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摇晃晃的安倍政权终于再也苦撑不下去了。9月12日，泪水涟涟的安倍以一种悲情+闪电的方式宣布辞职。盘点这位日本首位战后出生首相不足一年的短暂任期，就象观看一个新车手的首次上路“演出”一样，其中充满了不成熟、莽撞甚至滑稽。
安倍在任期间唯一值得称道的举动大概就是访问中国的行动，此举为僵持数年的中日关系破冰创造了条件，这为他在国内外赢得了不少得分。然而，安倍似乎生怕其对华外交过于友好，于是便给其对华政策披着一件格外刺眼的豪华“外套”——所谓“价值观外交”。在安倍黯然下台之际，其“价值观外交”何去何从，值得我们重新思量。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厘清它的来笼去脉。
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外交”
一年来，安倍政权在日本国内外反复兜售这样一个设想：日本在外交上要特别重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观，要以“价值观外交”来把欧亚大陆外延的东北亚、中亚、高加索、土耳其、中东欧直至波罗的海各国连接成带状，创建“自由与繁荣之弧”，还要加强与欧盟和北约的合作。在不久前访问印度的演讲中，年轻的日本首相热情溢溢地说：“借着日本和印度的结盟，这‘更辽阔的亚洲’将演进成为一个横跨整个太平洋，并涵盖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庞大网络。”参与制定并执行“价值观外交”政策的麻生太郎将这一政策称为在“日美同盟”、“近邻外交”以外的第三外交基轴。
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其实质就是一项针对中国的、致力于围堵中国的外交政策。安倍试图以所谓的“共同价值观”为纽带，形成一个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和中东欧的针对中国的包围圈。安倍的这一“宏伟”构想表明，其所代表的日本右翼政府在表面上不得不对华修好的同时，内心却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战略疑忌和扼制敌对思维。
然而，安倍的这一两手政策玩得一点都不高明，甚至连聪明都算不上。
这种以意识形态挂帅的外交思维，与国际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有人将安倍的“价值观外交”称为“颜色外交”，也就是意识形态挂帅的外交，即按照所谓是否属于西方认可的民主政体而将不同国家划分为两大阵营。这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其发明人美国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已自觉地逐渐淡化这一思维，代之以务实的、理性的对华政策，从而使得中美关系步入“有史以来最好的”（美国务卿赖斯近日语）的局面。因此，美国政府对安倍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反应非常谨慎，赖斯甚至明确地“提醒”日本政府小心这样做会引起中国的不安。其它诸如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都对安倍的热情倡议反应冷淡。这表明，安倍“拾人牙慧”的所谓“价值观外交”，实在是有背国际潮流，自讨没趣。
“价值观外交”在日本国内也遭到舆论反对。包括自民党原副总裁山崎拓在内的许多日本政要都对这一政策予以批评。《朝日新闻》社论发出置问：“不共有价值观的国家又该如何？在日中外交好不容易开始踏上正轨之际，却刻意抛出如此刺激的中国警戒论……与其说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遍价值，还不如说更接近复古的价值观”。
日本舆论的担心还有，在日本千方百计争取中国支持其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会的背景下，在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国的情况下，所谓“价值观外交”对日本国家利益能有什么好处？
无论是国际舆论还是日本国内舆论的批评，都指出一个问题：在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日益密切和深化的当今世界，以所谓“价值观”来左右、掩盖甚至割裂国家之间日益巨大的利益纽带，是否适合时宜？
价值观外交的“价值观错乱”
任何价值观，都不应当违背人类基本的伦理准则，都应当符合普通民众所能理解的常情常理。所谓“价值观外交”与靖国神社、教科书等一系列问题，其实正反映了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价值观错乱”。而这种“价值观错乱”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当前日本国家及民族理性的一种错乱。
这种错乱首先反映在历史观上。美国众议院7月30日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其他国家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议案，这无疑是当着全世界人的面，给了安倍代表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当头一棒。然而，美国主子的这一当头棒喝，并不足以令深陷错误历史观的安倍清醒过来。在8月底访问印度期间，安倍不仅对印度人Radhabinod Pal有关甲级战犯罪名认定的说法断章取义，而且还莫名其妙不辞辛苦地专程去拜访了Pal的儿子，其在内心为甲级战犯辩护的立场昭然若揭。
从十九世纪末迫不急待地要“脱亚入欧”，到后来的军国主义路线和一而再的对外侵略战争，到二战后甘当美国的仆从国，到今天蠢蠢欲动的军国主义阴魂和不识时务的“价值观外交”，可以说，一百多年来日本政治精英实际上一直处于基本价值观和理性的错乱当中难以彻底自拔，而这种错乱的基因已深植于日本民众的认知，造成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在价值观问题的分裂与对立。
试想想，一个缺乏基本的、正常的历史观的国家和民族，其所奉行的价值观又能有多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呢？一个在基本的价值观上无法取信于邻邦的政客，又怎能取信于国际社会呢？由此可见，安倍的所谓“价值观外交”，实在是舍本逐末，作茧自缚。它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幼稚病”。
谁来为“价值观外交”解套？
嘲弄一个因“肠胃混乱”、“身体极度虚弱”而住进医院的黯然下野者，显然没多大意义。真正的问题是，在“安倍后”时代，“价值观错乱”的“价值观外交”将会何去何从呢？
在笔者看来，当今日本整体上看处在一个缺乏政治家——我指的是那种真正具有远见卓识和高强能量的卓越政治家——的时代，正是那些目光短浅的偏执政客们，一面口口声声叫嚣要使日本早日成为“正常国家”，一面却又在靖国神社、教科书等历史问题上坚持玩固立场，使得右倾化思维在其国民当中持续漫延。这种情况的延续，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中韩等近邻，都是不利的。
从目前的情况看，七十一岁的前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有可能战胜麻生太郎，成为安倍的接任者。福田康夫曾于去年六月发表“新福田主义”，强调应以“心与心的交流”为基础，达到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内容可说是其父福田赳夫“福田主义”之延伸。与中国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福田赳夫，曾于一九七七年八月首相任内提出“福田主义”的东亚外交三原则，即：日本绝不成为军事大国，要为世界和平与繁荣贡献；建立心与心交流的信赖关系；以对等立场为东亚和平与繁荣贡献己力。
笔者以为，福田康夫“重视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外交政策”， 有望修正所谓“价值观外交”的负面影响，使中日关系有可能上升到一个新轨道。同时，福田的外交主张亦有可能成为日本在新历史时期迈向“正常国家”的新起点。
但是，由于日本国内右倾阴影根深蒂固，恐怕短期内很难迅速消退。所以，即使福田康夫上台，他的政治能量与魄力有多大，仍有待观察。而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中国，未来恐怕还不得不放宽胸怀与眼量，在所谓“价值观”问题上与众多的“安倍”们作纠缠下去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