱文相似，面后者则隶书中加篆体，带的浓厚的东汉晚期书法艺术特色。灵帝在刚刚扑灭黄巾大起义的烈火后，为了整顿币制，平易物价，在京城洛阳铸造了少量的“四出五铢”《后汉书·张让传》云，有偷偷传说此钱必沿四线跑出京师，后来果然流布四海。查25史《后汉书·灵帝纪》中清楚地说；“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锺四及天禄暇蟆。又铸四出文钱。”《辞海》释“又”：更；再。表示重复或继续。“这个权威的记载说明东汉灵帝前业已存在”“四出五铢”，“钻出钱眼”之后，前方的曙光消除了心头的困惑……

　　（A）雷台汉墓：一个阴间世界的整体缩影

　　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郎菲说：“系统是由若干相互关联、作用的因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东汉人的观念中，陵墓是死者灵魂居住的“阴宅”，并不是当代人眼中的漆黑冷窟。《三辅黄图》所记：“高园（即汉高祖陵园）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这表明当时陵上的”“寝”由两大部分构成，即正寝与便殿。正寝的作用与秦代相似，主要安墓主神坐，为墓主灵魂正常起居之处，由供奉的宫人如同对待活人一样侍奉，清晨“随鼓漏，理被枕，具浴水，陈严具”（东汉蔡邕《独断》），每天四次，按时进奉食品。便殿是正寝的附属建筑，主要供奉主灵魂来此游乐。

　　现今高8·5米，南北长106米，东西宽60米的雷台封土墓丘，有人说“先有墓而后筑台”和“墓”和“台”分割为二，也有人说“台上井属明代”，视“墓”和“井”相隔千年，更有人说“墓前无阙”，把暗墓看得支离破碎……事实如何呢？洛阳烧沟汉墓砖墙与封土之间有缝隙，而雷台汉墓封土是夯在拱形砖墙上的，证明墓台同期而筑。雷台四周的封土层内，有明代片出现，井砖和墓砖皆属汉砖，都呈“人字形”铺砖，说明外裹封土层是明代重修时加固的井则是墓的重要组成部分。“阙”是陵墓前的高大建筑物，通常左右各一，以两阙之间有空缺，故名双阙。有的用石雕砌而成，作为记官爵、功绩和装饰之用。《前凉录》记裁：“顺阳之为刘陶守阙者十人。”葬礼亦称阙礼。建阙风气在东汉尤为盛行，雷台墓为何独无？《水经注·潴野泽注》援引王隐《晋书》云：“汉末”（‘汉’字前不加‘东’或‘后’，一般古文中指前汉）博士敦煌侯瑾善内学（《辞海》释：“东汉初年，一般图讳迷信者称图讳之学为内学，而把五经之学叫外学”），语弟子云：‘凉州（《前凉录》言姑藏）地西，泉水当竭（武威冲积扇地下水循环期为5年、12年和30年）’有双阙其上。“王隐紧接着将筑阙应验的事记裁到一个世纪后的三国魏嘉平年间武威太守条茂大名下，显然与实际不符，正如明代屠乔孙项琳之以《太平御览》卷922所引《敦煌实录》中《侯瑾》第为主，掺人《御览》卷922所引《凉州记》二条：“吕光太安三年，白雀巢阳川信信令郭敏室。“和”吕光太安三年，白燕游酒泉郡，黑燕列从。“将《侯瑾》条改为”字子瑜，能解鸟语。尝出门，见白雀巢阳川，与黑雀列行。慨然叹云：‘今天下之乱，君子小人相共居焉。’遂去，不知所之”。（《北堂书钞》）清代一流学者张澍确信无疑，近人讥嘲道：“点金成石，以致真伪莫辩，贤如张氏，亦竟相信后凉时敦煌又有一侯瑾矣。”《水经注·济水篇》云：“黄河水东流，水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引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象，作制工丽，不甚伤毁。”光武帝中兴汉室后，曾面对时人的厚葬之风慨叹道：“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侈，贫者殚财，法令人难禁，礼仪不能达”（《后汉书·光武帝纪》）。东汉前期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极力反对”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发事神，空家以送终“的陋习。到了乐汉中期以后，不仅厚葬之风不能稍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如张衡的好友王符在《潜伏论·浮侈篇》所云：”“今京师贵，郡县文明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梓、梗、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家，广种松柏，庐舍祠，务崇华侈。”

　　韩养民、张来斌所著的《秦汉风俗》中说：“汉承秦制，其陵园制度，大体与秦代相同。汉代陵园方向朝东，陵墓在其西部，作覆斗形，上小下大，平顶锥状，显得异常庄严稳定。陵园城垣呈方形，四门设阙。陵寝在墓的封土西侧，陪葬区则布置在陵墓的东北方或东方。”古人以西方为尊，东汉初的哲学家王充在《论衡·四讳篇》云：“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雷台汉墓是一座用大型砖室构成的多室墓，前后室和中室墓顶均为覆斗式，全长19·34米，墓门向东，斜坡土圹墓道，砖墓位置在雷台西南角封土层内。凉州地方史料记载，宋、元之际台上有雷祖观，是百姓祭祀雷神（即闻大师闻仲）旱季祈雨的场所，带有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据当地氏人讲，五十年代雷台被当作粮站时，曾拆毁的一栋古楼，形状与后来墓中出土的“绿釉蜩楼”极其相似，不扒出了一面军旗……这极可能是墓主的“便殿”。《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记载：“东海王强薨，遣司空冯鲂持节视丧事，赐升龙旄头，辂、龙旗。”交龙为旗，唯天子用之，今特赐以葬。《中国官廷知识辞典》援引《白虎通》规定：诸侯墓高为天子的一半。《帝王纪》说：“原陵（刘秀墓）方三百二十步（合今512米），高六丈（合13·8米），在临平亭东南，去洛阳十五里。”雷台汉墓周长332米（包括明代重夯封土层，高8·5米（合东汉制三丈七尺，包括明代夯顶层）汉代墓丘称“陵”者，并不限于皇帝，诸侯也可称“陵”；所以，雷台汉墓应正名为“陵”适宜。

　　（C）雷台汉墓：一个结构严密的网络图

　　现代西方的“结构主义”者有句名言：本质在关系中。我们用这种眼光分析归纳雷台汉墓中出土的231件金、银、铜、铁、玉、骨、漆、石、陶瓷与墓主之间的关系，可以勾勒出一幅清楚的“网络图”。

　　唇边有磨痕的“鎏金错银樽”是墓主生前珍爱的酒具，“巨李钟”中大姓李家给墓主的赙赠品，刻有“张家奴字益宗”的陶碗是象征陪葬品；陶罐是墓主灵魂“生活”的用具，铜弩机是防盗武器；铺地线是皇帝所赐，金钱是战利品或羌人赠礼，棺椁是墓主阴间的“正寝”，楼橹坞堡式的陶楼院则是墓主阴间的“便殿”，琥珀珠能发粉红色的夜光，类似《史记》所述秦始皇墓中人鱼膏做的蜡烛，照的墓室职同白昼，永不熄灭，铜连枝灯也是照明一具。西汉“长宜子孙”铜镜是墓主灵魂“梳妆用具”，独角兽起镇墓作用。莲花澡井是汉明帝夜梦金人，贵族中流行开的佛教捍髦图案。铜质器物171件，最独特的是99件铸造精致的铜车马武士仪仪俑，包括铜俑45人，铜车14辆，铜马39匹，当是墓主灵魂乘坐巡游的陪葬品。黄展岳先生说：“一般赙赠的数量不会超过墓主自备的数量吧，把自己的两个老婆和自己的儿子名字一齐刻在赙品上，更是亘古未闻。”意大利画家达·芬奇创作世界名画《蒙娜丽莎》用了六年时光，“飞马奔雀”这一“世界艺术品王冠”设计铸造需要多长时间呢？所以，铜车马仪仗决非赙赠者临时应酬之作。甘肃农业大学崔育蹊教授说，天马“对铡步”的遗传性状全世界只有青海河湟和甘肃河西两地区存在，所以“铜奔马是无名艺术家直接以东汉武威现实生活中的改良马为模特儿塑造出来的”。

　　墓主和马体铭文有何关系呢？西汉京房《易》传中有秘诀“暗墓宜长存”，雷台墓前无石碑记载功德，面墓内8匹铜马胸前刻有铭文，共计135个字，专家认为是“变相墓志铭”。从“冀张君小车马御奴一人”和“张氏奴张氏婢”等铭文中可以看出，“张君”是墓主。从“守张掖长君郎君阿那骑马一匹，牵马奴一人”中分析，“阿那”是墓主张君的儿子乳名。秦汉时，乳名的特点越鄙俗越好，用“阿”字起名是中原一带的风俗，尤以河南为甚；如刘禅小名“阿斗”，曹操小名“阿瞒”，吕蒙小名“阿蒙”，汉武帝之妃“阿娇”，王临之小名“阿林”，王小名“阿奴”王蕴小名“阿兴”，许询小名“阿讷”，刘叔秀小名“阿秀”等等。四川广汉洛县和甘肃天水甘谷（东汉冀县）则无此起乳名习俗。

　　（C）雷台汉墓：一座层次清晰的金字塔

　　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郎菲有感于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历史，逐渐发现世界是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客观的差异性。对于“经过多次拢乱，前后人葬人数已不清楚”的雷台墓葬，我们只能“提纲挈领”最终才能“纲举目张”。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简报》云：仅发现一块焦黑的大腿骨。我们在重新调查当地群众时，23年前的目击者说骨架完整，只有一具，身材高大。4只石龟两两相背托起一椁，椁内有棺，因木板松朽，故而20枚铁钉四散……东汉皇帝、诸侯、士大夫的陵墓是按级别建造的，随葬品的众定寡与否也有一定待遇。《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说楚王刘英自杀后事闻阙下，“诏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赠赙如法，加赐列侯印绶，以诸侯礼葬于泾。”《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记载马太后母蔺氏丧葬，“起坟微高，太后发为言，兄廖等即时减削。”《后汉书·梁统列传》载：“诸子欲从其诲，朝廷不听，赐以东园朱寿器，银镂、黄肠、玉匣，什物28种，钱二百万，布三千匹。皇后钱五百万，布万匹。及葬，赠轻车介士，赐谥忠侯。”顺帝令梁商长子梁冀封乘氏侯，并承父职为大将军。楚王英之母许太后死后“赙钱五百万”。《后汉书·明帝纪》称刘庄所筑寿陵“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一丈五尺，无得起坟，万年之后，扫地而祭，水脯而已，过百日，唯四时设尊，置吏卒数人供给俪勿开修道，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雷台汉墓主人生前的最高级别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从8条铜马铭文排列一下墓主生前的“家庭登记”张君——前夫人——后夫人——郎君阿那——张家奴益宗——牵马奴——御奴——将车奴——张氏婢。清代梁章钜《称谓录》（林则徐序）中引《礼记·曲礼》说：“天子之妃日后，诸侯日夫人，”《汉书》：“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人母得擅征捕。”如淳注日：“列侯之妻日夫人”《博采珍闻》（198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里更清楚地解释：“古代只有诸侯的妻子才称夫人，明清时只有一、二品官的妻子才封夫人。”《镜源遗照集》还记载：“汉制，得任其子为郎。故谓人之子弟日郎君”墓中出土的39匹铜奔马仪仗队更能说明墓主的爵位是“诸侯”，《左氏传》日：“天子八佾，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佾，列也，指舞者行列也，古代礼仪“舞六佾，建豹尾”场面描述，指诸侯拥有36名军卒组成的军礼仪仗队，每行六人，共有六排。另外两匹当为张君和贴身副将之座骑，“飞马奔雀”（俗称铜奔马）则是引导墓主灵魂“跨鹤归西”的先锋官。道教发丧仪式最隆重的一个场面就是；一名道长高举着纸糊的白鹤疯转，其后地群披麻的孝子们跟着圈跑，意即送死者灵魂快上九天……正如《秦汉风俗》中说：武帝茂陵据初步考察，就有白鹤馆以及供武帝灵魂驰逐走马之馆等，一个个都建筑得与帝王生前享用的宫阙一般无二”西汉时“本姓封王，外姓封侯”，东汉初期却降王为侯。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说：“东汉初年，功臣众多，封侯者百余人，其中功绩较大，在明帝时得以图像于云台的共二十八人……

　　功臣除了在任边将的以外，多在京以列侯奉朝请”。张君应为“诸侯边将之一，我们结合墓中的四枚银制印章，再分析一下他的”身份等级。“《后汉书·明德马皇后记》载马太后劝阴章帝有要封舅为侯，说西汉承相周亚夫“言受高补祖约，无军功非刘氏不侯。”《前书》说：“高帝与功臣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外戚封侯尚且困难，外姓封侯没有特大功勋可想而知，所以雷台汉墓中的两枚将军章（边长25CM非张君莫属。《汉官仪》记载：“中两千石，赐铺地钱二万枚。”而此墓道中铺地钱为二万八千多枚，加上流失的就在三万枚以上，显然墓主人的官位高于太守。铜马铭文“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中的“守”字，《辞海》释为“秦代一郡官，后世用为太守或刺史的简称。”另有一种意思是“暂时代理”翦伯赞先生说：“东汉初地方政权的最重要改革，是废除内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并职太守。”这种“军政合一”的政策，规定武威郡带兵长官“左骑千人”（相当如今的军分区司令员）只能由太后代理。“骑千人”和千人官是骑兵与陆军的长官。《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释说：“左曹，官名。是一种加官（即由担任其它职务的官员兼任者）。”所以“左”也是“屈就”之意，铜马铭文按古代“名词并列结构”的句法推断，“守”字按“太守”讲为宜。

　　《汉官仪》说：“中两千石，银制，龟钮，文日章。”雷台墓中另外两枚较小的龟钮银印章（边长23CM）显然是太守章。总是所述，张君身份应为“列侯——将军——太守——左骑千人——张掖县长。”那么，墓主究竟是谁呢？“张君”的“君”字，按《古代文化常识》讲“姓名中省略‘名’也是避讳的方法之一”，《辞海》说：“时之所贤者为君。”如西汉苏武称兄苏嘉为“长君”河西人称侯瑾博士“侯君”等。查《凉州府志备考》（张澍辑，1988年三秦出版社），东汉武威郡历任官史中，有位“张江”是合适的列侯，曾撰写过《蜀典》的张澍仅仅引用了《华阳国志》中的一名话“析像，广汉雒人，其先（高祖）张江为武威太守，封南阳析侯。”顺着这条宝贵资料提供的线索，我们分别向河南西峡（即析县）县志办公室和四川广汉县志办公室发出查函，河南方面十分抱歉地回答说翻阅了《南阳府志》和《内乡县志》等大批地方史料，均无有关“张江”的记载。四川方面的刘雨涛同志寄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他热情洋溢的告知我们《后汉书》和《华阳国志》中有关于“张江”更多史料，东晋常琥著的《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有《析像传》：“析像，字伯式，雒人也。其先张江，为武威太守封南阳析侯，因氏焉。父国为郁林太守”。书后所附的《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仕女目录》说：“武威太守、南阳析侯张江（洛人）。郁林太守析国（江四世孙，因封国改姓析）。高士，析像，字伯式（国子之也）”。已故四川大学教授伯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说：“析你与段恭、朱仑为友，则亦安顺时（107_143）人也。”他又说：“张江为像五世祖，则前汉人也。”熟知四川省史的武威籍学者张澍有《凉州府志备考·职官卷》中，将张江排在了汉明帝指政期间（公元58—公元76年）。由此推算，古人20岁行加冕礼，每代当为20年，故上溯五代可知析像离高祖张江约100年，估莫张江大约生于公元1年左右，汉明帝时期卒于武威任所，活了六、七十岁。那么，张江究竟是何方人氏呢？

　　南朝宋人范晔不愧是细致严谨的史学大家，他参阅大量资料，在《后汉书·方术传·析像传》中说：“析像，字伯式，广汉雒人也。其先张江者，封析侯，曾孙国为郁林太守，徙广汉，因封氏焉……”四川广汉县志办公室的编辑刘雨涛同志来信说，张江原籍不明，他的曾孙析国迁为广汉郡太守时，举家遂为积雒人。查《辞通》更有珍贵史料。编纂者朱起凤援引《氏族略》中的一条纪录“云（析像高祖）以（前辈）字为（姓）氏者”，他同时又引用《姓氏寻源》（张澍绝学）的证据加以说明：“析氏，卫（国）公族大夫析朱钥之后裔也，朱钥黑背之孙也，以王父字为氏。”《中国人名大辞典》叙述的更详细：“卫穆公生析黑臀，其孙武子析朱，以父字为氏。”卫国首都从周朝到秦朝先后四次迁移，即从今天的河南淇县、滑县、阳、沁阳，一直从东到西向析县靠扰，贵为公族的析氏掌门个个是朝廷显宦，举家漂移不定，张江又能以何县为祖籍呢？卫国地域从大禹划九州到东汉都属于冀州辖区，很明显张江只能以“冀州”称祖籍。雷台汉墓中出土的“第三组”车马铜俑中，有三匹铜马颈部刻文均有“冀张君”三字，已故西北大学教授陈直先生在《出土文物丛考》中指出：“冀为张君之原籍。”（《文物》1972年第6期）。朱起风在《辞通》中加按语：“（析）像之先（高祖张江）以邑（河南析县）为氏者也。”史家以“河南有析县，析字从木不从手”来纠正《后汉书·方术传·折像传》中的“折字”，这证明西汉未年张江已“家居”析县（今河南西峡县），因卓越功勋而封“南阳析侯”，如同韩信被封“准阴侯”一样，是以家乡为封地的。张江在“前汉”封侯还是“后汉”封侯呢？查班固《汉书》西汉爵分四级，彻侯、县侯、乡侯和亭侯，无传者，即有表列，甚为完备，但并无张江大名，一个“二等侯爵”遗漏是不可能的。若张江是西汉诸侯只能祸及子孙而不能荫封后代，推翻王莽朝的绿林、赤眉军大起义的浪潮中，西汉的达官显贵们早已被扫荡殆尽。

　　所以《后汉书》中记载的析侯张江必是东汉开国之初所封，其非凡的军功则立于西汉未年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中。查《汉书·王莽传（下）》中有及其重要的记载：“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南乡百余人，时析宰（非析县县宰）将兵数千，屯亭，备武关。晔、匡谓宰云：”刘帝已立（指公元23年刘玄登极），君何不知命也？“宰相降，尽得其众。晔自称辅汉左将军，匡右将军。拨析、丹水，攻武关，都尉朱萌降。”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客座教授，东亚学专家余英时在《土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称析宰是“当地大姓官史，”与邓晔、于匡是同乡，纵观两汉之际的义军领袖，他是唯一的“析”姓首领，张江非析宰而谁？据雷台墓中那枚“破羌将军章”判断，汉明帝重新启用奉朝请的列侯析宰为武威太守时，考虑到“门阀制度”已悄然崛起，个姓和姓氏是生存的重要工具，便赐姓为张，《易乾凿度》云：“天上将降嘉应，河水先清。”京房《易传》云“河水清，天下平”。《水经·河水注》说：“河者，诸侯之象。”南方为江，北方为河，此为古代河江之分，故更名张江也。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我们应当把雷台汉墓置于东汉社会这个大系统，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考察墓主人“张江”的“社会关系总和”部析诸多相关系统不同的系统质。

　　从经济史来看，雷台陵墓是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时代不入繁荣昌盛阶段，“光武中兴”的象征。

　　西汉未期，中原战乱，窦融割据河西却偏安一隅，至东汉初年，“姑藏称为富邑，通贷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按古代集市贸易，通例为一日三合（即交易三次），由此可见武威商业之兴旺；所以到这里做县官的人，不满几个月就发了财。有人讥笑清官说：“身处脂膏不能以自润，徙益若辛耳。”相反，东汉未年却陷入了战乱频繁的岁月，灵帝中平二年（公元一八五年），凉州兵乱，中原一带的黄巾大起义又烈火熊熊，朝廷大臣们慌了手脚，司徙崔烈主张放弃凉州，议郎傅燮力争，皇上乃遣皇甫嵩讨之。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董卓率领由“凉州将，羌胡兵”组成的兵团迅速崛起，公元189年，董卓威逼皇室，废少帝面拥立刘协为献帝。公元190年2月，献帝在董卓，“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校尉李，郭汜、张济等董卓部下很害怕，都想解散抄小路回故乡。谋士贾（武威人）云：“听长安一代传说，要杀尽凉州人。如果大家各自逃散，有一个亭长就能逮住……”5月，李榷、敦汜打着为董公报仇的旗号造反，6月攻陷长安，杀了司徙王允等人，并灭其族……

　　从货币史来看，东汉初年为了改变王莽币制混乱的状况，光武帝刘秀采纳马援的建议“依旧铸五铢”，雷台陵墓中有两汉五铢21027枚，而11594枚剪边，磨郭五铢大抵是西汉晚期物价上涨，贷币贬值的见证，这两种劣质钱在东汉晚期又大量流行，成为社会兴哀，政权更替的预兆。史载汉明帝“鼓铸”，但至今钱币界不知道他铸造了哪种贷币？张江墓中发现的隶书“四出五铢”钱大约就是明帝为了防止人们对质量上乘的五铢进行“磨郭”和“剪边”而铸造的。无独有偶，时过110年后的汉灵帝也为同样的目的铸造了迥异的“四出五铢”，但未能力挽社稷于狂澜之中……

　　从铸造史来看，“飞马奔雀”是世界青铜艺术品的王冠。西汉景帝执政时期发生了轰动全国的“盐铁之争”结果法家桑弘羊“盐铁国营”维护中央集权制的建议取得了胜利，桓宽为此辑录了《盐铁论》一书。“汉武帝盐铁，实行平准均输，禁止私人和郡国铸钱……”刑杀盗铸史民10万。西汉未年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政策，即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赊贷等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译，”“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他并且颁令“禁挟铜炭，以防铸盗”。又加重盗铸禁令：“一家铸钱，王家坐之，没人为奴婢”。直到东汉第四任皇帝刘肇执政时才罢了“盐铁之禁”。《汉书·五行志》说：“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于临洮，乃铸铜人……大人高五丈（含现今12·04米）以为详瑞，乃仿。”《秦汉风俗》说：“1980年12月在始皇陵封土西侧约17米处，出土了两辆由铜有驾御的大型铜车马，即由驷马安车和驷马高车组成的两辆銮舆。其形制是高车在前，由戴燕尾冠、穿袍背剑的御手立在地面上驾驶，安车随后，由坐在车前御手执驱使。其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一半，造型生动，做功精巧，当是供秦始皇灵魂乘坐巡行之用的陪葬品。”《三辅黄图》说：“武帝得大宛马以铸铜像。”汉武帝还建飞廉馆置铜风神，此所谓西汉“铜马”和“铜飞廉”。《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式。”东汉初期，南阳太守杜诗发明了“水利鼓风水排”提高了冶练水平，在前人“相马式——铜马法”的基础上，张江的“铜马”设计和铸造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境界，从此后史册上极少“金马”一词。东汉中期，张衡《东京赋》中赞颂的“铜奔马并飞廉”，被当今青年学者牛龙菲认为是“真正能够体现‘太一况，天马下’之文化内涵的艺术珍品，很象‘今武威雷台出土之凌驾超越于龙雀’（飞廉风神）之上的天马”。他还说：汉金马冠，高广各四寸，恰与武威雷台出土之天马的头饰相类，而与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之片状‘金当卢’不同，此汉制秦制之差，足见历史的进步。”张江铸造的“飞马奔雀”上承伏波将军马援的“铜马式，下启集文学家和科学家于一身的张衡铸造了”“侯风地动仪”，《初学记》卷五介绍说：“以精铜铸成，其器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行。”《后汉书·灵帝纪》载：中平三年曾铸铜人等草率行事，无甚价值曹操在赤壁大战前筑“铜雀台”，立志收复东吴一统河山，晚唐杜牧有“铜雀春深锁地乔”的名句。

　　从武威的铸造史来看，“飞马奔雀”是丝绸之路上古代“经济特区”的徽章。《山海经》记载“姑藏南山多金玉，亦有青雄黄，英水出焉。”位于祁连山东端张义堡的“双龙沟金矿”中就蕴含着优质青铜富矿。距今约四千年以前的齐家文化遗址——皇娘娘台墓葬中，发掘出了较精制的铜器，有锻打和铸造两种，其中有把红铜刀工艺精致，被史书誉为“开辟了中原青铜器的先河”。汉武帝为了打通丝绸之路派兵西征，大将霍去病夺获了匈奴休屠王（领地在今武威地区民勤县）铸造的“祭天金人”，其艺术水平又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在武威旱滩坡汉墓群中，也曾出土了大量的精制铜器。尤其雷台汉墓中发现的一批铜车马仪仗队，反映出了武威铸造工艺水平的最高峰。中国古铸造技术采用蜡范、铁范和泥范三种模型，《武威雷台汉墓》说：“部分马体内尚存沙内范。”按武威坝区流传至今的一项蓄水技术判断，张江是利用黄胶泥作外范的。武威坝区百姓吃水困难，地下水位偏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由于技术设备落后，打井不出水。当地民众便挖“水窖”，为了防止渗漏和泡塌，他们就采用普启启遍存在的黄胶泥将水窖四壁糊是一层保护层，即光滑又坚硬，夏天驮水倾满，冬天冰雪充塞融化，水窖安然无恙。当今世界是最大的沙漠水库——即武威地区民勤县的“红崖山水库”就是利用这间民间发明修建而成的。“飞马奔雀”上大下小的“造型平衡”是力学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正如常书鸿先生在《武威出土的东汉铜奔马》一文中所说的：“现实的意义得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而从地面跑的马，要它变为行空的天马，这其间有速度和重量的矛盾；容易做神话般的浪漫主义设想，不容易捉摸超现实的现实。对于一个具有三度空间，有重量有体积的‘马超龙雀’来说，即要达到平衡稳定的效果，又要塑造天马那样矢激电驰的速度形态，从来都是雕塑家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推理，张江从汉武帝时就闻世的《周髀算经》“勾股定理”中得到一钱告示：公割“太极球”求得重心（微分初步概念），因为“太极球”是无数个“太极球”的集合（原始积分概念），太极图四周有定方位的“八卦”，“乾坤定位”其实就指“重心平衡”的问题。力学难题迎刃而解后，张江便采用黄胶泥制成标准的球体，经过细致繁杂的计算，用类似西方的“黄金分割法”雕塑出“飞马奔雀”的泥坯，晒干后套出模具，轰动一时的“图绘艺术珍品”便应运而生了。从东汉全国的科技史背景来看，“飞马奔雀”是人类理性时代“东方文明辉煌创造的象征。”由于刘秀礼贤下士，重视教育，文化步入了一个高度发达的阶段。明帝执政期间，“广召名儒，自居讲席”，“诸儒执经问难”，正如班固在《东都赋》中所描绘“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恰似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重现，也掀开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中最光辉的一页。继西汉武帝时《周髀算经》之后，东汉又出现了《九章算术》，开启了国中数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它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东汉时会稽人魏伯阳根据自己练丹经验，写成了《周易参同契》一书，记载了一些基本的化学反应知识，这是一部世界是古的化学书籍。杰出的科学家张衡制造了一种新的浑天仪。用漏水转动，其中星宿出没，与灵台观象所见完全符合。他还鉴于东汉地震频繁制造了“候风地动仪”，用来测定地震方位。东汉文学家崔瑗在张衡的碑铭上，盛赞“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

　　从武威在东汉的科技史来看，“飞马奔雀”是古代中原开发西部的一颗硕果。刘秀拜任延为武威太守，创建学校，本郡“遂有儒之士”。武威汉滩坡墓群中出土的《汉代医简》，多达９２枚，内容包括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是我国传世最早的医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初期的医药水平。挖掘出的还有东汉古纸，织锦针盒、丝麻织品，彩绘木器、漆器和铜器等，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医间中保存完整的医方有３０余个，其中有数方则嘱用酒同服，墓群中还出土的大量的陶耳杯，证明公元７２年汉明帝下诏全国“大五日”并非虚妄之言。

　　有着四千年悠久酿酒历史的武威，在东汉初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从侧面反映出了农来的丰收情况。《秦汉风俗》一书介绍说：“汉代造型发展的第三阶段，大约在东汉章帝，和帝时期，即公元一世纪后半叶。这一阶段的灶型最大特点是在灶旁附设水缸。水缸的数目少一、两个，多至六个。设水缸的优点是，饭做熟后即有温水可供使用，这是汉代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学会注意节约能源的具体反映。”雷台汉墓中有一件灶，“黄绿釉，平面马蹄形。灶面有二圆孔，前孔置釜甑，后孔置一釜，高２６厘米“。它与盛水的６个釉陶罐，１６个灰陶罐和２件瓮同置中室南耳室。

　　从相马科学史来看，“飞马奔雀“是悠久相马知识结晶的升华。战国时期“伯乐相马“已很闻名。良马，是冷兵器时代的“坦克“，做为统率士兵的将军不懂相马科学，如同当代的装甲兵司令不熟悉坦克性能一样。西汉武帝时由于全国对“天马的“崇拜，相马科学有了长足的进展。史载“孝武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东汉开国功臣马援拜杨子阿为师，学习了相马骨法，融数家相法为一炉，蓍有＜铜马相法＞一书，还把交趾（今越南河内）铜鼓熔铸为“相马式“进献给刘秀，张永明先生和张东辉先生说，马援曾在西北养马，“名马式“所树立的良马标准模式，正是武威所产改良天马的反映。铜奔马和“名马式“在制造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上都有相同之处。顾铁符先生认为很有可能“奔马是援马式的复制器。《后汉书·和帝纪》说：“永元五年（即公元９３年）二月，诏有司省减外厩及凉州诸马苑。”从此，武威郡养马业从高峰跌落下来。

　　从政治军事史来看，“飞马奔雀”是大决战前奏曲中的战神。刘秀一统汉室天下后，西北的羌人和匈奴便成了主要敌人。公元７１年，汉明帝派窦固人屯兵凉州。公元７２年他下令全国豪饮美酒五天。公元７３年，汉明帝派兵四路出击，揭开彻底打败匈奴的战争序幕。公元9０年，匈奴战败后绝望的离开蒙古高原，向西远徙到匈利一带，鲜卑族从东逐步西进，占据匈奴的故地。羌人主要居住在青海一带，公元６５年，他们大肆入侵，河西四郡“城门昼闭”，汉明帝也害怕了……武威郡张掖县（今武威市张义堡）与青海门源相通，据《武威县志》载：“张义一堡，山围四面，路通二道，堡筑于中，势当其衡，险口有八，番帐有三。探哨了望，匪易易也。兵马器械，胥信他处，为一邑之首讯。”汉羌斗争甚为激烈，胜负互见。公元１１０年，羌人又侵扰并、凉二州，大将军邓骘慌乱中突然想抛弃凉州，并力保护北方，就召集大臣廷议，郎中虞诩极力反对，凉州才得以保全。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张江是农民起义军领袖蜕变为统治阶层中大官僚的缩影。“河西帝郡，必多近臣，南阳帝乡，必多近亲。”“从龙诸臣，半出南阳”。据《古代文化常识》介绍：“汉帝，皇帝左右的大臣称作大将军、车骑将军前、后、左、右将军。“南阳析侯两次被拜为将军，可见是皇上信懒大臣。光武帝刘秀坐定江山后，退武吏而进文宫，功臣武将纷纷“偃武修文，拥众京师，投弋讲道，修明儒学。“有时边疆战事危急，“奉朝请“的猛将则可能被重新起用。

　　例如“张飞式“的南阳虎将马武，在西北羌要大肆入侵的时刻，明帝“再起马武为捕虏将军“大破羌敌，不辛年迈的马武很快病死。张江被拜为“破羌将军“的情形大致与马武相似，他做为刘庄的叔辈和信懒大臣，应当了解年轻的明帝将效法汉帝刘彻建功立为的远大抱负,正如班超所言：“孝明皇帝独抒庙策，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循，边境得安。”从“官场心理学”来讲，讨好上司是立脚根本，况且张江还要报答明帝的器重知遇之恩，不千方百计帮助制造战前舆论？我们推断，张江效仿南阳新野人利暴利长向武帝“贡天马”的壮举，于公元６２年遣上计吏进南图纬艺术珍品“飞马奔雀”，其寓意是“大汉能将暴秦推翻踩在脚下，何悉打不垮匈奴和羌胡呢？”

　　按思想史角度来看，“飞马奔雀”是图纬思潮顶巅时代的艺术写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董仲舒的“儒学”成了统治思想。西汉未王莽汉，利用“金篑名单”的所谓“天意”愚弄全国吏民，“图纬”思潮开始流行起来。这比较起武帝发动的“天马崇拜热”来更陷入玄虚之境，刘秀则利用《河图会昌府》稳定刚刚获来不易的东汉政权，对不信“图纬”的老年学者桓谭当堂呵斥。公孙述在蜀郡以《掌文》为图纬。笼络民心。汉明帝刘庄则下诏云：“今日改太乐宫日太序（范书作太序乐，）应以图纬”（见汪文台的辑的《七家后汉书》）。又“（永乎五年）明帝至长安，迎取铜马并飞兼，置上西门平乐观也。（见华峤《后汉书》）他如此大驾光临不以”铜马并飞兼“当”图纬又在干什么呢？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庐江太守献……陈于庙，以备器用。详瑞之降，以应有德”。章安帝依然采用，为工具保护统治。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为主导思潮，宋、明之际则“理学”变为捍卫皇权的法宝。张江身处“图纬时代”设计铸造“飞马奔雀”难道只是做为死后的陪葬品吗？不，顾铁符先生在《奔马·“袭乌”·马式一一试论武威奔马的科学价值》一文中说，它是经过高明的雕塑家精心设计制造出来的一件非常成功的杰作，所以断然不是应付墓葬死人的明器。青年学者牛龙菲先生在《说武威雷台出土之铜铸“天马”》和《若非“天马”，又何以称其名》两篇论文中，认为“飞马奔雀”是“铜奔马并飞兼”在凉州之地的副本。我们按古老考据学严酷的规则：见一份资料说一份话！不妄揣测“副本”有成千上万件之说。试想：中国古人深知“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吧？张江是设计师，那么“专利”秘诀肯定被带进了陵墓，所以“飞马奔雀”应为“正本”，而“铜奔马并飞兼”则为副本。青年学者牛龙菲从影印明正统《道藏》第３４２册中首先检索出了“飞马奔雀”一词，我们定性为武威铜奔马的最准确名称。他还分析“具有汉代图纬之‘飞马奔雀’，在东晋之后犹为道家尊崇。”事实上图纬思想的确奠定了中国道初步形成的基础。

　　从哲学史角度看，张江是京房《易》传的寄植者，“飞马奔雀”是中华民族国民精英无限智慧的象征。汉代流行着这样一名谚语“给子孙留一箱黄金，不如给他们留下一经”，因博通经籍是获得权力的最佳道路。剪伯赞在《中国史纳要》中说：“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的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通过经学人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例如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自杨震以后，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自袁安以后，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华阳国志·伯式玄照》和《后汉书·析像传》都记载张江玄孙析像“通京氏《易》，好黄老言”，朋友自远而至，当时传谚日：“谁是析家尊贵客，朱云卿、段节英，中有佃子赵仲平，但说天文论五经”从“门阀大族”（即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相似特征的家族）形成的原因看，张江属于西汉京房《易》派的信奉者，其子孙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他曾两次当将军，文武双全，对《孙子兵法》和《奇门遁甲》之类的兵书不可能不精读，而兵法就蕴含着变化无穷的《周易》法则。袁宏《汉纪》记载：“永平中（公元５８年至７６年）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侯王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并且置五经师，当然包涵《易经》的地位。光武帝颁布《河图会昌符》，黄河龙马负图而出的典故家喻户晓。《奇门遁甲》说“乾为天为龙”，郭璞言“龙为天马”，所以天马即真龙天子的象征。我们推测，张江把太极图中互相追逐的黑白两鱼演化成了前汉帛书《相马经》中“马袭乌雅”的夸张想象，大宛天马在凉州杂交繁殖，体魄更加健壮有力，而且跑式明显带上了河西走马“对侧步”的特殊遗传性状；乌雅是俗鸟，当以风神龙雀（又名蜚说廉，是秦人的祖神。汉朝也相当崇拜）替代，但它是“鸟身鹿头”的猛禽，如同即恶又贱的飞隼，（俗名鹞子，河西人素无好感），将破坏整体美感。前凉时武威尚有“神雀观”。凉州产的鸟被誉为“五方神鸟”（东方发明、南方焦明、西方、北方幽昌，中央凤凰）之一，它形状如燕，稍大，足短，其羽如练，高首而修颈，偶落树梢，迅举上凌青云，是龙雀美满的原型。一足着雀三足腾空最能反映气势夺人，神行电迈，轻盈飞翔的“天马行空”境界。

　　（Ｅ）雷台汉墓：历史长河中的一座珊瑚礁

　　宇宙间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运动，日月循坏，四季交替，星辰升落，冰轮圆缺，“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正是毛泽东同志对“大道之行”的形象阐述。雷台陵墓，是张江人生的句号，但墓的建造、被盗、开掘过程及其析氏家族昌盛延续，却是遵循动态规律发展的。

　　《辞海》中这样解释“卫国”的演变：始封之君为周武王弟康叔。公元前１１世纪周公平定武庚的反叛后，把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殷民七族分封给他，成为当时大国，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公元前６６０年被翟击败，靠齐的帮助，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从此成为小国。后又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公元前５２４年为魏所灭，在秦的支持下又复国，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从此成秦的附庸。公元前２０９年又为秦所灭。张江家族演变史如下：卫穆公——黑臀（一作背字）——…——析朱……——析宰（张江）——阿那——…析国——析像——……

　　张江在汉明帝拜为“破羌将军”和“武威太守”前，根据墓中四枚两大两小的银印章判断，还在刘秀执政时被拜过“某某将军和”“某某太守”。以图像列入云台２８将之行的开国功臣们，也有以将军或侯的身份代理太守职务的，,如平舒侯杨武将军马成代理天水太守，东光侯东郡太守耿纯等……其它功臣如伏波将军马援，代理陇西太守，冠军将军刘子南，公元６９年也曾代理武威太守……析县起义领袖邓哗被拜为“复汉将军”，于匡被拜为“辅汉将军”，析宰拜将封侯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夺长安，杀王莽功高震主，然而却未跻身于云台２８将之列，原因何在呢？刘玄曾杀了刘秀的哥哥刘绽，大概是三位曾被卷入“更始集团”的缘故吧？《后汉书》对他们的人生结局只字未提。

　　张江陵墓中共出土遗物２３１件，其中铜质器物１７１件，铺地钱２８０００枚以上，至他的曾孙析国在担任广汉太守“卒于官”时，已经“家资二亿”。墓中还出土手持矛、戟、铖等兵器和武士俑１７个，各种背刻“张氏婢”和“张氏奴”的奴婢俑２８个，到析国死后，以展到“家僮八百”。张江习京氏《易》为“图纬”服务，而玄孙析像成蜀地高土，创立了道教一派：并乐善好施，８４岁寿终正寝时“家无余资”言“道家所忌，盈满之咎。”《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皆言析像临终前有预感，便设宴“召集宾客九族”，《中国历史人名大辞典》称其为“西河（望出广汉，西河应为河西）也。《前凉录》云：“姑藏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它的位置众说纷纭，究竟在何处呢？１９７９年，距雷台陵墓正西十二里的航校家属院植树时，发现了块《梁舒、宋华墓表》：“凉故中郎、中督护、公国中尉、晋昌太守、安定乌氏县梁舒，字为仁，夫人，故三府录事、掌军中侯，京兆宋延女名华，字成子，以建元十二年”（３７６年）十一月三十日葬城西十七里（合今１２．４里），杨墓东百步，深五丈。《明统志》说：“姑藏废县，在（凉州）卫东北二里，唐凉州治遗址尚存。”近年业考古工作者在雷台以东确实发现有旧城遗址。《前凉录》记载：“汉未博士敦煌侯瑾谓其门人云：‘后城西泉水当竭，有双阙起其上，与东门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学馆，筑双阙于泉上，与东门正相望。”无独有偶，《水经注·都野泽注》在援引王隐《晋书》中“侯瑾”的预言后也说：“至魏嘉平中，武威太守条茂起学舍，筑阙于此泉。太守填水造起门楼，与学阙相望。泉水徙发，重导于斯，故有灵渊之名也。”武威汉墓专家张保童说：“夯筑雷台封土墓丘需要在约五万立方米粘土，雷台湖（即灵渊池）正是因为掘土而成的。”这是实地勘察后得出的结论，试想：“填水选门楼”的条茂太守难道不借助早已存在的高大且宽广的雷台“起学舍”汉未侯瑾也预测“泉水当竭”，可见“灵渊池”在他生活的生代已经开挖而成。

　　关于侯瑾博士的生卒年月，目前尚有争议。《后汉书·文苑传·侯瑾》说：“又按《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释搞》释“行”是从事、做，这句话的意思，说汉献帝时袁宏所蓍的《汉纪》记载：侯瑾在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以后重新出来工作，写了《皇德传》三十篇，流行在世，试想:一个不熟悉明廷大事的文人能为当朝皇上作传歌颂吗？

　　从侯瑾文学作品写作背景来看，《太平御览》引用了他的《筝赋》……于是《雅》曲既阕，《郑》《卫》仍修。新声顺变，妙弄优游…“这与西汉后期蓍名辞赋家王褒的《洞箫赋》一脉相承，此时大量出现过这种“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正如西汉年著名辞赋家杨雄批评是“童子雕史刻，”无补于规，又“非法度所存”，他力反对“极丽靡之辞赋，闳侈巨行。”班固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辩解说：“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引亦《诗》之讽刺可异。杨雄以为靡丽之辞，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秦雅，不已戏乎！侯瑾的《矫世论》和《应宾难》，杨雄的《解嘲》和班固的《答宾戏》，都受了武帝时东方朔《答案难》的影响。杨雄无心仕进，不荣慕利，自甘淡泊，埋头著述，文中指责统治者用刑罚、诗书礼乐、举士制度来束缚士人，结果是庸夫充斥，奇异之士不见容。他只好采取“默默者存”、“自首者身全”的处世态度。《解嘲》纵横驰说，善为排比，辩锋颇锐利。侯瑾则“作《矮世论》讥切当时，而徙入山中，覃思蓍述，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侯瑾作《皇德传》三十篇，同班彪著《史记》“后传”数十篇情形相似，因不能独立成书，便成了后辈著书的重要基础。后人增补篇目都假托给了“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故云侯君”的侯瑾博士，最典型的《隋书·经籍志》记载破绽百出，一边说《汉皇德传》是３０篇，一边说《汉书德纪》是３０卷，一会儿又说《侯瑾集》仅二卷，试问：三本书都能记载“起光

　　武止冲帝”的皇上历史吧？《宋书》又记《汉皇德传》为２５卷，究竟篇目是多少呢？《释海》释“篇”为“成部蓍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作《孟子》七篇。”《辞海》释“卷”为“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引自胡应麟《少宝山房笔丛》）。所以按《汉记》说“《皇德传》三十篇”合适，证明侯瑾只撰写了东汉初二位左右皇帝的传略，因年事颇高而未竟其志。

　　中国古代建“阴宅”筑“阴宅”选址“依靠”风水学，当代西方称其为“地缘人文学”。俗话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代习俗不但根据“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确定四方有利位置，以求生前“家泰人安”，而且十分重视死后墓葬处所寻找，为子孙积“阴德”，占龙脉，冥冥中保佑后代飞黄腾达。雷台陵墓座落在“东西三里，南北七里”的“卧龙城”西，按风水先生的眼光看，确有“王侯骑卧龙，霸者气象殊”的感觉。侯瑾决非勘察“灵渊池”而预见未来“有双阙起其上”，果真如此士的话将毫无价值可言，其实，他的“内学”是为东汉初统治阶级制造舆论的，观测了高大双阙的非凡气势后，预见灵渊池“中有霸者出焉”才是原意。

　　清代一流学者张澍在《二酉堂丛书·汉皇德传》按语中说侯瑾预言的“霸者”应验在前凉张轨身上。因《前凉录》载“轨以晋室多难，阴图保护西河，追窦融故事。之遇泰之观，投大喜之：霸者之兆。乃求为凉州，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永宁初出为持节护羌校，凉州刺史。”《晋书》卷八六《张轨传》云：“晋昌张越，凉州大族，传言张氏霸凉，自以才力应之。从陇西内史迁梁州刺史。越志在凉州，遂托病归河西，阴图代轨……”张澍《凉州府志备考》和方步和教授主编的《张掖史话》都记载了晋永嘉年间出现的临松石刻“金马张，初祚天也，西方安万年！”二张争霸，张轨得胜，此事证明“金马张”是河西张氏望族中功名赫赫的“开山祖”，就象刘邦开辟刘姓称帝之后，非刘氏不皇的观念便渗透了全国民众的心灵中。西汉未年王莽汉极力宣扬《金篑名单》为王氏掌权制造舆论。赤眉军反攻长安，拥众百万“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后汉书·刘盆子列传》，竟荒唐地推举牧牛娃刘盆子做了皇帝。更始政权灭亡的割据势力遍及全国。“宛人李通等以图纬说光武：‘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后汉书·光武帝纪》）而唯独刘秀握鼎，这与他中兴汉室的口与大有关联。“无风不起浪”，图纬之言虽说玄奥但要民众诚信也决非凭空捏造，恰如《七家后汉书》所载：“明帝永平十三年，曹充秦：‘《尚书璇玑钤》云‘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太序。’帝善之。下诏云：今且改太乐官云《太序乐》，以应图纬”（引自《御览》卷二二九）“金马”一词，是西汉武帝时代产生的特殊辞汇。古代“金”是金属的统称，例如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金人十二”。《汉书．郊祀志》载：“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三辅黄图》言“金马门，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马以铜铸像，立于署门外，因以为名。”班固《两都赋序》说：“（西京）内设金马、石渠。”张衡《西京赋》也有“兰台金马”之说，可以断定“金马张”是类似于“泥有张”、“神笔张”、“神笔马良”、和“铁拐李”等外号，是在武帝和张衡之间铸马驰名的张氏。武则天时期病逝于故乡的武威籍人，凉国公契明碑上刻响名教，蟑联仁组，许史焉可俦，金张莫能匹。“意思是说，契明将军大震名教（即逻辑辑学派）而且世代蟑阳儒教之冠，史家赞许他是“双栖名星”，连驰名的“金张”也不能匹敌。“金马张”究竟是谁呢？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铜器数量之多，铜马质量之高为全国所罕见，尤其“飞马奔雀”被誉为“世界艺术品中的王冠”，有何人能代替墓主张江获此殊荣呢？

　　结束语

　　综上所论，南阳析侯、破羌将军、武威太守兼左骑千人和张掖县长的张江是甘肃武威雷台墓主；对此长达２４年的学术探讨中，有的专家认为墓主是卒于公元１８１年的度辽将军、护匈奴中郎将、武威太守张奂，而史载他祖籍敦煌渊泉，后移居陕西华阴，坟墓并不在武威。也有专家推测是张奂的小儿子张猛，但他却在任武威太守期间杀死了雍州剌史邯鄣商，朝廷派将军韩遂讨伐，张猛自焚于楼。朝廷要犯谁敢盛葬？更有学者判断是宣威侯、破羌将军张绣或汉阳（今甘肃天水）太守张贡，而他们从未担任过“左骑千人”和“张掖长”这两个武威郡特设的官职呀？近年有人抛砖引玉提出“张骏说”史载后凉吕惩办了盗发张骏墓的５０多家人，雷台汉墓为何陪葬品依然甚丰呢？再者“左骑千人”是不见于东汉之前也不见于东汉之后的约六百石官职，前凉国王张骏在相距百年后何兼任？这些所谓“雷台墓主”中，唯独“张江”与墓中记载完全吻合，其余均不能自圆其说。

　　期盼国内外专家斧正拙作，谢谢！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