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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住房制度
市说新语
大阳
房改一改十八年，已成了轻轻放下不得、但一提起就沉重的话题。到目前为止，最为显性的进展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实物形式的分房，即将推行货币形式分房——也还是分房。既然是分房，就仍旧要按照等级标准，于是又有很多有关“公平”的呼吁。
不过平心而论，有了等级才有制度，在住房上既有了等级而住房又竟不能自己克隆自己，还要花钱来盖，白给“等级”享用，所以才要改革，是之谓住房制度改革，关乎“老本”，关乎“效率”，而不仅仅是“公平”。
现今的中国住房问题，似乎是两大体系，一是“官本位”体系，也就是大部分人所依赖的“分房”体系，官员自有住房等级标准，而不是官儿的公务员乃至普通职工，实际上也在把资历、工龄等等折算成某一级官儿，然后按等级标准分房或等着分房。此外，还有一个“金本位”体系，也就是商品房市场，不认官，只认钱，买房的是“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其中不乏以前等着分房都没戏的“个体户”。不过开发商们不全是“金本位”，也惦记着“官本位”：至少在停止实物分房之前，集团购买力所青睐的是质量又好，地段又好，面积又不至于过分“超标”的房子，由此可见，等级之于住房消费也，泱泱乎大哉。
与一位资深记者朋友聊起住房制度问题，说房子不够分，大抵是因为官儿太多，更不用说还可以把资历、工龄等等折算成某一级官儿，朋友就找出一篇《关于廉价政府》的文章，文中说：
“据有关资料记载，我国汉朝时期全国人口5059万，官员7500人，官民之比为１：７９４５；而唐高宗时，全国人口5822万，官员１３４６５人，官民之比已增加一倍；１：３９２７；元成宗时，全国人口与西汉相差无几，5881万人，官员已增至２２５００人，官民之比为１：２６１３；清康熙时，全国人口2459万，官员２７０００人，官民之比已高达１：９１１。
“我们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据《了望》周刊1992年第36期报道，全国从财政预算支付工资的人……到1991年已增长到3400万人，每年都在以１００多万人的速度递增，如果再加上以工代干和各机关招聘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在内，机关人员总数已临近4000万人。当时全国人口尚不足12亿，权且按12亿计算，我国的官民之比已高达１：３０。真是前无古人！……”
如果能计算出分配给这个庞大官员队伍的住房数量，自然更是前无古人，虽说现在大刀阔斧裁减公务员，但所裁“冗员”的房子是天经地义地收不回来的，因为虽然不是官儿了，等级还在。
与一位资深官员朋友聊起住房制度问题，说房改着实应该考证研究一下历朝官员如何“分房”，这位朋友开玩笑地说：脑袋听屁股的，坐在哪儿想哪儿的事，万一考证出不利于我们分房的历朝故事岂不亏了？不过在房子问题上今人是比古人占便宜。
北京的几大王府自不必说，四合院的建造装修标准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但具体到各品各级官员究竟如何“分房”，尚有待专家赐教。
想起以前闲时读过一本清人笔记小说，书名已记不真切，有一则大体是说某官员候缺外放之苦，其级别似乎是现在的副司局级，夤缘已花费不少，年关已近，又要为租的房子再花掉一笔银子，心中愁苦，类似“发昏章第十二”、“岂不愁杀我也么哥”什么的，只盼放得一处好地方，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什么的。别的不管他，至少这一则中有这样的信息：第一，有了级别也没给他“分房”，抑或他不够资格“分房”；第二，租房的钱全得自己出，至少政府没给补贴，奉禄里似乎已有了“住房含量”（确否，尚希就教于专门研究者）。不过这也证实了那位官员朋友“在住房问题上今人是比古人占便宜”的论断。
又与那位官员朋友开玩笑：叵耐那些封建皇帝也太抠门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怎么让自己的奴才那么惨？那位朋友说：封建皇帝家天下，什么都是他家的，舍不得白白浪费。当时想，要是有研究经济的朋友在场，非把话题引到产权概念、成本概念上去不可。
等级制度之于住房分配，本身似乎并没有问题，不过“官者有其房”已泛化到不是官儿的“衙役”，更泛化到除农民和个体户之外的可折算的“全民皆官”，着实让国库背不起。因此，“杜绝泛化，严肃等级制度”似乎是住房制度的“回归”，这又使人想起“官邸制”，想起当年英相马卓安卸任后必须限期搬出相府的“不尽人情”（确切地说是不尽中国的人情，某报章其时刊载此“花絮”，目之为“人走茶凉”），而咱们的习惯是不管官邸不官邸，来一位大员分一套房子，走一位大员带走一套房子，只有投入而没有回收，这就是比“新房进入旧体制”更为苦恼的问题。可见，“严肃等级制度”本身又有一个如何“严肃”的问题。
(原载于1998年7月16日中华工商时报)
叙事：
房改是1998年影响地产市场的大事件。这篇文字直到现在仍自以为写得不错，如果我也是旧制度的受益者，大概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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