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圣人讲“三十而立”，圣人的“而立”风采，我这个无名小辈是无法望其项背的，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了。单说我的同龄人们，职称、房子、票子、位子等人生大事，不少人已经“立”了起来，而我还是一无所有，羡慕也好，惭愧也罢，总之一句话：干着急没办法。当然，我也并非一点未“立”，这全亏了我有一招精神胜利法，“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虽有些自负成分，但三十岁之前，我确是读了不少书，增长了不少见识，对自己生存的世界做了一定的反思。点点滴滴的反思日积月累，加上自己小时候所受的人生苦难，这些在我的头脑中总是挥之不去，遂有了写作的冲动，于是形成了文字，我的杂文写作生涯就正式开始了。在三十岁那年，我的第一篇教育杂文在西安的《教师报》上发表，当时的喜悦和激动在我的记忆深处留下了一种永恒的甜蜜。我总算没有辜负而立之年的期待，总算立起了点小小的东西。由写杂文开始，我又多了一个收获，竟然无意之中窥得了一点历史研究的奥妙，写了近十篇历史随笔（也可以看作是长杂文），居然在全国的一些学术和文学刊物上登了出来。凭借在全国各地发表的几十篇杂文，名不见经传的我居然还被山西省作家协会接纳为会员，成了一名业余作家。可以说，杂文于我功莫大焉。
这几年，我的杂文被人看得多了，也渐渐有了点影响，如去年我写的杂文《北大是世界几流大学》，在《杂文报》刊出后，反响不小，网上对这篇文章的讨论就很多。尤其是我的同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异类，和我关系不错的就苦口婆心地教导开了。有的说，现实就这样，你再写也没用，像个阿Q似的真可怜。有的劝我要当心点，别因为写杂文惹出什么祸事来。有的建议我，写杂文出力不讨好，还不如写点小说、散文，既没人嫌弃，又能出点大名。对这些话，我均一笑置之，我能说什么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的心事岂是人人都能明白得了的！我不能像祥林嫂诉说她可怜的儿子被狼吃掉一样喋喋不休地逢人就讲，不过我心中自有坚定的理念——今生今世，杂文是我精神世界的全部寄托，我的生命将因有了杂文而多姿多彩。
在现在的世界上，总有很多事情不尽如人意，而我不愿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来敷衍塞责，因为这些不尽如人意并非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它关系到龙的传人如何自强不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中华民族从古以来就多灾多难，所谓的太平身盛世，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更多的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浊时乱世。自以为是、因循守旧，苟且偷生、不思进取。让龙的传人尝够了列强的欺凌侮辱；好容易盼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又因科学、民主、自由等思想的缺失，让中国人民又一次尝够了愚昧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时至今日，好容易欣逢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又搭上了WTO的快车，但民族灵魂深处的那种惰性，却使中国改革二十多年，除了经济领域发展较快以外，其他方面很难取得大的突破。可以说，现在正处于中国改革大业的生死存亡之时，前进则兴，后退则使我们很难在世界强国之林立足。在中华民族开创千秋大业之际，我的脑海中经常回响着古代知识分子的豪迈之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因于此，我顿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为国家民族的富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对我这个平凡之人来说，做好本职工作是分内之事，我还应该用自己的所学所思为民族的发展呐喊提醒，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必须要用文学的手段。这其中，小说太间接太冗长，诗歌太朦胧太空灵，散文太主观太情绪，这几种文学样式都不太适合呐喊，而且人们也不乐意多看，而真正能振聋发聩引人深思的文体，当首推杂文。于是我就写杂文，关注世态民情，剖析时代诸弊，反思历史人生，为祖国母亲的健康成长谏言献策，不求振臂一呼力挽狂澜，只愿中国从此能鉴古知今少走弯路。尽管人微言轻，但我一直坚信“位卑未敢忘忧国”才是真正的书生本色，能以此报国，我愿足矣！
我知道，在文学里面，杂文是最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一些大腕名家更认为杂文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想当初，连鲁迅先生写杂文都被时人讥称为“杂感家”。而王实味因为写杂文竟在红色延安送掉了性命，杂文作者的命途多舛由此可见一斑。基于这点，我非常感谢那些劝我别写杂文改行写其它文体的朋友，我能体会到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哀予不幸怒予不争的良苦用心。我之所以一直写杂文而无怨无悔，除了杂文适合我的情性和报国理念之外，通过几年的读书研究，我发现文坛上存在一种有趣的现象，这种发现足以让我写杂文有自豪而充分的理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部分作家的成名始于小说。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以小说开始扬名于文坛，，而稍后的作家如柏扬、王蒙、刘绍棠、李国文、韩石山则更是通过小说跻身于文坛。在文坛上有了一席之地，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使自己的创作更有益于世道人心，取得更上一层楼的进步，作家们到了后来就写开了杂文（或随笔）。鲁迅后期干脆不再写小说，用杂文直接反映生活，，其作品闪烁出的批判精神，现在还无出其右者；巴金作为“五四”时代的最后一位作家，最感动人心的，并非是他的小说，而是晚年写的忏悔之作《随想录》；柏扬先生在台湾三十年，十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写历史（可以说是一种大杂文写作）；我们山西的作家、学者韩石山，靠写小说起家，后来潜心学术研究，写出了《徐志摩传》、《李健吾传》，还写了不少杂文式的评论文字，享有“纵横文坛一剑客”的美誉。李国文的历史随笔写得也很见功力，我手头就有他的几本专著。大作家都是放下小说写杂文、随笔，由此进入创作的收获季节。我一介中学教师，不用走弯路，一下就能走入文学创作的秋天，这该是多么可喜可贺的事情啊!
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写杂文更快乐啊！
这几年，我的杂文被人看得多了，也渐渐有了点影响，如去年我写的杂文《北大是世界几流大学》，在《杂文报》刊出后，反响不小，网上对这篇文章的讨论就很多。尤其是我的同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异类，和我关系不错的就苦口婆心地教导开了。有的说，现实就这样，你再写也没用，像个阿Q似的真可怜。有的劝我要当心点，别因为写杂文惹出什么祸事来。有的建议我，写杂文出力不讨好，还不如写点小说、散文，既没人嫌弃，又能出点大名。对这些话，我均一笑置之，我能说什么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的心事岂是人人都能明白得了的！我不能像祥林嫂诉说她可怜的儿子被狼吃掉一样喋喋不休地逢人就讲，不过我心中自有坚定的理念——今生今世，杂文是我精神世界的全部寄托，我的生命将因有了杂文而多姿多彩。
在现在的世界上，总有很多事情不尽如人意，而我不愿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来敷衍塞责，因为这些不尽如人意并非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它关系到龙的传人如何自强不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中华民族从古以来就多灾多难，所谓的太平身盛世，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更多的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浊时乱世。自以为是、因循守旧，苟且偷生、不思进取。让龙的传人尝够了列强的欺凌侮辱；好容易盼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又因科学、民主、自由等思想的缺失，让中国人民又一次尝够了愚昧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时至今日，好容易欣逢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又搭上了WTO的快车，但民族灵魂深处的那种惰性，却使中国改革二十多年，除了经济领域发展较快以外，其他方面很难取得大的突破。可以说，现在正处于中国改革大业的生死存亡之时，前进则兴，后退则使我们很难在世界强国之林立足。在中华民族开创千秋大业之际，我的脑海中经常回响着古代知识分子的豪迈之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因于此，我顿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为国家民族的富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对我这个平凡之人来说，做好本职工作是分内之事，我还应该用自己的所学所思为民族的发展呐喊提醒，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必须要用文学的手段。这其中，小说太间接太冗长，诗歌太朦胧太空灵，散文太主观太情绪，这几种文学样式都不太适合呐喊，而且人们也不乐意多看，而真正能振聋发聩引人深思的文体，当首推杂文。于是我就写杂文，关注世态民情，剖析时代诸弊，反思历史人生，为祖国母亲的健康成长谏言献策，不求振臂一呼力挽狂澜，只愿中国从此能鉴古知今少走弯路。尽管人微言轻，但我一直坚信“位卑未敢忘忧国”才是真正的书生本色，能以此报国，我愿足矣！
我知道，在文学里面，杂文是最登不上大雅之堂的，一些大腕名家更认为杂文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想当初，连鲁迅先生写杂文都被时人讥称为“杂感家”。而王实味因为写杂文竟在红色延安送掉了性命，杂文作者的命途多舛由此可见一斑。基于这点，我非常感谢那些劝我别写杂文改行写其它文体的朋友，我能体会到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哀予不幸怒予不争的良苦用心。我之所以一直写杂文而无怨无悔，除了杂文适合我的情性和报国理念之外，通过几年的读书研究，我发现文坛上存在一种有趣的现象，这种发现足以让我写杂文有自豪而充分的理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部分作家的成名始于小说。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以小说开始扬名于文坛，，而稍后的作家如柏扬、王蒙、刘绍棠、李国文、韩石山则更是通过小说跻身于文坛。在文坛上有了一席之地，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使自己的创作更有益于世道人心，取得更上一层楼的进步，作家们到了后来就写开了杂文（或随笔）。鲁迅后期干脆不再写小说，用杂文直接反映生活，，其作品闪烁出的批判精神，现在还无出其右者；巴金作为“五四”时代的最后一位作家，最感动人心的，并非是他的小说，而是晚年写的忏悔之作《随想录》；柏扬先生在台湾三十年，十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写历史（可以说是一种大杂文写作）；我们山西的作家、学者韩石山，靠写小说起家，后来潜心学术研究，写出了《徐志摩传》、《李健吾传》，还写了不少杂文式的评论文字，享有“纵横文坛一剑客”的美誉。李国文的历史随笔写得也很见功力，我手头就有他的几本专著。大作家都是放下小说写杂文、随笔，由此进入创作的收获季节。我一介中学教师，不用走弯路，一下就能走入文学创作的秋天，这该是多么可喜可贺的事情啊!
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写杂文更快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