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梁漱溟不仅仅是气愤，更多的是心痛。他怎么也弄不明白毛泽东对他的批判，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服气。所以在会议最后一天的发言中，面对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咄咄逼人地说：“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是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你更加尊重；如无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重。” 梁漱溟真够胆大的，竟然要毛泽东有当众承认错误的“雅量”，岂不是非分之想！毛泽东当然不会有这个“雅量”，反而把他又狠狠批评了一顿：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对梁漱溟的批判，宛如巨石入水，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了与会者对梁漱溟激烈的批判，会议中几次出现大哗的场面，十分吓人。不少与会者被梁的这种无视伟大领袖的权威，公开与毛你一句、我一句顶撞的行为激怒了。他们大声呼喊：“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不少人即席发言，斥责梁狂妄之极，反动成性，（只有少数人的发言例外，是为他打圆场的。这例外之中就有何香凝和陈铭枢）要他赶快滚下台来。而梁则站在台上纹丝不动，誓要讨一个公道，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但最后，梁漱溟还是在一片“滚下来”的怒吼中被轰下了讲台。

    现在回头看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未免有点失之于偏颇。老先生一介学者，生就的耿直脾气，受不得一点委屈，在政协会议上要向中国的红太阳讨公道，确实有点目无尊长。但老先生什么时候成了“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了？而且一生一世对人民什么功也没有？毛泽东曾经与梁漱溟有过深交，作为一代伟人，何必与这样一个太过认真的文人斤斤计较呢？其实梁漱溟的要求并不为过，毛泽东就是承认误解了梁漱溟，也不会损害他的任何权威，相反从谏如流的美德还能益发衬托他的伟大。倒是老先生，虽然没有讨得公道，但那种为了明辨是非“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气，却为后人树立了最后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

   幸运的是，尽管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两人的交情从此一笔勾销，但梁漱溟毕竟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与毛泽东有过那么一段交情，加上他后来听从何香凝的劝告，居家读书，认真反省，什么地方都不再去。所以梁漱溟仍然是全国政协委员，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让我不解的是，梁漱溟日后却就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进行了自责。在这件事发生30多年后的1986年，已经94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意味深长地说：“多年来，我一直不愿意细谈这桩事。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我所顾虑的是另一位当事人———毛主席。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批判在后。”我不明白，明明自己没有什么错，老先生为什么要把错误都揽到自己身上如此自责呢？难道是人之将老其言也善了吗？其实这不过是“万岁圣明，臣罪该万死”的老套子罢了。如果这样的话，当时想为共产党贡献意见时，为什么就没有想起魏征对唐太宗说过的一句话:“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毛泽东已经不点名地批评你了，你为什么还要再三要求人家的雅量呢？

   写到这儿，我不禁悲从中来，梁老先生真是太可怜了，不，应该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可怜了。他们“本为圣明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心里对国事充满了太多的看法，想贡献出来使国事有更好的进步。可悲的是，不是找不到诉说的地方，就是诉说了不但丝毫没用，而且还落得个“都是我的错”，穷途末日成了铁定的命运。他们只好一片深情怀念唐太宗与魏征君臣相得的千古佳话了。

    喜谀恶谏本是人类的天性，伟大如毛泽东者，在建国后也免不了犯这样的错误。但如果有谁能克服了这个天性，那么就可能跨入圣人的行列。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

   华盛顿的完美虽然来源于他多年的自觉修炼，但与外界对他的批评监督也密不可分。杰弗逊始终担心总统连任制最终会导致总统终身制，他竭力反对称总统为“大人”、“阁下”，担心此举无意之间会造成不平等现象。他批评华盛顿的第一次总统就职仪式“与共和政体应有的朴素作风不相符合，仿佛是有意要向欧洲宫廷的仪式看齐”。华盛顿62岁的生日那天，首都费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国民公报》发表文章批评这是一种臣民对君主的效忠仪式，是要树立一种有损自由的偶像，“是由建立在腐朽没落的基础上的贵族制和君主制孕育出来的”,珍惜自由的美国人民“决不会使某个人的野心得逞，无论他对这个国家建立过多么大的功劳!”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使华盛顿更加自省、自警、自重。杰弗逊的批评、提醒，使他多次宣布无意于终身任职，并简化了第二次总统就职仪式；报纸的批评使他公开表示反对祝寿活动并更加注重自己的亲民形象。

   我想，如果梁漱溟是一个美国公民，遇到的是华盛顿这样的领导，他的好意批评断不会落到讨公道而被人们痛打“落水狗”的地步。

参考资料：

1、《走上政坛的文化大师》（木易 苏学恕编著）改革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2、《报刊文摘》2007年5月27日

                                                    2007年7月13——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