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穷庐主人
2007年8月2日的大河报上刊出一篇文章，说文人的类型。初看很有意思，作者把文人简单分为3类，认为中国的文人以司马迁敢于诤言，为真理而宁死不屈者堪当第一；以陈布雷终于悬崖勒马，勇于改正者为第二等；以姚文元长期助纣为虐而执迷不悟者为第三等。文章中，能够入作者法眼的也就这些人；不过作者在行文之初首先说到做人，说到良心，说到品德，我颇赞成此说。
觉得作者还是写的太简单了，不免有失偏颇。我认为，文人是一个泛指，这个概念太广泛了，这个命题也不可能说清楚！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张修林在《谈文人》一文中对“文人”作如下定义：并非写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
文人可能是最暧昧的一个概念。它的所指常常游移不定。在中国古代，文人泛指读书人。但在我的想象里，文人更倾向于指称那种未走进仕途的读书人。中国古代这种文人多多，魏晋诸多名士、唐宋诸多诗人词人，都可以归属文人的范畴。
先说文人的心，当然就是文心！一个没有文心的人决不可能是文人的。
何谓“文心”？“文心”就是人文之心，它是文人艺术家的文化情怀与心灵状态。宋代文人艺术家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这种由高度的文化修养所达到的创作心态，就是文人艺术家的“文心”所在。古人说，人为万物之灵，人可以“为天地立心”，这种“为天地立心”的人文之心，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心”。
文心是质地，才学是外在表现；才，自然有高低，有大小；有才高八斗，也有江郎才尽。还不能说分类，因为文人的上品是文士，只有可以称为文士的文人，才值得品评。“士文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曾指出：“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这是对“士文化”的充分肯定。关于“士”和“士文化”，前人和今人都有论述。以笔者的认识，“士文化”主要是指文士文化。
文人达到一定的层次和水平才能称为“文士”，“文士”不仅要有“文心”，还要有“道心”，既要有才有学，还要有器有识。“文士”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不仅要做到“独善其身”，还要有社会责任感与学人的良知。因此，“士文化”，在古代是一种“先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雅人深致和博大精深的渊源所在。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由士文化所奠造，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无一不是那个时代“士文化”的代表。
文人的分类，首先从最高处说起，自然是国士。“国士无双，无双国士”，国士肯定是文人中的极至；像汉初的韩信、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明末时期的袁崇焕，清康熙之周培公、道光年间的林则徐，相信熟知历史的人都不会有疑义。
以民国时期，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为例子，不妨多说几句。陈布雷也可以称为国士的。
陈布雷，中国浙江慈溪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1920年赴上海，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他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为人谨慎，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
陈作为侍二处主任，规行矩步，清廉自律，至少赢得“清流派”的声誉。他位高权重，找他办事的络绎不绝，甚至请他帮忙开后门的亦不在少数，而陈布雷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在南京工作，则把家安在上海；战时，陈布雷在重庆工作，则把家安在北碚，与夫人王允默及子女常分居两地。。
居住方面，陈设只求简朴、安静，反对张扬、奢侈，重庆美专街一幢两层楼房，既作办公室，又兼卧室，并有一部分房间由侍二处的职员占用。陈的日常生活异常简单。事实上，每餐也就是四菜一汤而已。陈布雷的薪水不算少，但由于子女多，开支大，生活常有拮据之感，就连蒋介石对陈的那种可怜兮兮的样子，都看不过去，曾主动劝他弄一份兼职，并表示可以帮助联系。以蒋的矫情与冷峻，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然陈一概婉拒，最后只同意接受了“中国文化服务社”董事长的兼职，原因是这一兼职没有车马费。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这件事本来就是谜团，岂是一句悬崖勒马，勇于改正就可以草草敷衍的，我极不同意作者的观点；这样的说法太简单，不要忘了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杀，难道也是悬崖勒马，勇于改正的话可以敷衍的，相信没有人会同意这种说法的。所以我更赞同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讲荀彧的精彩片段——
“荀彧是曹操阵营中最重要的谋士，曹操一直把荀彧视作自己的“张良”，而荀彧也确实没有辜负曹操对自己的期望，为曹操出谋划策，竭尽全力。但是后来两人确实闹翻了，荀彧最终忧郁而死。”
“他们是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底线的。在这样一种不能接受的情况下，他就面临着自己命运和道路的选择，怎么办？但是无可选择。他怎么呢？他现在发现曹操不是他能寄予厚望的人了，谁是？刘备是？就算刘备是，他能投奔刘备吗？他这个时候还能投奔刘备吗？不能。那么跟着曹操继续干，越帮助曹操，就是越走向自己愿望的对立面，他越帮助曹操就是越跟自己做对。他现在是不能帮曹操也不能不帮曹操，既不能背叛曹操又不能不背叛曹操，所以我称之为进退失据，而且只有死路一条。何况我们可以想象到荀彧这个时候的内心是非常的痛苦，因为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世界上没有比理想的破灭更让他痛苦的事情了，所以不管他是忧郁而死，还是服毒自杀，他死前一定是非常的痛苦。甚至我怀疑，就是他自己要自杀的。”
所以我觉得荀彧如果是我们当代人的话，他临死之前也许会对曹操唱一首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他确确实实是千万里在追寻着曹操，他二十多岁就来到曹操身边，一直干到五十岁，二十多年跟着曹操出生入死，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但是到了最后两个人翻脸的时候，那个心也是够狠的。但是荀彧没有办法，他没有别的选择，他也找不到自己的同志，因为在朝廷内部和朝廷外面，主张维护汉室的人都是反曹操的；拥戴曹操的人又差不多都是赞成曹操去封魏公、建魏国，甚至后来主张他当皇帝的；属于曹操阵营和曹操关系非常好，又反对曹操这样做的就他一个，所以他下面的那个歌应该也是很正常的：“我今生看来注定要独行，热情早已被你耗尽”，虽然在梦里，曹操曾经是他的唯一。而此刻荀彧却只能一遍一遍地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他只能一遍遍地问，你到底好在哪里？我为什么要追随你？（引自易中天先生品三国）
我觉得不必要再对他们的自杀解释什么了，我认可“情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说法；我更觉得简单的说每一个人都是不负责任的，文人又岂是可以说清楚的？ 国士真正是文人中的上品，也许文人心中都有一个国士梦，然而“江湖有谁知国士，市井容汝做诗人”，所以才有了才士，才有了诗人，许多诗人之所以出类拔萃，正是因为国士的梦不能实现，才有了诗赋悬日月的屈原，才有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李白，其实中国传统的圣贤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人在用舍行藏之间生活着，如果非要论个高低，哪能这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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