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共有八个儿子，汉文帝刘桓是其第四子，为人宽厚仁弱，更由于他的生母薄姬出身宫女，没有背景，也不受刘邦宠爱，却因此而幸运地避过了吕后的迫害，并于公元前196年被封为代王。在任代王的十七年中，他恭谨低调，从不参与京城事务。
然而，刘恒连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终于发生了，吕后病亡，诸吕作乱，陈平、周勃等人迅速铲平了诸吕势力，并且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
在当时的情况下，众大臣们在考虑皇位继承人时主要着眼于四个方面：一是血缘关系；二是对平定叛乱的态度；三是其母的家庭背景；四是自身的性格能力。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在当时刘邦八子只剩下刘桓与第八子刘长的情况下，刘桓当然最具备入选为继承人的血统关系；至吕后死时，已为代王十七年之久，也具备了为政的经验，且在为代王期间表现出“仁孝宽厚”，这无疑又为他作为被迎立对象增添了砝码；除了上述诸条件符合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太后家薄氏谨良”，易于控制，加上刘氏宗亲朱虚侯刘章与琅邪王刘泽都极力拥戴代王刘恒为帝，因而共同作出了决定：即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刘桓是幸运的。在他之前，大臣们曾反复权衡，排除了取得皇位后可能对他们不利的少帝、常山王等；以及母族势力强大的其他王子，最后把皇位拱手送给了刘桓。
事实证明，刘桓确是个有为之君，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之一。他即位之后，首先雷厉风行地着手清除诸吕残余势力。即位的当天，即派灌婴与东牟侯刘兴居清除宫殿；杀死吕后所立少帝刘弘及吕后所封梁王、淮阳王与常山王；接着，用亲信控制中央禁卫军和严格宫内保卫；还向全国宣布诸吕罪状和新政权的建立，全国人民大庆五日。接下来采取了一系列依靠与重用刘邦时期的老臣、宿将和尊宠优待刘氏宗亲及诛诸吕有功列侯的举措，迅速稳定了局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刘桓才是西汉实际上的第二代君主，有他之前的所谓三代皇帝其实只是历史匆匆过客，他采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改革前朝弊症方面有很大作为，直接打造了“文景盛世”，使汉统得以顺利传承。
他崇尚节俭，亲自表率。他曾严责各地各级官员要节省，防止扰民。在公元前178年，即文帝即位的第二年，他下诏清点长安的公用马匹，将多余的一律送到驿站使用。文帝在位二十多年，宫殿、皇苑等都是使用以前留下来的，从来不嫌简陋。他本来想造一座供宴游的露台，但看到工匠的预算，要用“百金”，就说道：“这等于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我本来用先帝的宫殿就觉得很奢侈了，露台就不用建了。”后宫所用的衣服器物也因为文帝的监督和表率，没有任何奢侈攀比之风。
他虚心纳谏，知错能改。纠正错判将军魏尚就是一例。魏尚原是云中郡的太守，他爱护将士，多次击败匈奴，使匈奴一直不敢轻易南下。但后来因为在上交的敌人首级时比原来报告的少了六个，文帝一气之下就罢免了他的官职，还判了刑。文帝在一次和郎署长官冯唐聊天时，谈到了赵国有名的将军廉颇。文帝便很高兴地说，如果他能得到向廉颇那样的将军，就不怕匈奴入侵骚扰了。冯唐听了很不以为然，很不客气地说，如果陛下能得到廉颇那样的将军，恐怕也不能很好地重用。文帝听了很生气，就问为什么。冯唐说，廉颇之所以能经常打胜仗，是因为赵王信任他。但现在将军魏尚仅仅因为上交的首级比报告的少了六个，就落得个罢官入狱的结局。所以由此知道就是得到了廉颇那样的将军也不能很好地使用。文帝听了，转怒为喜，同一天就派使者释放了魏尚，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对于敢直言的冯唐也给予了奖赏：提升他做了车骑都尉。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与民休息，鼓励农耕，息兵罢战。文帝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为了劝农耕种，文帝还亲自耕作，以作表率，后来，他还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允许以粮食换爵位，或者用粮食来赎罪。重农最典型的措施还是减轻农民的赋税，在公元前167年，即文帝十三年，文帝宣布免除了农民的租税。为了给重农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国家集中精力进行生产，文帝采取措施解决了南粤赵陀的独立问题，消除了战争。赵陀原是秦始皇时的南海郡的郡尉，即郡的军事属官。西汉初期，刘邦还没有力量征讨，就采取了缓兵之计，封赵陀为南粤王，让他治理当地粤族各部。后来与汉交恶，屡次派兵搔扰边境，汉朝也破坏了赵佗在河北真定的祖先墓，抓了他的族人。赵佗发誓要报仇。文帝命令修好赵陀的祖先墓，又派人抚慰其家族的人。最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礼品出使南粤，告诉赵陀只要他取消帝号，就恢复他南粤王的称号，照旧管理南粤地区。赵陀最后又归顺了汉朝。
他还对秦朝以来的各种残暴的刑罚进行清理，废掉多项不人道的法律。连坐法、肉刑都被废除或改刑，最终达到了减轻刑罚的目的。他废除的还有“诽谤妖言罪”，这一点比明、清直到“文革”实行的文字狱还要先进。当时对于皇帝不能随便议论，更不能有所怨恨，如果触犯，就是犯了“诽谤妖言罪”。百姓不高兴时因为常诅咒天地，这又和“天子”有了联系，百姓因此就犯了“民诅上罪”。文帝将这些罪名予以废除，说这些罪名使大臣们不敢说真话，在上的皇帝也就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这对国家政事是很不利的，无法招贤人纳良才。
文帝在位共二十三年，他开创的稳定局面为此后景帝时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自己也成为一代名君载入史册。
然而，刘恒连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终于发生了，吕后病亡，诸吕作乱，陈平、周勃等人迅速铲平了诸吕势力，并且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
在当时的情况下，众大臣们在考虑皇位继承人时主要着眼于四个方面：一是血缘关系；二是对平定叛乱的态度；三是其母的家庭背景；四是自身的性格能力。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在当时刘邦八子只剩下刘桓与第八子刘长的情况下，刘桓当然最具备入选为继承人的血统关系；至吕后死时，已为代王十七年之久，也具备了为政的经验，且在为代王期间表现出“仁孝宽厚”，这无疑又为他作为被迎立对象增添了砝码；除了上述诸条件符合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太后家薄氏谨良”，易于控制，加上刘氏宗亲朱虚侯刘章与琅邪王刘泽都极力拥戴代王刘恒为帝，因而共同作出了决定：即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刘桓是幸运的。在他之前，大臣们曾反复权衡，排除了取得皇位后可能对他们不利的少帝、常山王等；以及母族势力强大的其他王子，最后把皇位拱手送给了刘桓。
事实证明，刘桓确是个有为之君，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之一。他即位之后，首先雷厉风行地着手清除诸吕残余势力。即位的当天，即派灌婴与东牟侯刘兴居清除宫殿；杀死吕后所立少帝刘弘及吕后所封梁王、淮阳王与常山王；接着，用亲信控制中央禁卫军和严格宫内保卫；还向全国宣布诸吕罪状和新政权的建立，全国人民大庆五日。接下来采取了一系列依靠与重用刘邦时期的老臣、宿将和尊宠优待刘氏宗亲及诛诸吕有功列侯的举措，迅速稳定了局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刘桓才是西汉实际上的第二代君主，有他之前的所谓三代皇帝其实只是历史匆匆过客，他采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改革前朝弊症方面有很大作为，直接打造了“文景盛世”，使汉统得以顺利传承。
他崇尚节俭，亲自表率。他曾严责各地各级官员要节省，防止扰民。在公元前178年，即文帝即位的第二年，他下诏清点长安的公用马匹，将多余的一律送到驿站使用。文帝在位二十多年，宫殿、皇苑等都是使用以前留下来的，从来不嫌简陋。他本来想造一座供宴游的露台，但看到工匠的预算，要用“百金”，就说道：“这等于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我本来用先帝的宫殿就觉得很奢侈了，露台就不用建了。”后宫所用的衣服器物也因为文帝的监督和表率，没有任何奢侈攀比之风。
他虚心纳谏，知错能改。纠正错判将军魏尚就是一例。魏尚原是云中郡的太守，他爱护将士，多次击败匈奴，使匈奴一直不敢轻易南下。但后来因为在上交的敌人首级时比原来报告的少了六个，文帝一气之下就罢免了他的官职，还判了刑。文帝在一次和郎署长官冯唐聊天时，谈到了赵国有名的将军廉颇。文帝便很高兴地说，如果他能得到向廉颇那样的将军，就不怕匈奴入侵骚扰了。冯唐听了很不以为然，很不客气地说，如果陛下能得到廉颇那样的将军，恐怕也不能很好地重用。文帝听了很生气，就问为什么。冯唐说，廉颇之所以能经常打胜仗，是因为赵王信任他。但现在将军魏尚仅仅因为上交的首级比报告的少了六个，就落得个罢官入狱的结局。所以由此知道就是得到了廉颇那样的将军也不能很好地使用。文帝听了，转怒为喜，同一天就派使者释放了魏尚，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对于敢直言的冯唐也给予了奖赏：提升他做了车骑都尉。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与民休息，鼓励农耕，息兵罢战。文帝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为了劝农耕种，文帝还亲自耕作，以作表率，后来，他还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允许以粮食换爵位，或者用粮食来赎罪。重农最典型的措施还是减轻农民的赋税，在公元前167年，即文帝十三年，文帝宣布免除了农民的租税。为了给重农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国家集中精力进行生产，文帝采取措施解决了南粤赵陀的独立问题，消除了战争。赵陀原是秦始皇时的南海郡的郡尉，即郡的军事属官。西汉初期，刘邦还没有力量征讨，就采取了缓兵之计，封赵陀为南粤王，让他治理当地粤族各部。后来与汉交恶，屡次派兵搔扰边境，汉朝也破坏了赵佗在河北真定的祖先墓，抓了他的族人。赵佗发誓要报仇。文帝命令修好赵陀的祖先墓，又派人抚慰其家族的人。最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礼品出使南粤，告诉赵陀只要他取消帝号，就恢复他南粤王的称号，照旧管理南粤地区。赵陀最后又归顺了汉朝。
他还对秦朝以来的各种残暴的刑罚进行清理，废掉多项不人道的法律。连坐法、肉刑都被废除或改刑，最终达到了减轻刑罚的目的。他废除的还有“诽谤妖言罪”，这一点比明、清直到“文革”实行的文字狱还要先进。当时对于皇帝不能随便议论，更不能有所怨恨，如果触犯，就是犯了“诽谤妖言罪”。百姓不高兴时因为常诅咒天地，这又和“天子”有了联系，百姓因此就犯了“民诅上罪”。文帝将这些罪名予以废除，说这些罪名使大臣们不敢说真话，在上的皇帝也就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这对国家政事是很不利的，无法招贤人纳良才。
文帝在位共二十三年，他开创的稳定局面为此后景帝时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自己也成为一代名君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