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究竟的认知方法:纯粹内视


一种究竟的认知方法:纯粹内视

欧阳君山

   

按:本文是20041224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上报告的开篇部分,简单介绍了我总结和提出的一种不断地透过现象并持续地回到本质的怀疑和认知的法子,由于它“一问直到笃,拆了田螺屋”的追求,我把它叫了一个名字——“纯粹内视”。后来了解到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有一个说法:科学史上,特别是社会科学上,根本性的重大发现,都不是“实践出来的,而是依靠逻辑推导出来的。我很赞同茅老的说法,纯粹内视可以说就是一种紧扣逻辑并深入逻辑的推导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注目礼”思想体系是秉承纯粹内视的结果,是经由纯粹内视发现并建立的,所以思考和批判注目礼思想可能也需要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往深处走。

 

 

 

《东方红——人世真理和人类命运》完成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也提出一种新的认知方法论。“注目礼”思想体系就是秉承这一新认知方法的结果,由于篇幅有限,《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书里面没有交待,这儿简单介绍一下,古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一谈到认知方法,我们通常都会想到归纳和演绎。的确,归纳和演绎是我们认知世界和求索真理的两种主要方法。为什么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会死去呢?因为张三死了,李四死了,王五死了,孔夫子走了,毛主席也走了,于是我们归纳得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我们相信从北京直飞上海要最快、从东京直飞南京也最快、从广州直飞长沙还最快呢?因为我们相信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由此我们演绎得出:从北京直飞上海要最快、从东京直飞南京也最快、从广州直飞长沙还最快。

 

可归纳和演绎都是有缺陷的。演绎的缺陷是在于我们首先就必须贡献信仰,我们并不能证明演绎所秉持的公理或公设,一部分哲学家甚至因为演绎的这个缺陷而走向了先验论,比如柏拉图,再比如莱布尼茨。归纳的缺陷是在于我们永远也难得有信念——这一点已经由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旗帜鲜明地指出,因为归纳依赖于经验,而经验永远是有限的,甚至有可能变动,我们已经看到一千零一只、百万零一只、亿万零一只天鹅是白色的,但我们也不能就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开句玩笑,归纳法尽管可以瞎忙乎,手里面捏的证据是越来越多,以至于堆积如山,但永远也生不出真理的儿子。

 

为解决归纳和演绎的缺陷问题,多少哲学家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最有趣的便是大哲学家康德所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方案。先天综合判断揉合经验性和所谓知性,协调先天与后天,看起来美妙绝伦。其实,这只是康德为欧氏几何所拍的一个哲学马屁。在康德看来,体系宏大、推演严谨的欧氏几何是绝对正确、神圣先验的,他心悦诚服而效马屁之劳。如果康德能够亲见非欧几何的崛起,我认为他是决不会论什么先天综合判断的。这或许也是康德的时代局限性吧!

 

在西方哲学史上,认知方法论的一个真正进步是发生在当代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手里面。波普尔一方面对归纳法不满,他说过,我的观点是:没什么归纳法。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当代哲学家,波普尔更不信仰什么先验论。像康德一样,波普尔事实上也对先验与经验作了一个糅合,区别是在于:波普尔认为人头脑中所有的只是猜测,而不是什么的神圣先验;经验所起的作用也不是证实,而是证伪,人类的认知是一个猜想和试错的过程。这就是波普尔的证伪论,也常被称为试错论。

 

波普尔对证伪论是非常自信的,认为这符合任何人类的认知发展史,自然科学更是从猜想和试错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但波普尔实际上并没有脱离经验论,他只是把经验的作用从证实说成是证伪,如此而已。事实上,证伪论只是换一个说法,权作逻辑上的自我安慰,它太难于操作了。比方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不合常理的猜想:宇宙中存在着不死之人。波普尔怎么证伪呢?要证伪这一个猜想,波普尔就必须打着灯笼找遍全宇宙,这可能吗?波普尔指责证实太易找了,占星术士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为自己的歪理邪说找到形形色色的证据和证实,却不知他所提出的证伪又太难寻了。

 

人类的认知方法能不能超越归纳法和演绎法,甚至也超越证伪论呢?回答是肯定的!纯粹内视或许就能够超越归纳与演绎乃至证伪,那什么是纯粹内视呢?人类的理性精神可分作两种:一种是外视理性,一种是内视理性。所谓纯粹内视,简单地说,就是内视理性之登峰造极。

 

先谈一谈什么是外视理性,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已知到未知,从前提到结论,从公理到定理,从原因到结果,从旧判断到新命题,从单一命题到复合命题,从小范围的判断到大范围的命题,一言以蔽之,外视理性是从有到有:从已有到未有,从前有到后有,从小有到大有,从旧有反新有,从单有到复有,从少有到多有,一切的从有到有的思维形式都属于外视理性,外视理性涵盖了形式逻辑所谈论的演绎和类比,归纳也包括在内。下面的笑话能很好地说明外视理性的特点:

 

在飞机上,一个小伙子和一位老人并排坐着。

“请问,现在几点钟?”

老人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我要是告诉你现在几点仲,你就会向我表示感谢。这样,话匣子一打开,就不容易收场了。再过一会儿,我们就会一道下飞机。在机场上,你就会请我进咖啡馆,我也会请你到我家去做客。我家里有一个小女儿,她长得很漂亮。于是,你就会爱上了她,她也会爱上了你。然后你们就决定结婚。可是,你要知道,我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连手表都没有的穷光蛋。”

 

从一句话引出一大串的话,这就是外视理性。欧氏几何就正是外视理性所构筑的摩天大楼,从5个公设、5个公理和23个概念演绎出467个定理,形式上讲,不正是一句话引出一大串的话吗?

 

外视理性是西方学术的特长,放眼西方学术,从古到今,跳入眼帘的是一座座形式体系的高山,如欧氏平面几何,如牛顿经典力学,如希尔伯特的《几何学基础》,这些都是外视理性所成就,没有外视理性的从有到有,形式体系的建立是不可能的。

 

但外视理性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外视理性必须从有到有,而所谓的“已知有”实质上不是先验的,更不是神圣的,而是假设的。欧氏几何的5个公设、5个公理和23个概念都是假设的,它们虽是已知有,但并没有被证明,这其中就包括后来被非欧几何所否定的第五公设——即平行公设。

 

正是因为存在着假设,注定了外视理性的致命,它尽管可以打造一栋栋的形式体系,但同时也就将这一栋栋的形式体系置于毁于一旦的危险之中。牛顿经典力学假设了所谓的“绝对时空观”,绝对真实的数学时间,就其本质而言,是永远均匀地流逝着,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此之谓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就其本质而言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它从不运动,并且永远不变,此之谓绝对空间。在牛顿当时看来,这似乎是万无一失的。在康德看来,这绝对是万无一失的。但后来相对论的发展证明,麻烦正是出在这个绝对时空观上,它被爱因斯坦给颠覆了。

 

——内视理性来了!外视理性假设、依赖和信仰已知有,内视理性则质疑和推敲已经有,它总是企图把已经有还原为更基本的已经有,就像罗素所提倡的原子主义,要把已知的元素分解成不可分解的原子;也就像奥卡姆的剃刀,假设要尽可能地少,内视理性总是在要求验明正身:这是不是真的已经有呢?它真的就已知吗?“一问直到笃,拆了田螺屋”,内视理性的疑问总是不依不饶,就像一个叫希梅内斯的西班牙诗人一首叫《四月》的诗所描写的:

 

      野莺在杨树梢,

      ——还有呢?

      ——杨树在青天上。

      ——还有呢?

      ——青天在水里。

      ——还有呢?

      ——水在新叶上。

      ——还有呢?

      ——新叶在玟瑰中。

      ——还有呢?

      ——玫瑰在我心上。

      ——还有呢?

      ——我心在你心。

——……

 

中国儒家有一段几乎妇孺尽知的话,这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段话所反映的逻辑精神即内视理性,从形式一看就知,它正是把问题还原到更基本的层面、还原为更基本的元素的努力。

 

西方学术也充满内视理性之光,如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所主张的“怀疑一切”:“我们要怀疑我们一向认为最确定的其他事物,甚至于怀疑数学的解证,以及我们一向认为自明的那些原理。”对所谓的自明原理再行质疑和推敲,这当然是内视理性。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四假相说”要求对一切先入之见一一怀疑,这也属于典型的内视理性。

 

但,在西方思想史上,给人以最深刻的内视印象的哲学方法不是笛卡尔的“怀疑一切”,也不是培根的“四假相说”,而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还原”!事实上,笛卡尔和培根虽然大讲怀疑一切,但他们所谓的怀疑一切泛滥无归,没有具体的操作性。怎么办?现象学的还原横空出世!

 

“一点真疑不间断,打破沙锅问到底”,一言以蔽之,所谓现象学的还原,也就是具体的打破沙锅法。步步为营,直捣黄龙,现象学的还原最重要的操作是所谓的“加括号”,也就是把一切已知有的按层次分阶段地挂起来,从而使人一步接一步地摆脱先入之见,最后让“事物本身”自我暴露,不亦快哉!

 

现象学的还原的确是很酷很酷的内视理性,但这一切都还不是纯粹内视,鉴于刚才所表述的东西已经能让人有所印象,暂时不再对纯粹内视作更深的表述,免得喧宾夺主,毕竟今天的主题是“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可以在这里提示一句,纯粹内视是真正把怀疑进行到底、真正寻根究底、真正打破沙锅的认知方法,它最后实现了自我解释——众所周知,自我解释可是一般的形式体系做不到的,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已经指出这一点。(这在“注目礼争夺战”中最后表现为“我”笑退江湖,不再以别人的注目礼为转移,反而可以向别人慷慨致注目礼。)

 

要申明的是,内视理性这样一种认知方法对于廓清一些重大理论争议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前不久,又参加了一次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讨。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蔡继明先生在会上说到:马克思《资本论》及其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是投入最多,产出最少,再给一百年时间,也研讨不出个结果来。对教授这一说法,颇有同感,从天津南开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到国家教育部社科中心,参加过好多次的劳动价值论研讨会,那情形都是公公说公公有理,婆婆说婆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马克思主义真理在握。

 

这是为什么呢?个人看来,重要的原因就是学者们在一些枝枝节节上争论,而没有还原到问题的本体或者说基本面,比如马克思当年为什么提出劳动价值论,他所依据的是什么事实,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是否可行,这一问题能不能还原为更基本的问题。这样一思考,就能够避免那些纷纭不清的唇枪舌剑。可以肯定,一个人特别是一个致力于学术的人,在前人的学术积累已经浩如烟海的今天,如果不善于用内视理性来从事学术,就最容易被一些支零破碎的虚假问题所迷惑、所纠缠、所消耗,折腾大半辈子,最后不幸地沦落为顽固的学究,仿佛石头一般,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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