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和伊丽莎白
一
熊彼特在谈到
二
伊丽莎白本来也是一位经济学家，１９３４年通过论文《英国的贸易统计与经济周期，１６９８—１８２５》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于哈佛对女性的歧视，伊丽莎白没有获得正式的独立研究工作，只能做一些临时性的合作研究。伊丽莎白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熊彼特就是在一次学术活动中与她相识的。后来，熊彼特聘请她做自己的研究助理。当时，熊彼特正在写作《经济周期》，伊丽莎白的主要工作是为他整理图书、搜集材料。
一段时间的工作接触，伊丽莎白对熊彼特的感情由崇拜转化为爱慕。她决定尽全力帮助熊彼特实现他最高的学术理想，为他提供一个经济学家才能提供的学术帮助，通过承担他的非学术负担为他提供一个宁静的学术环境。——她想为熊彼特提供一个稳定、安静、温暖的家。熊彼特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低能儿，只有在母亲和妻子的关照下才能生存下去。到哈佛以后，他住在哈佛大学经济学泰斗陶西格家里，由陶西格的家人为他提供日常生活的服务。虽然陶西格一家对他一直热情周到，而且他和陶西格之间建立了一种儿子和父亲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关怀的关系，可他还是感觉有些不自在，也希望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但是，此时的熊彼特还沉浸在对安妮的怀念中，他对伊丽莎白还有所保留。
在伊丽莎白持续的真情感化下，１９３７年，熊彼特这位“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最终屈服并与她完成了婚礼。从此，熊彼特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家的感觉对熊彼特来说已经很遥远和陌生了。——那还是１１年以前的事了。在这个家里，熊彼特不仅有了一位体贴的妻子，高效的助手，还有一位强大的守护神。伊丽莎白像一面坚实的墙，将熊彼特和世俗世界隔绝开来，可以专心完成他的智力工作。她为他抵挡这个世界，使他远离了全部日常生活负担，为他处理了日常生活的全部细节，使他远离了除智力生活以外的所有事务。因为有了伊丽莎白，熊彼特没有家务劳动、没有电话、没有购物、没有柴氏、没有驾驶、没有货币问题、没有衣物方面的考虑、没有社区事务、没有使他精力分散的干扰。为了熊彼特的学术事业，伊丽莎白牺牲了自己的学术事业。婚后，伊丽莎白虽然还在从事１８世纪英国贸易的研究，后又研究了日本经济史，但她整个生活、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熊彼特的生活和工作上。熊彼特就是她的事业。
婚后，远离都市的伊丽莎白原来的住所“风丘”成为熊彼特重要的工作场所。伊丽莎白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营造出一个安静、秩序的环境，维护着熊彼特的神经和健康。比如，家里唯一的电话放在另外的房间，免得电话铃声打扰熊彼特的思路。一位邻居想要改造车库，改造后的车道靠近熊彼特的书房。伊丽莎白请了律师，在给律师的信件中陈述了反对邻居改造车库的理由：“他过去肩负过许多沉重的负担，面对过许多磨难的情形。因此，他的神经系统多少有些紊乱，除非他能获得长时间的安宁与静谧，否则他无法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ii]后来，邻居放弃了改造车库的计划，熊彼特的安静保住了。熊彼特的一位学生
正是有了伊丽莎白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工作上高效娴熟的协作，——当然，更重要的是伊丽莎白诚挚深厚的爱，——婚后几年是熊彼特中年以后精力最集中，精神最旺盛，研究成果最丰富的时期。他不仅写作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还出版了他一生五大名著中的第二部《经济周期》（１９３９）和第三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１９４２）。另外，熊彼特的最后两部名著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写作的。
三
熊彼特一生最大的心愿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直到他１９５０年因脑溢血去世，他都在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位成功的经济学家。伊丽莎白绝对相信自己的丈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她同时知道，熊彼特的名望还需要通过她的努力来进一步磨砺。在熊彼特离开人世的背景下，她的事业仍然是熊彼特。
１９４２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出版后，熊彼特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分析史》的写作上来。写作过程中，熊彼特不断扩展研究范围，写作任务不断加大。直到逝世，书稿还没有全面完成。留给伊丽莎白的是一个繁重的难题。《经济分析史》写作时间跨度很长，头绪纷繁。而且，熊彼特在几个工作地点从事创作。手稿及相关材料到处放置，书桌里外上下、墙角、纸堆、壁橱、书架上到处都是。手稿的不同部分成熟程度参差不齐。有的部分已经成熟，并完成了打印稿；有的部分同时有几个手稿，需要斟酌取舍；有的部分还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处理，显得粗糙而混乱。部分手稿是德文，需要翻译为英文。伊丽莎白至少花了6个月收集整理材料，又花了2年多时间进行编辑。《经济分析史》的整理编辑工作耗费了伊丽莎白几乎全部的精力。在编辑工作接近结束的1953年，伊丽莎白因劳累和疾病去世。此后，熊彼特的生前好友哈伯勒和里昂剔夫继续完成了最后的审校工作，使得该书得以在１９５４年出版。《经济分析史》是经济思想史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著作，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说，作为“最后的博学多才的大师”，熊彼特“在一个大范围内，对我们学科的分析阶段的历史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最具有建设性的、最具有原创性的、最丰富、最精彩的贡献。”[iv]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伊丽莎白的呕心沥血，这本书的出版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
在编辑出版《经济分析史》的同时，伊丽莎白还花费巨大精力处理了熊彼特的藏书，将其整理并捐赠图书馆。１９５１年，伊丽莎白促成了《社会科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纪念文集的出版；１９５１年，伊丽莎白还编辑出版了熊彼特五大名著之一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伊丽莎白曾经努力推动哈佛大学设立熊彼特纪念馆，没有成功。但她在生前最终成功地促成了旨在推动理论经济学研究的熊彼特奖学金的设立。在伊丽莎白的努力下，通过熊彼特生前好友哈伯勒、里昂剔夫等人的帮助，该奖学金基金于１９５３年成立。伊丽莎白去世时，将她的全部财产大约１５万美元全部捐赠给该基金。
四
经济学的历史上只有约翰．穆勒而没有哈迪，只有马歇尔而没有佩莉，只有熊彼特而没有伊丽莎白。但是，这些卓越经济学家的卓越成就，无一不包含他们背后的伟大女性的贡献。对约翰．穆勒来说，正是因为有了哈迪，才使他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才有了作为经济学历史上第一次综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对马歇尔来说，他的第一部著作《工业经济学》是与佩莉合作的结果，而此后佩莉淡出学术研究为他营造的研究环境是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重要保障；对于熊彼特来说，没有伊丽莎白就很难想像《经济分析史》和《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而没有《经济分析史》和《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熊彼特是不完整的。哈迪可能是幸运的。她早于约翰．穆勒７年去世，给后者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表达他的思念和感激，彰显她的思想和风采。而伊丽莎白，不管在熊彼特生前还是死后，都只是一个沉默的助手、妻子，一个隐形的保护神；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更没有赞美的诗歌和颂扬的文字。她的奉献——将熊彼特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似乎就是她的天职。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年里，伊丽莎白将全部心血投入到熊彼特未竟的事业中，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通常，人们将伊丽莎白的献身理解为她对熊彼特的爱的表示。事实确实如此，但伊丽莎白的贡献不仅仅是成就了熊彼特死后更显赫的名望，更重要的是，她的贡献对经济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伊丽莎白不是献身于熊彼特，而是献身于经济学，献身于科学、思想和真理。熊彼特从来不赞成英国经济学的功利主义传统，“为艺术而艺术”是他终身的信念。伊丽莎白的献身，也没有任何个人的功利。熊彼特由于对经济学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２０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帮助他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的伊丽莎白却没有在熊彼特的任何一部著作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实际上，伊丽莎白也从来没有指望通过熊彼特来获得自己的名望。
在一个物欲横流，个人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为科学献身已经难能可贵，不计名利为科学献身更体现出精神的卓越和崇高。她的精神，值得每一位经济学人敬仰；她的贡献，值得每一位经济学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