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仔细审视每一项政策，都会发现，它总是处于“保底”还是“封顶”的博弈选择之中。医疗保险、扶贫低保、贫困生上学、失业救助、经济适用房等等，都是“保底”性的；而累计税率、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案、反暴利法等等，则都属于“封顶”性质的。
    保底还是封顶？这个社会似乎处于矛盾的抉择当中。

    底者，生存权是也。“底”是最基本的人权，保底的思想其实就是一种保障人权的思想，是仁政。一个文明的人类社会才会滋生“保底”的社会政策，并使之合情合理深入人心体现在社会制度政策之中。尽管这样似乎有悖于生物界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但是，只对一部分人的“保底”政策是虚伪的、别有用心的，是靠牺牲一部分人的人权来保障另一部分人的生存权力，本质上依然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在起作用，只不过是以社会和集体的名义行事罢了。
    顶者，发展权是也。“封顶”的思想同样在本质上是反对人权的，是强行剥夺人的发展权力。
    生存权和发展权可以有冲突，但是也可以不冲突，关键在于社会制度的安排。一个社会之所以会放弃“保底”（或者放弃对一部分人的保底），或者推行“封顶”的政策，其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认为生存权与发展权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看到两者也可以和平共处相得益彰。
    对于个体来说，发展权是本能的，是源于进化的。但生存权也是本能的，表现形态却是背离冷酷无情的自然界法则的。发展权和生存权本质是统一的，生存权着眼于当前，而发展权其实就是长远的生存权。如果剥夺了发展权，等于剥夺了人类整体的、长远的生存权力，因为不发展就等于衰亡。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矛盾，不过是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矛盾，但是本质上是统一的。邓总设计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大概是从全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的吧。

    限制个人发展的思想容易导致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产生，这种思想在完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广泛存在。但是，个人主义膨胀又伴随着完全市场经济的鼓吹而膨胀起来了。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发展不单单是一种意愿，还需要有能力，而个体的发展能力却是千差万别的，因此自由发展的结果显而易见是要出现严重的结果差异的。
    要想使得发展权不依靠剥夺他人的生存权而得到保障，办法就是引导发展的方向而不限制其发展的程度。这个发展的方向就是非必要需求领域。

     对于个人发展能力超强的个体，或者对于自认为发展能力超强而自信心膨胀的个体来说，如果没有对弱者的仁爱之心，往往是既反对“封顶”的政策同时反对“保底”的政策。这些人往往认为，弱者之肉就应该是其强者之食，弱者是应该被消灭的。希特勒就认为有些民族是劣等的，不应该存在。
    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盲目地赞美竞争，其实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完全市场化思潮没有看到竞争机制被不适当地引入到生存权领域所带来的非人道的结果。而福利经济学的思想有多少有点过分强调生存权而把生存权扩张到超过生存需求的领域。

    大家之所以对贫富两极分化恐惧，无非是因为生存权的保障被消除了，生命被放到市场上当作商品出卖了。然而，生命可以当作商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差异是否可怕，这要看在那个方面。这其中有两层含义。第一，如果生存权得以保障，人们没有对失去生存的担忧。民不畏死，也就无所畏惧了。所谓“有恃无恐”、“仓中有粮，心中不慌”、“安居乐业”，都是说“保底”所带来的好处的。从这层意义上，保底是发展的基础。
    第二，鉴于价值判断因人而异的主观性，如果每个人发展的方向各不相同，则没有攀比性和竞争性。你喜你的猫，我爱我的狗，回民放牧牛羊，汉民养猪吃肉，萝卜白菜各取所爱，完全可以做到平行的共同“发展”。
    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适居的家，房地产价格尽可以涨到天上去。你凭什么不让人住高楼豪宅和别墅呢？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政府那里领到一分必须的口粮，市场上的粮价也可以涨到天上去，只要有人愿意买就是了。基础教育关乎全民族的未来生存问题，是一个大的保底策略，不可以市场化运作，因此基础教育应该是保底的，面向每一个公民的。但是，如果有人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愿意把精力花费到提升个人“能力”之上，我们也没有理由和必要去限制它，所以他要上MBA、要学习某种“屠龙术”的话，尽可以去学就是了，学费高低也不要去管他。

    生存需求还是发展需求，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所谓的需求的两个层次。说来说去，也就是人类行为规律的两个阶段——层次需求理论。违背这个规律的社会政策，大概是行不通的。惟有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必要需求领域实现“保底”，而在非必要领域不“封顶”，才能做到对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兼顾和双重满足。

    钱皮心中的乌托邦，是保底而不封顶的社会，用“保底”的社会制度为每一个成员造就一只载满淡水食物和救生设施的船，然后让他在大海上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自由地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