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浙江之后，姐姐杨双和姐夫去了宁波；妹妹杨丹则在杭州寻找工作。可是，现在工作很难找，没有特长、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留给她们的工作，都是最苦、最累、工资最低、城里人最不愿意干的工作。几经辗转和寻觅，今年初，杨丹在杭州智豪贸易公司找了一份卖酒女的工作。

    智豪公司位于杭州市秋涛北路的交运大厦的四楼。所谓卖酒，就是到公司联系好的餐厅或是酒店里，现场把酒推销给来吃饭的客人。这种工作看似轻巧，不用到外面去满世界地跑，也不用一身雨、一身汗地下死力气，姑娘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向客人介绍自己公司经销的酒就可以了。可是，卖酒女做起来却是非常得难。一是因为现在的客人经历得太多，对推销又有着本能得反感；把一种不知名、不知底的酒卖给客人，谈何容易！可能你刚凑上去，还没开口，客人就不耐烦地把你哄走了。然而，公司又明确规定：卖酒员的收入，是按卖酒量来提成的；若酒卖不出去，卖酒员就可能什么报酬也没有。做这种工作，脸皮要厚；别人一拒绝就脸红，别人一给脸色，就赶快逃开的人，做不了这一行。

    丹丹从小就是个烈性子的姑娘，她可不愿用死皮赖脸和死缠烂打的方式，盯着客人卖酒，她抹不开这个面子。可是，客人怎么会送上来呢？硬着头皮、咬着牙，在公司指定的一家酒店里做了三天以后，丹丹就再也没有耐心了。她给公司说：不干了。

    公司对于走马灯式地卖酒员，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办法：每个人来做，签好合同，就要交三百元的服装押金；当时说好，是不做了可以退的。丹丹不做了，跑去要钱。公司说：要过三个月以后，才能来拿。现在的公司规矩可真多，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公司不能变相地向员工收取任何押金的；可是，上有决策、下有对策，有的公司早就练就混的本事了。

    这是今年三月份的事儿，丹丹无奈，只得等到今年的6月30日，过了三个月了，再来拿钱。到了公司里，公司说：7月5号再来吧；不就差几天吗？7月5号，丹丹又去了，这回公司说，财务不在，再过几天吧；无奈，7月10号，丹丹再跑去要钱。这回所有的借口都没有了，公司把伪善的面具全都收了起来，露出了一副流氓腔，说丹丹从来就没有在他们公司做过；当然，也就无所谓退钱了。

    去了几次了，公司不是推就是拖，现在又耍起了赖。丹丹和男友小宣都急了，丹丹有着东北姑娘的烈性，冲着销售部的孙经理，气狠狠地说：“我们今天就是来拿钱的，拿不到钱，你别想走。”。孙经理可是个曾经沧海的主了，对付这些外地的打工仔、打工妹，他有的是办法。他死咬着：“你没有证据证明你在我们这儿做过，我凭什么退你钱？”

    有人可能会想了，丹丹当初进公司，不签合同吗？当初交押金，没有收据吗？都有，在丹丹辞职不干交回服装的时候，她把收据也交给公司了；而合同，又让她给弄丢了，什么凭据也没有了。这本身是个简单事，丹丹去公司要钱那么多次了，公司能忘了她曾经做过几天的事吗？公司本来很容易退这笔押金的，只要丹丹写一个说明，领导一签字，不就行了吗？可是，欲赖租金，何患无词。

    不管丹丹和男友怎么说，那孙经理都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就是不给。丹丹急了，一把抓过孙经理桌子上的手机，说：“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手机。”孙经理冲过来抢，丹丹和她的男友就往外跑。跑出门，两人分了路。
 
    丹丹在这家公司没做几天，也不是在这幢楼里做事情的，她对楼里并不熟悉；她先是跑向了三楼，想让哪个公司帮帮她；可是，没人愿意帮助这个无助又可怜的小姑娘。遭到拒绝之后，她又折回来，被孙经理撞上了。孙经理问她要手机，丹丹问孙要钱；孙经理让她去办公室解决问题。两人从三楼往四楼的公司办公室走，走过楼梯拐弯处的窗口的时候，丹丹又气、又急、又怕，不顾一切地纵身跳了下去。三楼和四楼间的窗户，那多高呀！楼下面是水泥地面，一般情况下，可是九死一生的事；好在楼下有一棵铁树，把姑娘挡了一下，留住了姑娘的一条命。

   丹丹被紧急送往附近的杭州红十字会医院。这一跳，导致姑娘身上有四处骨折，内脏也出血了。人虽然脱离了生命的危险，可是，巨额的医疗费怎么办呢？

   从小就相依为命的姐姐和姐夫，一起从宁波赶来了。想到贫寒的家里无力支付高昂的医药费，丹丹几次拔掉身上的输液管，她不想再活了。姐姐看到妹妹这样绝望，跪下来求妹妹：为了父亲也为了姐姐，妹妹无论如何要活下去。父亲坐了几天的火车，赶来了；家里最值钱的就是乡下那房子了，父亲想，把房子卖了，也得给孩子看病呀。

   丹丹对警方说，有人把她推下了楼；恰巧楼道里有一个监控镜头，那个镜头虽然不能直接看到窗口，但是非常巧的是，镜头对着四楼的电梯口，而电梯口的门框，又恰好可以反射出窗口的部分镜头。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和对现场的分析，判断丹丹是自己跳下楼去的。

    这里就很微妙了。丹丹的想法很容易理解：她拿了孙经理的手机，想要跑开，可是，却被孙经理追上了；孙经理要带她回办公室，原本就孤立无助的小女孩，太知道到了办公室会面临什么了；她很恐惧、很后怕，急中生乱，慌忙中，就从窗口跳了下去；跳楼摔伤之后，她为了让孙经理和公司承担更多的责任，就说是孙经理把她推下去的，这样，孙经理和公司，就要为她的摔伤负主要责任了，就要付赔偿责任了。可是，法律是要讲事实和证据的。

    丹丹姑娘太年轻，阅历也太浅了。她没想过她这一时的冲动，换来的是什么？一个18岁的姑娘，身上四处骨折，加上内脏出血，不知治疗后，会留下什么。自身的重创不说，巨额的医药费，又从哪里来呢？老父亲为了和公司打官司，把家里唯一的住房也卖掉了；但是，警方已经认定是丹丹自己跳楼的了，这样的赔偿，更多地只能是道义上的补偿了。公司已经出了一万五的医药费了，可这离实际的花费，还差得很远。尽管父亲决定不惜代价地打官司，可又能得到法律多少的支持呢？

    我非常同情丹丹姑娘，但又很遗憾。出外打工靠得不完全是体力，还要靠智力。社会上的事情很复杂，有时候也难免会有像这个公司这样阴暗的陷阱。能不能对自己碰到的每一件憋屈的事，都用拼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呢？法律尚且不能完全扼制住违法和犯罪，个人又有多大的能耐，能消除社会的丑恶现象呢？为人处事要有原则，但适应社会也很重要。有时候在权衡利益大小的时候，选择妥协，是人生能屈能伸地必然要求。

   像丹丹这样的姑娘，太单纯、也太幼稚了。也不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跳楼，还有的姑娘，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而跳楼，摔得比丹丹还要惨。一个花季的年龄，一个冲动的想法，一次鲁莽的举动，一次无谓的抗争。丹丹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只能祝愿她尽快地好起来，愿上帝对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多一些慈悲、多一些同情，别让她留下什么后遗症。其他的花季少女和少男们，千万不要去学丹丹的饮鸩止渴行为。你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凭着十八岁的青春年华，人生的路还很漫长，有得是扬眉吐气的机会；三百元算什么？为了这三百元，把一家人的命运都改变了，还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代价太沉重了吧？这个代价值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